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结局官吏问题的

初期，朱元璋是如何解决官吏养问题的? 朱元璋重视孝道，不仅是发挥“孝”作为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面控制天下臣民，还将孝道的观念融入其治国理念之中，采取相应措施将其推行于天下，体现为推行老人制度和官吏移亲就养政策，族表忠孝和开设养济院等。

司法中的孝治 朱元璋以法度废弛而招致灭亡为鉴，格外重视修订法律的相关事宜，亲自率领群臣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包括有《大明令》、《大明律》和其亲自编订的四部《御制大浩》等等。

朱元璋认为“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法律是用来防范民众犯上作乱和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伦理道德是依靠民众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的，其本身不具备任何惩罚性;法律则是君主借助国家为依托制定的相关条文，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违反条例的人可以采取相关的惩罚措施。

以孝入律 《大明律》是一部一统的刑法典，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从草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年，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改变了唐宋法律以内容分为十二篇的结构，仅保留“名例”列于律首，按吏、户、礼、兵、刑、工作为律名。

相较于唐律而言，其条目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对于涉及伦理关系的犯罪降低处罚程度，普遍加重对涉及国家、社会秩序等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罚。

同时，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将孝道观念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孝道的实施，同时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惩处。

《大明律》中最为严重的罪行被归纳为十恶，是指危害江山社程、毁坏宗庙建筑、叛国、谋杀官吏、谋杀父母等的罪行，而其中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条的内容与孝道有关。

恶逆是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家族的血亲长辈。

不睦是谋杀或犯卖绍麻以上亲属，殴打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亲属。

不孝是指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或家族长辈;祖父母和父母在世时，瓜分家产;父母去世时，子女有嫁娶事宜;祖父母或父母的丧事，隐匿不报;假称祖父母或父母去世等行为。

内乱是与小功以上亲属、亲父祖的妾室通奸。

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条直接涉及到惩治对祖父母、父母或是直系血缘亲属的不敬行为，或是有损其躯体甚至是其生命的行为。

内乱是指血缘亲属或与长辈妾室私通的行为。

将悖逆孝道的行为与叛国谋逆的重罪共同放入十恶条，足见朱元璋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孝道是以子女赡养父母为核心内容，故而相关法律条文多是围绕户律、礼律和刑律三部分。

在《户律·婚姻》中列举以下周顾伦理且不孝的行为:子孙在父母或直系血缘亲属去世时嫁娶;子孙在祖父母或父母犯有死罪而被囚禁时嫁娶;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成亲或是纳为妾室等。

在《礼律·祭祀》中列举了有违礼制且违背孝道的行为，隐匿父母去世的消息;身为独子抛弃年逾八十的祖父母或父母前去上任;父母去世不及时安葬;发掘毁坏亲属的棺撑或坟墓等。

在《刑律·人命》和《刑律·殴打》中列举了谋杀或殴打亲属的行为:谋杀父母及祖父母等血缘亲属;谋杀故夫的父母及祖父母;殴打大功以下尊长;殴打父母及祖父母等。

朱元璋对有违孝道的人施以严刑峻法，却对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人予以宽有。

“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子孙为父母及祖父母报仇，杀死行凶者按律当斩故而轻判其罪，仅是杖六十。

同时，施行此法律条例，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不犯十恶不赦条中的罪行，祖父母或是父母年迈多病而家中没有次子奉养，如此臣民才能以“存留养亲”为由，上书请求延期处罚。

为防范臣民身为独子因罪而死，导致其父母老无所养情况的发生，朱元璋制定“存留养亲”条，意在鼓励天下百姓赡养并善待父母，以此推行其孝道观念。

朱元璋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推行孝道，既借助严刑峻法是来震慑天下臣民，又将宽肴行孝道者罪行的做法融入于刑法之中。

“屈法”以申“纲常” 明代的法律是由君主命令大臣制定，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是用来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行政和司法大权，他制定法律，对违法犯罪的人依律判处，借助刑罚来威慑百姓。

在多数情况下，臣民违反相关法律，要以律论处;而在少数情况下，某些臣民因行孝道而有违律法，朱元璋作为君主却会赦免其罪行，这就产生了屈法以全孝道的做法。

朱元璋认为“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有人出于孝道愿以己身代受父罚，感念其父子情深，故而“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

天策卫兵卒吴英之父因罪下狱，吴英诣阔陈情，自愿为官奴，替父赎罪。

朱元璋认为吴英自愿以身代父受罚，其心可嘉，其情可表，但为人子者，理应在平时就劝谏父亲，这样就不会遭此祸端。

他还告诫吴英，“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放非义，斯为孝也。

朱元璋赦免吴英父亲的罪行，是要此事为例，向天下百姓彰显行孝道的好处，从而推行其孝治政策。

江宁人周碗之父为滁州牧，因罪判处死刑，时年周碗十六岁，上京面见皇帝并请求以身代父。

朱元璋怀疑周碗年幼，受人教导才要如此行事，下令要将其斩首。

周碗听此圣旨，却是面不改色。

朱元璋对此十分惊讶，故而下令宽有其父，改判为流放戍边。

周碗再次进言，说“戍与斩，均死尔。

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赎父戍。

”朱元璋闻此言，更加生气，下令将其绑缚送去市曹，而周碗却面露喜色。

朱元璋这才察觉周碗的孝心，即刻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亲自在御屏上题字“孝子周碗”。

