后世人称宋朝为“弱宋” 宋朝的弱到底在什么地方
【千问解读】
后世人称宋代为“弱宋”，是因为宋代无论从领土版图、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相比中国封建史上的王朝都是相对较弱的，唯有文化领域拿得出手。
第一，从疆域版图看宋代之“弱”，闭塞环境不利于宋代发展; 宋代疆域才460万平方公里左右，仅仅比刚一统的疆土多100万平方公里，远远逊色于历朝历代。
请看下图： 与宋代接壤的辽国、、、大理多个政权并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代所谓的一统也是一统了中原大部分区域，并非完全的，从未收复过开始属于中国的、归附的吐蕃、以及北方部分区域。
由于陆地上的闭塞环境，促使宋代全力发展海洋贸易，开创海上。
惋惜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了，靠海外贸易强国的宋代却无力面对陆地上的威胁，遗憾败北。
这个与木桶原理是一致的，最短的那根木板往往决定了能量大小。
第二，从军事力量看宋代之“弱”，压制武将的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再次分裂割据，通过“”的方式，定下了宋代开国后对武将的态度。
虽然避免了流血事件，将兵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稳固了皇权，但是也造成了一批卓越的武将离开大军，导致国家军事实力急速下降，无法与北方强势的辽国相抗衡。
武将长期离开大军，造成战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恶性循环，成为军事实力衰弱的一大硬伤。
再有一个就是，“杯酒释兵权”中赵匡胤许以武将高官厚禄，为后来几代的贪污腐化埋下巨大隐患，极大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第三，从经济发展看宋代之“弱”，富裕官员贫穷百姓，积贫积弱。
宋代的经济发展看《清明上河图》，无论是手工业繁荣发展，还是航海技术、商品经济堪称古代巅峰，王朝之初国家富裕，百姓小康的日子自然是有的。
可是到后来，由于军事力量严重薄弱，“富足”反倒成了北方南下劫掠的理由。
好比今天所提倡的强军强国，国防力量是守土卫疆的保证，在宋代对外战事中，从来都是败多胜少，尤其是到中后期，割地赔款、岁岁纳贡，屈辱至极，王朝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风光。
宋代战败赔款，很大一部分都是从百姓手中征收的重税，百姓积贫积弱越发严重。
犹记得变法的目的，其中一条就是想要从根本上改善北宋的困局，理想很美好，最终因为保守派的反击沦为表面功夫，以失败告终。
总而言之，宋代被成为“弱宋”的原因在于： 1、疆域困局，被重重包围; 2、重文轻武，限制军事力量发展; 3、对外割地赔款，百姓积贫积弱; 此外，还有唯唯诺诺、苟且偷安的、主和派的大臣等等也是关键因素。
一国之君都立不起来，动不动赔款、纳贡、割地、和亲，国家如何能兴旺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虽弱，却是中国火器(霹雳炮、震天雷等)走上历史舞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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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宋朝包青天不可能有尚方宝剑
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秦汉时期说起。
“尚方”是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名。
由于“尚方”所制的宝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
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
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以尚方剑为名，象征专断权力，并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开始于。
据《》记载，在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命尚方铸宝剑以赐”。
此时的“尚方宝剑”虽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始于。
据《》记载，万历20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胜。
自此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做法开始逐渐频繁起来。
直至17年，进军山西时，还演出了一场赐尚方剑的闹剧。
“尚方宝剑”反映出的是一种人治观念。
纵观历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民思想中的象征物，在明朝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
真实的包青天生活在，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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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发生大火灾是怎么回事？官员为什么要引咎辞职?
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
在，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
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
制订于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
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
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
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
”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有人说了，法条是法条，实际执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举几个例子啊?好吧，我们就以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
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
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
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
刘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
”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又有人要问：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
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
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
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或者灾害太严重时，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
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
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
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指谪刘太后，因为发生大灾，宰相请辞，以表示负政治责任，乃是宋朝的惯例。
我们以宋仁朝为例，来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皇祐元年(1049)，宰相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
宝元元年(1038)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连上数疏，弹劾宰相、，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
有意思的是，后来朝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神宗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
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面对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
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
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
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
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
”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其实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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