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解析清朝之：鸦片战争与晚清财政的关系
有人说用人不当，有人说双方
【千问解读】
有人说用人不当，有人说双方的武器有“代差”。
除了这些，在经济层面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呢？战前，中国和英国因鸦片走私与反走私发生了激烈碰撞，鸦片不是一个经济命题，鸦片走私也不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里面包含着道德的因素，触动的是民族尊严的底线，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认为打这一仗不必担心，大清国不可能失败。
作出这种判断并不奇怪，因为只从数字上看的话，中国与英国不仅面积、人口等体量不在一个等级上，而且军力相差也很“悬殊”：不是中国相差“悬殊”，而是英国。
先看看清军的规模：其主体是兵和绿营兵，以后又设防军，主要是乡勇，尚不构成战斗力。
八旗兵约有20万人，绿营兵的人数各朝不定，朝有66万人，鸦片战争前也在6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不算乡勇常备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人，为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常备军。
再来看看英军：其主体包括正规军和国民军，正规军约14万人，国民军约6万人，总兵力20万人左右。
英国与中国相距4个时区，近8000公里，是你打上门来，我在家门口作战，“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地”，谁优谁劣似乎不战已有结论。
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对战争结果持乐观态度，但他们不了解此时世界军事发展的巨大变革，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早已过时，先进的枪炮舰船、效率更高的通信手段以及科学的指挥体系才是决定战斗力的关键。
以火药技术为例，它虽然是中国的“”之一，但其最先进的研究和制造工艺却正被西方引领。
19世纪，英国依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可以对火药的原料进行精细加工，研发了最科学的配比，用粉碎机、搅拌机、磨光机等机器将火药制造成枪用、炮用等不同形态，又研制出高爆炸药和硝化甘油，与传统火药有了质的区别。
英军虽然人数不多，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滑膛枪、来复枪，舰船也由风帆驱动实现了蒸汽驱动，由木质舰船升级为铁甲战船，装备了可以旋转的装甲炮塔。
英国海军配备的战列舰长约100米，排水量近2000吨，安装有74门火炮，又称“74炮战列舰”，而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不过11丈，约合33米，排水量只有300多吨，载炮10余门。
清朝没有警察，绿营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水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水上警察”，清军不仅舰炮落后、数量少，而且官兵配备的武器也很差，“刀矛弩矢”还在大量使用。
摸清了这些底细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战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说：“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能执行成功。
”难道清政府不重视军备吗？恰恰相反，军费向来是清朝财政的第一大支出项目，曾在臣下奏章上批示：“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
”据龚泽琪《中国古代军事经济史》，清朝常例军费“占其岁出大半”，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左右，而兵饷一项就超过2000万两，其次是王公官俸和各省留支，后二者相加不过数百万两而已。
但2000多万两的军费对应80多万常备军仍然太少了，简单平均一下，官兵人均不足25两，嘉庆、道光年间米价在每石2两左右，一个九品官的年俸是33两，因而这点军费只能算“人头费”和维持费用，别说建造新式战舰，就连置办几件像样的武器也常常捉襟见肘。
根据《清实录》等史料记载，顺治九年（1652）朝廷岁入2428万两，二十四年（1685）岁入3123万两，三年（1725）岁入3585万两，乾隆十八年（1753）岁入4069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岁入4013万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岁入3714万两，以上各朝财政收入虽有增减，但200年间大体维持在一个水平上。
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这与清朝财政收入的结构有关。
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项目，其中与土地相关的地丁一项通常占到2/3左右。
土地的面积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税率没有大的改变，这项收入自然相对稳定，这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国家财政的特点，不仅清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也基本维持着这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作为也十分有限，财政支出只能保障兵费、官俸、皇室支出以及赈济等几项，财政支出的余地十分有限，遇到对内对外战争只能采取临时性的加税、捐纳等手段予以筹办。
