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女子也美容吗?古时候美容的方法有哪些?

1.据载,何首乌是顺州南河县人,祖父名叫能嗣,父亲名叫延秀。
能嗣原名叫田儿,自小身体虚弱
【千问解读】
1.据载,何首乌是顺州南河县人,祖父名叫能嗣,父亲名叫延秀。
能嗣原名叫田儿,自小身体虚弱,长大成人后,没有性欲,经别人指点,到山中从师学道。
一天酒醉后卧在野外石块上酣睡,一觉醒来,天色已晚,忽见二株藤枝叶纷披,渐渐枝叶互相交缠,过了一段时间才分开,片刻后又交缠在一起,使他十分惊奇。
翌日,能嗣顺藤挖根,将块根请人辨认,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药材,有位老者说,可能是一种仙药。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连服了7天,便开始有了性欲。
连服三四个月后,体质逐渐强壮起来;服用1年,宿疾痊愈,容颜焕发,毛发乌黑有光泽。
之后的十年中连生了几个儿女,便把田儿改为能嗣。
他又把此药给儿子延秀吃,延秀又把药传授给儿子首乌服,祖孙三代都活到了130多岁。
首乌的邻居李安期,与首乌是好朋友,他吃了此药后也是长寿,并把它公开了,很多人吃了此药均有效验,便把这种能够延年益寿、乌须黑发的药叫做何首乌。
2.武则天的美容秘方,名叫“天后炼益母草泽面方”。
不过,制作方法繁杂到变态:农历这天采摘全株益田草,不能稍带丁点泥土,否则立时失效;晒干研细过筛,加入适量面粉和水,调和成团如鸡蛋大小,晒干,然后找个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置药,上面再覆盖一层炭,烧火煅制,武火烧约一顿饭时间,改用文火煨,这时火力切切不可过猛,否则药变黄黑,也是立时失效;约一昼夜后,把药取出,凉透,瓷钵研成细末,越细越好,最后用瓷罐或玻璃瓶收贮,千万不要受潮,至此才算检验合格出厂。
该秘方使用时要加进滑石粉与调匀,每日早晚用来洗面、洗手,使用后,皮肤会逐渐变得嫩滑白润,十天即显光彩照人,三十天红艳光泽,长期使用,五六十的阿婆也会像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武则天著名的女儿虽然深得妈妈宠爱,但似乎并没有继承妈妈的“天后炼益母草泽面方”,自创一个“太平公主面药”秘方:取农历二月三桃花和七月七日乌骨鸡血,将桃花为末,与乌骨鸡血调和而成。
使用此面药三二日后,即可见“面洁白如雪,身光白如素”,简直就像天上的神仙姐姐。
3.的宠妃张贵妃使用的面膏,将新生鸡蛋去黄留清,装入朱砂细末,再用蜡封孔后与其他鸡蛋一起让母鸡孵化,待其他蛋孵化出来后即成美容面膏,古书中称其可以“令面白如玉,光润照人”:又如太平公主使用的“润肤霜”,用阴历三月采撷的桃花阴干后研成细末,加乌骨鸡血调成糊状,用时取适量敷于面部或身上,不仅可以滋养皮肤,促进新陈代谢,而且“面白脱如雪,身光白如素”;杨贵妃的红玉膏则是用去皮杏仁、滑石、轻粉等研成细末后蒸湿,再加冰片、麝得与鸡蛋清一起调和,早晚洗面后涂于脸上,有润泽皮肤,通利血络之功效…… 南朝陈后主的爱妃张丽华。
张爱妃以美貌惊世,据说得益所使用的面膏秘方。
该秘方所用药物极其简单:鸡蛋一个、丹砂二两。
调制方法稍为复杂一点:取新生鸡蛋,小心在蛋上开一小孔,去黄留清,装入丹砂细末,用蜡封好小孔,连同其它待孵鸡蛋放到窝中让老母鸡孵化;选择老母鸡也有讲究,最好挑选羽毛纯白无杂色的,等到雏鸡出壳时,就可打破蛋壳使用。
此秘方功效神奇,据说使用后可使脸色白里透红,什么雀斑、豆豆、黑头、粉刺之类的一扫而光,永不复发,顺便连皮肤宽松、起皱问题也一并解决。
该秘方流传到,有人进行了产品升级,改朱砂为金花胭脂及卤砂少许,其它不变,升级产品除以上功效外,还可使脸色长期保持红润,即使一天洗三次脸也经久不退,所以还有个极其响亮的朵——“半年红”。
宫廷大美人杨贵妃的独门法宝名曰:“红玉膏”。
该秘方是将杏仁、鸡蛋清和轻粉三种药物研末合在一起,蒸过后加少许龙脑与麝香即可使用。
《》说杨贵妃“姿色绝代”,说她“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里面就有“红玉膏”的莫大功劳。
最后,简单说说,据说她每晚吃过饭后,就要用鸡蛋清搽脸上的皱纹,因为她深信能够去除皱纹。
该秘方或有些许功效吧,但毫无奇妙之处,与上面所说的张爱妃面膏、武则天泽面方、太平公主面药、宫女八白散等相比,相去何止?由此可见,其为封建社会末世可信也,连宫廷美容秘方都难免流于肤浅,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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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寡妇在丈夫死后 古人是如何坚持一辈子不嫁人的
但是这些寡妇是怎么坚持不改嫁,也一直守活寡的呢?明清时期,女性应该是所有朝代中最受束缚也最低下的,甚至到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缠足等陋俗也都是从那个时期传播而来的。
