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名医之喻嘉言,其误诊学观点早于西方200年
号西昌老人，江西南昌府新建(今江西南昌市)人。
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
【千问解读】
号西昌老人，江西南昌府新建(今江西南昌市)人。
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
生于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三年(公元1664年)。
红角洲有一条路叫嘉言路，不少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文化味，却可能不知道它与一位名人有关。
嘉言路所纪念的，正是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喻嘉言。
喻嘉言是南昌市新建人，出生于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
仕途遇阻的他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创立了伤寒“三纲鼎立”说，并著有《寓意草》等多部影响深远的学术专著。
他的足迹遍及江西、浙江、江苏数省，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以至于江苏常熟百姓把他的遗体当做神像供奉。
今天，本报记者就为您医者仁心喻嘉言的传奇故事。
跌宕经历—— 先为僧，后从医 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年)出生在新建。
据《》记载：“(喻嘉言)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
”他生性洒脱，博通经史诸子百家之学，曾经考中副贡生，在北京国子监就读。
年轻时喻嘉言一心希望步入仕途，为国家贡献聪明才智。
他曾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
终因人微言轻，他的建议没有引起的明王朝重视。
之后战乱不断，时局动荡，喻嘉言的仕途梦想渐渐熄灭。
他回到南昌，削发为僧，潜心研究佛学和医学。
数年后，喻嘉言离开寺庙，开始以行医为业。
行医故事—— 从棺材里“捡”回一条命 新建县长堎镇文化广播电视站站长胡啟鹏告诉记者，喻嘉言行医经常来往于南昌、新建、靖安之间。
一次，喻嘉言在前往湖口的途中遇到一支送葬队伍。
八个人抬着一口漆得乌黑发亮的棺材，棺材下有鲜血在一滴一滴往外渗。
喻嘉言猛然拦住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子：“这棺材里躺着的是什么人?”那中年男子边哭边说：“那是我的妻子，因难产而死。
”喻嘉言说：“你叫他们把棺材放下来，你妻子有救。
”男子的眼睛睁得比核桃还大：“人死岂能复生?”喻嘉言让人打开棺材，从行囊里取出一个盒子。
他打开盒子，抽出银针，依次给那女人扎针。
不久，女人竟然叹了一口气，她被救活了!伴随着这神话般的故事，喻嘉言的名字在百姓中传开了。
敢立军令状的医师 喻嘉言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对患者慈悲为怀，对技艺不精的医生也毫不客气。
一次，一名的男子夜间贪图欢爱，之后患了伤寒。
十多天后，这名男子出现神智昏迷、手脚冰凉的症状，惊慌失措的家人赶紧去请医。
老医生诊完脉后说：“这是夹色伤寒，要赶快用大热之药!”于是开了干姜、附子等温热之药。
这时，不知谁请来了喻嘉言，他诊完脉后立即对病人家属说：“这药不能喝!”老医生很不高兴：“为什么不能喝?你懂什么!”喻嘉言说：“这个时候不能补，要泻!” 喻嘉言和老医生僵持不下，突然，他拉住老医生的手说：“这样吧，我与你各立一个生死状。
如果谁用错了药导致病患身亡，谁就来承担责任。
”老医生的脸色都变了，说自己治疗伤寒三十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死状。
喻嘉言哈哈大笑，转身对家属说：“他不敢立，我敢立，拿纸笔来!”患者家属知道自己遇见了高人，连忙拉住喻嘉言的手：“别立了，我们听您的!” 服下喻嘉言开的药后，患者的手脚开始暖和起来，神智也渐渐清醒。
不久，患者就痊愈了。
人们非常好奇喻嘉言为什么会对一个手脚冰凉的人开泻药，他解释道：“患者脸上发暗，舌苔焦黑，身上干枯得像柴火似的，说明体内已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了。
这个时候要去除邪热，保存人体的津液，肌体才能恢复生机。
” 治好大文豪钱谦益的怪病 胡啟鹏告诉记者，喻嘉言还有过一段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的交往经历。
钱谦益是明代翰林院编修，清初诗坛盟主之一。
一天，钱谦益访友归家，轿子路过迎恩桥时，轿夫突然跌倒，致使主人倒仆在地而受了惊吓。
从那以后，钱谦益就得了一种怪病，双眼向上翻，头向下低，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
后来，钱谦益找到喻嘉言。
喻嘉言得知致病的经过和原由，便让管家把府中强壮有力善于行走的轿夫叫几个来，用酒饭款待，并对他们说：“你们尽管吃饱喝足，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过是像做游戏一样。
”轿夫吃饱后，喻嘉言令轿夫分别站在庭院的四角，两人夹持主人，合力奔走，先由东奔西，再从南奔北，然后互相更换。
轿夫可以休息，而主人无一刻停息。
主人奔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疲惫不堪，但是病已霍然而愈。
钱谦益情不自禁地说：“真是高人，这是什么治疗方法?”喻嘉言说：“你以前跌倒的时候，肝脏的叶片折叠了。