财政支出的维持性决定了军费与军备的维持性，即使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是国家的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府除了保护人民安全、协调内部矛盾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保护国家的领土与主权。
要履行好这些使命，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律的措施都必不可少，而财政通常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财政不能仅以维持政府运转为目的，它还有配置资源、调节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
当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国家和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时，中国还处在2000多年前就已确立的封建统治框架之下。
或许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所面临的对手还是那些试图改朝换代的人，不管这些人来自陆地还是海上，对付他们的手段还是千百年来的那些习惯做法，至于经济战、贸易战和金融战，这些都是无法想像的。
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里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思想的巨大差异，这两个国家，一个完成了近代化的改造，一个还生活在1000年前，双方的差异由表及里再由里及表，把各自的综合实力早已框定在了不同的等量级上。
道光十九年（1839）6月3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的鸦片，23天里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约相当于外国商人向中国整整一年的鸦片走私量。
道光二十年（1940）6月21日，首支英国舰队到达珠江口。
8月，侵华英军舰队基本组成，包括16艘战舰和4000多军人，后来英军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有战舰25艘和1.9万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4省的总兵力不少于20万，还有从各省陆续调来的兵力，在人数上清军占有绝对优势。
但在交手中清军发现英军的舰炮实在太犀利，直接在海上交手等于送死，于是被迫改为在陆地要塞上坚守。
敌强我弱，防守固然是对的，但由此更加暴露了清军的弱项：由于被动防守，无法预知敌人进攻的重点，清军只得处处设防，结果兵力的优势不存在了。
直到这时，道光皇帝还不相信会打不过英国人，所以他急令各省向沿海增兵。
调兵令下达后，安徽、河南、湖北甚至陕西等省均派出大批军队赴沿海，总兵力多达6、7万人，人数不少，但在交通、通讯和指挥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顺利到达指定位置、形成战斗力显得十分费时费力。
结果是，这些援军并没怎么发挥作用，大笔因移防而新产生的军费又摆在了道光皇帝的御案上。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始终处在摇摆之中，一会儿禁烟，一会儿又派人议和；一会儿调兵增援，一会儿又急令撤防。
往往是战事紧张起来就增人死守，战事稍微缓和就下令撤防，为此贻误过不少军情。
但也不能怪道光皇帝“瞎指挥”，财政紧张是其不敢大举增兵又急于撤防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光皇帝的父亲在位时，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曾额外花费了2亿两军费，对年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的政府来说，这几乎是一笔承受不起的负担。
为筹措经费，嘉庆皇帝甚至采取了捐纳的办法，即允许捐款买官，京官花钱可捐到郎中，相当于“司局级”；地方上可捐到道台，相当于“地市级”。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统计，嘉庆九年（1804）全国捐纳银两1083.5万，户部财政收入不全是银两，另外还有制钱，当年户部的银两总收入是1377.1万，捐纳占了其中的76.7%。
财政困难，想临时增加收入又难上加难，道光皇帝忽战忽和、忽打忽撤，原因就容易理解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等5处通商口岸，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其中 600万两赔偿鸦片损失，300万两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两为英军此战的军费。
道光皇帝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一方面恐怕是觉得打不过，另一方面可能也觉得打不起，2100万两只相当于镇压“白莲教”花费的1/10，这些洋人比“白莲教”可怕多了，如果赔点儿钱能“消灾”的话，为什么不接受？账当然不能这么算，一个国家真正强大，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又离不开坚实的财政保障。
在这种“维持型”财政体制下，晚清即使再出几位“唐宗宋祖”也无法带领人民实现富强，更无法带领国家走向强盛，而只能任人欺凌和宰割。
有人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道光皇帝任用了耆善等投降派、贬谪了林则徐等主战派，如果放手去打还是有取胜把握的。