不过这些女性为什么需要为自己的丈夫守寡,又是怎么守住的呢? 这其实要从明清时期的贞节牌坊说起,明清时期认为对女性思想的束缚达到了顶峰,人们为那些一直能够保持坚贞守活寡的女人颁发贞节牌坊,这就好像是一个奖励一样。
当然贞节牌坊也起到了促进女性守活寡的作用。
比如如果一个女性的丈夫去世了,那么她如果不改嫁,也一直守活寡就能得到这个贞节牌坊,一般来说这个贞节牌坊也像是光宗耀祖一般的东西。
因此也的确有女性丈夫死后,为了贞节牌坊而守寡的。
但是大部分当然还是被封建社会逼迫才守了活寡,否则怎么会有人真的一辈独自活着呢?明清时期一个女子从出生到去世,一辈子都会被灌输要守节的封建思想,否则就会被戳脊梁骨。
但是守活寡肯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毕竟是一辈子都要自己一个人生活,没有人会真的想一个人直至孤独终老。
那么无疑守寡就像是一种,然而还是有很多寡妇真的守了一辈子的活寡。
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出了一些关于守寡的秘密,其实当时封建社会时期,只要有一个寡妇,就会有无数个周围的“邻居”进行监督。
很多人都很喜欢盯着这些寡妇的行为进行观察,一旦这些寡妇有什么不守规矩的,那些“邻居”自然会在背后对她们进行评头论足。
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朝廷也很支持寡妇守活寡,因此还有为这些寡妇发放救济金的政策。
但是这不过是朝廷为了让那些寡妇能够安心守寡,不被生活所累。
当然贞节牌坊的设立更是让守活寡这个陋习达到了巅峰,当时很多寡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贞节牌坊才去守活寡。
但是很快这些寡妇在很多年之后也发现自己守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自己身边身无一人,只能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
于是贞节牌坊对他们反而不是一种奖励,而是一种负累。
并且这些寡妇哪怕不想守活寡了,也很难进行改嫁。
因为社会上的人认为改嫁的女子就是不守贞洁,一旦这些人改嫁,那么即便能够嫁出去,也很难抵抗住别人的流言蜚语。
这些寡妇很可能会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她们很难克服这种流言蜚语,并且如果不守活寡,很可能还会失去生命。
为了保住性命还有为了光宗耀祖的贞节牌坊,这些寡妇只能选择好好守寡,就算一辈子只能活在煎熬之中,她们也只能如此。
这些女子因为地位低下,连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婚姻大事也是自己的父母做主,而嫁给别人以后,也只能听从自己丈夫的话,不能有任何违背。
封建社会的女子从出生到去世,一生都只能活在别人的命令之中。
结语:甚至在古代哪怕是被家暴也是有苦难言,自己丈夫对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她们都不能有任何违背,并且除了听从自己丈夫的话,别无他选。
这些寡妇的,其实都不过是在封建社会的逼迫所做,即便是守寡她们也其实不过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所做。
如果不守寡,她们不仅会被社会唾弃,甚至还可能会被自己的父母指责。
在那个时代,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拿到贞节牌坊,这也是封建社会女子的一大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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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尊敬中国人?不过只尊重宋朝以前的...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
孤儿、聂政刺侠累、刺秦王,一个个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对身边的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这些英雄好汉见到,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皇帝就曾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或者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
(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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