现在给你抖擞经络，同时把肝叶抖擞开，令木气调达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钱谦益对喻嘉言更加佩服，尊称他为“圣医”。
后人缅怀—— 南昌有嘉言路、嘉言桥 喻嘉言在南昌一带成为名医后，出游江浙一带，并在江苏常熟定居下来。
他为人热情，行事公道，有穷人就医他不仅送医给药，还在药包中夹带银两，临走时常常嘱咐一句：“回家煎药之前一定亲自检查一下药。
”因为医术精湛、心地仁慈，喻嘉言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清康熙三年(166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钱谦益和夫人把喻嘉言请到家里，给他组织了一场围棋友谊赛，下棋的另一方是当时的国手李元兆。
他们下了三天三夜，喻嘉言敛子而卒。
常熟人为了纪念这位“圣医”，把他的遗体当做神像供奉起来。
后来，喻嘉言的亲属将他的遗体运回南昌，安葬在进贤门外东坛巷北面的路边。
胡啟鹏告诉记者，为了纪念这位名医，南昌红角洲有一条路取名为嘉言路，东起学府大道，西至320国道;还有一座桥取名为嘉言桥，即嘉言路与昌樟高速交会处的桥梁。
医学贡献—— 创立伤寒“三纲鼎立”说 南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南昌大学医学院教授杨建葆告诉记者：“喻嘉言成就非凡，与张路玉、吴谦并称为‘清初三大名医’。
” 喻嘉言提出“秋燥论”， 辨证《内经》“秋伤于湿”之误，被后世医家推崇。
他创制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该方由桑叶、煨石膏、生甘草等药组成，以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肺之燥者。
喻嘉言创立了伤寒“三纲鼎立”说，他大倡纲目之说，进一步指出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三纲鼎立”说体现了“医圣”早期治病的思想，对治疗伤寒等疾病有重要作用。
此外，喻嘉言提倡治病时必“先议病，后用药”。
就是诊完脉以后，先别急着开药方。
要先仔细思考，然后给人家把病讲清楚。
病人问题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治疗，会达到什么效果，这些都要解释清楚，然后再开药方。
这样做就是为了有的放矢进行治疗，同时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避免误会产生。
误诊学观点比西方早200年 杨建葆说，喻嘉言不仅医术高超，还留下了很多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
《寓意草》是中国医学史中较早且较著名的一部个人自订医案，记录了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疑难医案60余则，案中详录病因和病情，讨论辩证精辟明细，并指出每案的关键之处和疑难之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医门法律》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
“《医门法律》创立了误诊学的观点，约比西方早200年，是喻嘉言对中国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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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日本的三大人物，是他们将贫穷岛国建成了世界大国
明治维新三杰： 一、大久保利通 明治政府在彻底消灭幕府势力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实行奉还版籍、建立御亲兵、废藩置县等措施，大久保在其中出力甚大。
他先担任新政府的参与，又于 1871年6月任大藏卿。
此时日本已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对以后如何行事，新政府却感到迷茫，于是决定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为副使巡访欧美。
1871年4月，使节团踏上征途。
本来使节团有修改不平等条约和考察各国实况两项任务，但因日本实力弱小，各国拒绝谈判，使节团遂将精力集中于后者。
在巡访中，普鲁士的“铁血宰相”给大久保以最深印象，他认为日本想富强只有如此行事。
1873年5月，大久保应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之召提前回国。
原来，在使节团出国之后，留守政府中的各派系之间斗争加剧，尤以“征韩”问题为剧。
此后，日本政府于10月召开一系列会议以解决此问题。
大久保在参会之前起草的一份意见书表明了自己反对征韩的态度，他列举了七大理由，尤其提到国内不稳的情况——留守政府颁布的《学制》《征兵令》和地税改革等措施已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
出席会议的参议分为“征韩派”和“内治派”两派。
天皇采纳了岩仓等“内治派”的意见，西乡等“征韩派”被迫辞职。
在征韩论争中内治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大久保为内务卿的专政体制。
内务省的管辖范围包括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测量7个方面，大久保特别重视的是劝业和警保。