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些糊涂，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清政府在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上的陈旧与落后，没有看到因为长期的落后与封闭，表面庞大的大清帝国早已无比孱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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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清朝的毁灭是否与迷信有关？
只因为闭关锁国导致国家的停滞不前进，被现代华的科技打败，有的认为是当时的统治者自以为是的强国心理作用，固步自封，不愿意改变。
甚至有的认为是因为“风水”的关系。
今天kk历史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在民间关于清朝灭亡是因为风水的原因是有怎样的说法。
永陵宝地 祖坟葬于龙脉之地是否就能辈辈当，这个不得而知。
不过清王朝非常看重风水，每一座陵园选址都是经过钦天监地理官员测量，这既是对祖先的敬重，也是一种祈福方式。
在今沈阳，有三座陵寝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是的福陵、清太宗的昭陵和肇、兴、景、显四祖的永陵，并称“关外三陵”。
在这三座陵寝中，清永陵被誉为“关外第一陵”，是大清皇帝爱新觉族的祖陵，也是关于龙脉传说较多的陵寝。
网络配图 前文已提到，清永陵是清皇室的祖陵，位居清初盛京三陵之首。
始建于明年间。
初称兴京陵，十六年(1659年)，改兴京陵为永陵，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这里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和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以及他们的福晋。
顺治五年福临追封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福满为“兴祖直皇帝”，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
并追封礼敦为武功郡王，塔察篇古为恪恭贝勒。
民间流传，满人能入关，爱新觉罗氏能坐拥天下，都和祖坟——永陵的风水有着最千丝万缕的关系。
永陵背靠运山，前朝烟筒山，左有青龙之首，右有白虎之尾，因此，永陵之龙，形势俱佳，有万乘之尊之势。
再加上苏子河如一条玉带一般缠绕其中，波光潋滟，二道河、错草河、苏子河三条河流形成“三水入库”(“库”意为“墓”)之势，实乃天下难得的风水宝地。
令人称奇的是，启运山上有十二个山头，“青龙，白虎，近案”这些山距永陵都是十二里，龙须水(苏子河)流经此地长度正好也是十二里，另外永陵的风水地势所有的数据都与十二相吻合。
这似乎与清朝共产生十二代皇帝有某种玄妙的联系。
更让人觉得离奇的是永陵后山有十二山峰，后人评说为：山峰高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长，山峰低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越短。
在这十二山峰中，中间的三个山峰最高，正好与顺治、、时期之鼎盛正相对应。
从帝以后，清朝逐渐衰落，到最后一个山峰隐约难见，几乎不能称其为峰，被民间解释为第十二个皇帝溥仪成了末代皇帝、亡国之君，就是证明。
回顾清朝历史，居然一一对应。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这一切都给龙脉之说涂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
也许天命说和风水说只是为渲染皇权色彩，但是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写下了不能磨灭的一笔，并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网络配图 福陵佑清 努尔哈赤是清史中一位传奇人物，他虽未称帝，却是满洲的先祖，大清开国皇帝的父亲。
他的陵寝位于沈阳城东的天柱山上，俗称“东陵”，初建时称“太祖陵”、“先汗陵”，后定陵号为“福陵”。
福陵论名气不如永陵，论规模不如昭陵，但是，它却是“关外三陵”中唯一一座完全按照风水学原理所选择的墓址。
相传，在努尔哈赤驾崩后，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称帝，皇太极四处派人寻找埋葬“龙体”的“吉壤”。
过了许久，仍旧未能如愿找到一块称心如意的“风水宝地”。
一日，他路过一处山麓，登顶观望，见一条长蛇和一只雉鸡正在嬉戏争斗。
发现有人后，雉鸡立刻展翅飞上，长蛇则化为一条光柱直冲天际。
皇太极很是好奇，于是问身边随行的大臣：“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竟然能够出现如此奇妙的幻象。
”大臣回答：“此地在时被称作东牟山，老百姓叫它石嘴山。
先王当年在此地与明军曾经交战，随后又将此地命名为天柱山。
” 如此详尽的一番解答，让皇太极大为惊喜，随即他脑子里面萌生出了一个念头，便道：“游龙戏凤之地必为福地，想来乃是天造吉壤。
而太祖也早有意愿，他将此山命名为天柱，所谓的天柱乃是古代神话中的擎天柱。
想必这一处吉壤作为太祖的万年吉地，足可保我大清江山稳固、万世不绝。
”网络配图 据《盛京通志》记载：“福陵，近则浑河其前，辉山、兴隆岭峙其后，远则发源长白，俯临沧海，王气所钟也。
”也就是说，福陵背靠辉山、兴隆岭，前临浑河。
(浑河古称沈水，山南水北为阳，沈阳之名的意思即是在沈水之北)按古代堪舆大师选择陵址，“风水”要前有沼(河)，后有靠(山)的标准，福陵确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地。
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为大清建国奠定了基础。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正应了龙脉之说，起于天池而终于奉天。
