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是和一场球赛有关吗？是哪两个国家
经过数百年矛盾积累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到
【千问解读】
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
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
图书馆用汽灯。
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
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
这还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
”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
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
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为伍，燃马粪看书。
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
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
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唐史研究”。
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
”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
他除了给“大一”新生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
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各显神通，非常精彩。
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
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
茅盾、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
联大没有礼堂。
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
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
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神家园。
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
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
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
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
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
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
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
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
……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
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
在哭。
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
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
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
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
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
……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
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中。
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
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
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
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
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
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最新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
运出的藏书和仪器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目的地时已七零八散。
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1943年3月访问云，发现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简陋至极的实验室里坚持工作。
那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
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有五六公里路。
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
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
战时，数学系的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以他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
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
联大的实验物理相当薄弱。
北大的吴大猷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神，否则战后不可能开展学术建设。
为了维持科研水平，他开始自行设计器材，利用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压汞弧灯，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的临时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研究拉曼效应。
曾经留学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则继续做实验研究宇宙射线。
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回忆，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联大时期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而他的硕士导师、毕业于剑桥的王竹溪，是昆明“最热情最渊博的教授之一”。
1945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Enrico Fermi)和泰勒(Edward Teller)，却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
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
“皖南事变”发生后，压抑的气氛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
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
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资金保障。
“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政治辩论渐渐沉寂。
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刚开始的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
对教授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相反，是沮丧失意的。
1943年，蒋梦麟校长在给当时在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
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
”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
希望维系一个宁静学术和精神家园的联大，最终无法抗拒卷入抗战与政治的浪潮中。
1943至1944年冬天，西南地区的城市开始正式招募学生参加军事服务，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特别需要译员与中方沟通。
就在“事件”爆发前，美国志愿军(即“飞虎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
1944年4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投笔从戎当译员。
激进的革命力量也在酝酿着。
1943年10月的一天，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他朗诵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
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 随机文章牧师的蓝洞天坑，世界上最深的盐水天坑（深达202米）尼泊尔卢卡拉机场,唯一飞机不受控制的机场秦始皇陵是谁发现的，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打井时发现专家解读导弹是核武吗，导弹更先进但不是核武威力强悍的硬币散弹枪，可以装填各种物体的散弹枪（铁丝/石头/硬币）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国人暴动是如何回事？在怎么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这里的“国人”在此为西周、春秋时对居住于国都的人的通称。