劝业的意思是殖产兴业，内务省的任务是与管理矿山、炼铁、铁路、电信等骨干产业的工部省相呼应，谋求培育“以农业为基础，使工商业与之相适应”的传统产业，具有创立资本主义实业的巨大作用。
警保把行政警察纳入了内务行政的一环，同时统一了全国的警察事务，内务省成为国家治安的中枢。
鉴于内务省的庞大职权范围，并以大隈重信的大藏省和的工部省为左膀右臂，从这时起到大久保被刺杀的明治政权被称为大久保政权。
二、西乡隆盛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
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
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
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
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
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
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
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由年仅14岁的继位。
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
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
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
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
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
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
”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
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
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三、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生于长州藩一医生家庭，1865年由藩主赐姓木户。
曾师从吉田松阴。
1859年步入仕途。
1862年参与藩政，将尊王攘夷确定为长州的藩政方针。
1865年得到重用，主持藩政，力主联合强藩，推翻德川幕府。
1866年与西乡隆盛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为全国倒幕运动打下基础。
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明治维新政权中起了巨大作用。
1866年参加明治新政府，任总裁局顾问。
后改任参与。
曾参与制定《五条誓文》，积极推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政策，为确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竭尽全力。
1871年为岩仓使节团成员，出访欧美，考察西方诸国的教育、法制、政府组织形式和科学。
1873年回国后，主张制定宪法，优先内治，反对征韩论。
1874年兼任文部卿，主张普及小学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因反对大久保利通出兵台湾，辞去参议职务。
1875年官复参议后，上书天皇，建议仿效西方，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3月任地方官会议议长。
1876年因与其他阁员政见不一，辞去政府职务，改任顾问。
1877年病逝。
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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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的结果和意义：清初改土归流有什么影响
而有些清军在新地区肆行抢掠，有的流官不善于经理，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赃勒索。
加之新设营汛部伍大多从邻近地区抽调而来，致使原来地区力量空虚。
这不仅使原土司有了叛乱的口实，也给了他们以。
十三年(1735年)春，贵州古州﹑台拱地区苗民上层鼓动百姓发动叛乱。
叛乱者深入丹江﹑黄平﹑凯里等厅州县，雍正帝派兵镇压未果。
帝继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于乾隆元年(1736年)平定叛乱，清廷下令取消新区赋税，按当地习惯审理民事纠纷，以巩固对改土归流地区的统治。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
(据，《清史稿》中华书局1986版，第十三卷，志九十五，食货一之户口田制，三四八二页有，乾隆二十二年“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可引为佐证。
) 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余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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