努尔哈赤的成就和气魄是很多帝王都不能企及的，他死后，子孙也把他葬在了奉天的旁边，希望他用的气度守卫满洲龙脉，永葆大清江山。
后来，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不能不说也归功于这条龙脉的庇护。
清朝历代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下令封禁边关，保护龙兴之地。
时至近代，清廷迫于压力废除柳条边关，开发东北，此后几十年内清朝便走至终点。
所以，龙脉被扰之说，未必就是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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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燕昭王之后的燕国到底有多弱？
但起初战国并不是指一个时代，是单纯地指相互攻伐的诸侯国。
而在东周后期就出现了战国的概念，如《尉缭子·兵教下篇》中记载：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了西汉初期，战国的含义还并未发生变化，如《·匈奴列传》中记载：冠带战国七，而边于匈奴。
西汉刘向整理皇宫藏书时，发现了《国策》、《国事》等书，根据这些书中的内容重新校订，汇编33篇，而成《》一书，此时战国作为一个时代，才正式沿用下来，直到现在。
刘向汇编的《战国策》在流传中有很多内容被丢失，到了北宋时期已丢失11篇，后来北宋文学家不遗余力，才又重新凑足33篇，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战国策》了。
《战国策》记载的史事，上从公元前490年智氏灭、，下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华夏之后，燕国以筑刺杀秦王政为止，共计270余年。
既然《战国策》的结尾是燕国，那么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存在感并不高的七雄之一了。
燕国，最被人熟知的君主，莫过于燕昭王了，因为孱弱的燕国在他手中曾强极一时，但燕昭王之国就换了一副模样，不思自我图强，总想着。
那么燕昭王之后的燕国有多弱?被坑杀40余万士兵后，还能迫其割地。
而让燕国栽跟头的是老将，有人说廉颇位列四大名将有水分?其实并没有，因为就是他曾带领差点灭了燕国，挽救了赵国。
秦赵正酣，燕国坐上了小板凳。
秦赵长平之战，不仅仅只是秦赵之间的决战，而是决定了整个战国局势的走向，在此之前，秦国对于山东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至少赵国还能和秦国相抗衡，但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秦国俨然已经一家独大。
那么长平之战时，山东其余诸侯都在做什么呢，毫无疑问，它们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都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
作为赵国世仇的燕国，自然也是搬起了小板凳，看起了热闹，相比较其余诸侯或多或少的犹犹豫豫，燕国则看热闹不嫌事大，两军对垒，燕国并没有想着会，毕竟对于燕国来说，秦国离自己远着呢。
燕国为何会与赵国有世仇呢?其实还是因为赵国动不动就会拿燕国出气，当秦国占领了赵国的城池，赵国就会去攻占燕国的城池，毕竟秦国不好对付，但燕国是软柿子嘛，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燕赵之间更是动不动就开打。
赵国损失40余万青壮年，燕国打起了歪主意。
长平之战前期，秦赵双方对阵的将领是秦国王齕和赵国廉颇，双方交战了数次，结果廉颇被打的节节败退，随后转攻为守，意图和秦国打持久战，在当时而言，秦赵都不适合打持久战，因为这等规模的战争，对于粮草的需求太大了。
据后世史学家推论，秦赵双方在这次战争中投入了近百万的兵力，根据《居延汉简》记载，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口粮大约3石3斗左右，按照当时的标准计算，三石三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9斤左右，也就是说每天一个士兵需要大约三斤的粟米，那么长平之战时，一天消耗的粮食大约就有三百万斤之多。
这样惊人的数字，在当时其实已经能拖垮一个国家了，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速战速决成为了双方都迫切需要的打法。
战争的结果是秦国惨胜，赵国40余万青壮年被坑杀，随赵又发生了邯郸之战，赵国几乎被打残，但并未被灭国，此时最开心的并不是秦国，也不是劫后未死的赵国，而是坐在小板凳上的燕国，因为燕国打起了歪主意。
燕国趁火打击，廉颇挑起大梁。
燕国想到的歪主意是什么呢，是趁火打劫，常言道：趁其病要其命，燕国也正是这样想的，于是派出栗腹借祝寿为由，试探赵国虚实，结果栗腹汇报说，赵国可打(《战国策》记载：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
燕王一听大喜，随即出兵60万伐赵，尽管此时有乐间劝阻说赵国不可打，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于燕国的进攻，赵王忧心忡忡，但兵来必须将挡，赵王又启用了老将廉颇，让他和乐乘一起迎敌。
结果，廉颇不负众望，带领着老弱幼等组成的军团，打的栗腹满地找牙，不仅杀死了他，还一鼓作气直接包围了燕国的国都蓟城，逼的燕王割让五座城池，廉颇才退兵。
这场战中，廉颇大败燕军之后，并没有像那样坑杀几十万人，而是只杀死了始作俑者栗腹就作罢了，这或许就是廉颇的”仁“，如果此战换做白起来打，估计战国时期的冤魂又会徒增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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