不久之后，周碗被授予其兵科给事中一职。

无论是出身兵卒的吴英，还是年幼的周碗，他们都是主动以身替父受过，皇帝赦免其父的罪行。

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屈法”以申“纲常”。

但这并不意味着出于孝道而代父受过者，无论所犯何罪都会被皇帝赦免。

例如，常熟人虞宗济的父兄触犯法律，官吏即将逮捕他们。

虞宗济告诉兄长“事涉摇役，国法严，往必死”，但父亲年迈多病，兄长尚未嗣，而自己己有子嗣，愿以身相代。

虞宗济“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

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于洪武四年被斩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是为了巩固其政权。

宽有子代父过者，即父母触犯法律而其子女愿受其过，朱元璋宽有其孝行，予以赦免。

此举既树立了孝子贤孙的典范，又彰显了“仁君”风范，从而更好的推行其孝治的政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没有明确的量刑原则，或是完全宽有罪行，或是允许子女代刑，或是一定程度上减轻罪行，这都取决于朱元璋个人的心意，他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对司法拥有任意解释的权力，对法律中一统的量刑标准置之不理，此举破坏了司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孝道优先 朱元璋将孝道精神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在执行相关法律规章时，以孝道为准则，既会对父母犯罪而其子女愿以身代刑者，予以赦免或是减轻处罚，又会应允因触犯法律却为赡养父母而上书请求延期惩处的臣民。

其推崇孝道优先的原则，并不拘于法律条文之中，如若百姓行孝道，哪怕其行为与法律或是政策向悖，也会赦免或是减轻其责。

朱元璋此举是为让天下臣民以孝道为生活准则，将孝道融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北平某个百姓被人诬陷，逮捕到了京城，他的儿子上京告御状，以证其父清白。

而事情真相大白之后，却告其子越诉，要予以惩处。

都御史赵仁执奏，其子“诉父枉，出其至情，不可加罪”。

如若儿子了解父亲是被人诬陷的，却不为其伸冤，而任凭其父下狱，此举非孝子所为。

朱元璋也认为，“子诉父冤，出于至情，不可罪”，就没有追究其子越诉的行为。

刑部官员状告其子越诉，是按律行事，儿子为父伸冤，越级上诉，其举有违律法，刑部官员是依法办理。

而朱元璋和都御史则是感念其为父伸冤，出于一片孝心，故而法外开恩，不予追究。

龙江卫的小吏因犯有过错被罚书写，恰逢其母去世，想要回家为母守丧，而詹徽却不同意，小吏就击登闻鼓上告于皇帝。

皇帝召见詹徽，切责他，詹徽听后十分惭愧，应允小吏回家为母守丧。

因错受罚，是为人做事应守的原则;而为母亲守丧，是为人子女的本分。

两者并无冲突，但小吏受罚期间母亲去世，这就引发了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

詹徽不同意小吏回家为母守丧，是为惩处其工作上的过失，而朱元璋是以孝道为出发点，以母子亲情为重，这才让小吏回家为母守丧。

永州府祁阳县人郝安童，其父玄戍定辽以卒，安童理应为之补役。

明代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同时百姓需要承担摇役，包括力役和兵役两部分。

而郝安童是家中独子，在父亲年迈后他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军役。

但因其母亲年迈又没有其他兄弟可以供养，而其姑姑守节且年老无依，家中长辈全凭安童照顾才能安度晚年。

为赡养家中老人，安童诣阔陈情。

朱元璋闻之，其情可悯，故而下诏免除孝子郝安童军役。

无论是为父伸冤而越诉的孝子，还是为守母丧而击登闻鼓的龙江卫小吏，以及为赡养长辈而诣阔陈情的郝安童，他们都为了孝道而求见皇帝，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法律，但皇帝因感念其孝心并没有追究其责任。

换言之，朱元璋提倡孝道优先原则，以孝道为重，对于其有违律法之处，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此外，有官吏因触犯法律，以行孝道为由向皇帝请求减轻处罚。

例如，北平都司吏杨献因罪下狱，上书陈情，曾卧于冰上，以求生病父亲可以痊愈，朱元璋下令核实后，就释放了杨献。

朱元璋“屈法”以全孝道，赦免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臣民，其意在树立孝子典范，标榜天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会轻视法律的作用，因孝道而被赦免的臣民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罪行并不会得到赦免。

朱元璋“屈法”以申纲常，是为发挥孝道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面控制民众，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要依仗法律的威慑力。

但在帝制时代，法律始终无法摆脱皇权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一直受到冲击，从西周时期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到后来由皇帝裁决或是依法减轻处罚的“八议”，贵族或是官僚阶层在法律上都享有特权，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这是源于帝制时代始终推行“人治”高于“法治”的政策，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不能彻底发挥其治国的作用。

而朱元璋推行以孝治理天下，在司法中宽有孝子的举动，就是以孝为由而放宽量刑标准，这与“八议”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冲击法律的公平性，体现着皇权高于一切的原则，这是帝制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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