当时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甚至对国君废立、贵族争端仲裁等有相当的权利，同时有服役和纳军赋的义务。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背景 死后，他的叔叔即王位，是为孝王。
孝王死后，懿王的太子燮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又重新夺回了王位，是为夷王。
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统治阶级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周王与诸侯之间的礼制规范也遭到破坏，周王对臣下的滥用权力的事件不断发生，密康公因为没有将三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献给共王，一年后即遭灭国之灾，由于夷王是依靠诸侯的力量才夺回王位，他的权力和威严受到伤害，地位动摇。
此时的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起因 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厉王继位。
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 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
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
大臣召穆公[又称召(音shào)公虎、邵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人们已经受不了了，都在议论纷纷)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
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
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
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 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
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
“周厉王对此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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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爆发的根由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制度的产物？
就算没有造反，按当时的制度来说，很快也会有山、王禄山造反。
安史之乱爆发的根由，其实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
要想说清楚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自从中国有军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军制。
一种是常备兵制，另一种是非常备兵制。
所谓常备兵制，就是让一群人做职业军人，国家拿钱给你发工资。
而非常备兵制，则是打仗的时候让你来打仗，不打仗的时候让你回家工作。
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常备兵制，士兵的职业就是打仗，所以在打仗这件事上，往往也就能够更加专业，更具有战斗力。
但缺点在于这些士兵需要国家出钱去养，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而且军队常年成建制的存在，内部难免会出现贪腐、吃空饷等各种问题。
最要命的是，领兵的将领手里有了军权，极易产生尾大不掉的现象。
而非常备兵制，同样也是利弊参半。
优点在于对国家财政产生的压力比较低，不打仗的时候就自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了，种种地做做生意，还能给国家多创造一些价值。
而且非常备兵制，不会出现将领拥兵自重的现象。
但缺点在于，非常备兵因为不是专业打仗的，战斗力往往值得商榷。
而且从募集到投入作战，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极易错失战斗的良机。
这两种制度，谈不上哪种更好，只能说哪种更合适。
比如说时期，就选择了非常备兵制，也就是所谓的。
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去种地，保证粮食需求。
打仗的时候，这些农民直接，变成士兵，马上就能开始打仗了。
正是这种制度，曹操麾下地盘的恢复力，变得越来越强。
这就使得曹操哪怕失败了，也有的机会，终成一代霸主。
后来到了时期，一代枭雄，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了一部，提出了所谓的。
在这种制度下，兵农合一，军队打仗的时候去打仗，不打仗的时候种地。
除此之外，连马匹和武器，都是由士兵自备的。
在这种军制下，军队对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极低，而且能够保证粮食安全。
正是靠着这种制度，宇文泰主导的，才能雄踞关中，称霸一方。
后来，宇文泰死后，他的后人通过的方式，将西魏变成了。
北周一共延续了24年，期间灭掉了，平定了北方。
然后又通过篡位的方式，将北周改为隋，并在数年之后，南下灭掉了南陈，终于结束了南北朝数百年以来的南北对峙。
在这个过程中，府兵制可以说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正是因为府兵制的推广，导致地方将领没有造反的能力，国家可以用极低的财政开销，来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实在是好处多多。
后来，灭亡以后，李渊父子建立了唐朝，也基本沿袭了这套军制。
正是凭着这套军制，李渊雄踞关中以后，可以轻易在关中地区，募集到充足的兵员，最终得以横扫天下。
但是。
随着唐朝统一天下，府兵制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了出来。
唐朝初年的时候，唐朝的主要敌人，是中原各大割据势力，比如、、萧铣等政权。
但是，到了贞观年间以后，当国家中原已经被彻底统一，国家内部就基本没有战事了。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唐朝的主要敌人，就变成了周围的外族政权。
比如、、等等。
到了这个阶段，府兵制的弊端，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比如说，李世民要去征讨高句丽。
在府兵制的制度下，李世民首先需要从各地征召府兵，然后组成军队，然后再千里迢迢从关中地区，赶到朝鲜半岛。
光是这个过程，估计就得好几个月。
如果再加上和高句丽战斗的时间，以及战争结束后大家回家的时间。
这一来一回，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早就错过了种地的时间了。
等到士兵刚刚回到家，还没休息多久，长安那边就又发来召集令了，要去西域那边打仗。
那么没法子，这些人就得重新集结，再往西域那边赶。
大唐子民，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赶路上啊? 再说，边疆打下来的那些地盘，也需要军队去驻守，不可能一直依靠这些府兵去守。
所以，渐渐地，唐朝的常备军队，开始越来越多。
原本最初的府兵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走样了。
李世民去世后，其三子登基。
李治在位期间，唐朝进一步扩张，版图之大达到了巅峰。
当时的唐朝，北到贝加尔湖，南到越南河静，东到朝鲜半岛，西到里海。
到了这个时候，府兵制基本上已经不管用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西域那边出现战事，唐朝从关中或者华中地区募兵，然后大老远地跑到里海那边去打仗，这现实吗?到了这个时候，常备军队在唐朝，就已经相当普及了。
但这样一来，其他问题就又出现了。
首先是军费问题。
以前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国家的军费开支极低。
但是到了这会儿，因为常备军队越来越多，国家的军费开支也就越来越大。
过大的军费开支，会彻底拖垮国家财政，这怎么办? 那就只能减少常备军数量呗。
于是，唐朝开始逐渐减少内部的常备军，将常备军都放到边疆去。
反正唐朝内部也没什么战事，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也没意义。
而这些边疆的常备军，就成了后来时期军镇的前身。
其次，是募兵问题。
当时的唐朝，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唐朝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民。
但这样一来的话，唐朝人就不爱参军打仗了。
与其大老远跑去西域那边当兵，为啥不花点钱了事?反正留在中原的话，赚得更多，肯定能把这笔钱赚回来。
于是，唐朝人越来越不爱当兵了。
唐朝人不爱当兵，但是仗总还是要有人打啊?所以没办法，唐朝就只能开始在边疆募集那些其他民族来参军。
对于这些边疆民族来说，当兵是个很好的工作。
赚得不少，而且还很有面子。
最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无需离开自己的家乡就能直接参军工作。
所以，从李治时代开始，唐朝军队中的边疆民族，占比越来越大，并且逐渐过半。
李治死后，唐朝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权力倾轧，先后经历了———李显—李重茂—李旦—这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在这几十年当中，唐朝的高层也没时间去管军制的问题。
直到李隆基掌权之后，这个问题才开始被重视起来。
沿着之前解决问题的思路，李隆基设置了十大军镇。
这十大军镇，分别部署在唐朝边疆几个最关键的地区，分别为平卢军镇、范阳军镇、河东军镇、岭南军镇、朔方军镇、河西军镇、陇右军镇、剑南军镇，再加上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
这十大军镇，几乎集中了当时唐朝全部的常备军，亦是当时唐朝最为精锐的边军力量。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应对外敌，有的军镇是合并指挥的。
比如河西、陇右两大军镇，往往就是由一人指挥，用以防范吐蕃;而平卢、范阳两大军镇，则同样掌握在一人之手，为了防范朝鲜半岛。
因为当时大量少数民族参军入伍，导致唐朝的很多将军，也都是少数民族。
比如安禄山、、等等，就都不是。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唐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边军将领如果表现出色的话，可以入朝为相。
如此一来，汉人将领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就可以直接入朝为相。
但少数民族的将领，往往不具备为相的才能，所以对中枢的文官们没有威胁。
为了杜绝这些边疆将领的威胁，中枢的重臣们，自然更愿意任用少数民族的将领。
军镇手握重兵，边疆军队从将军到士兵，都非汉族，军镇既有军权，又有财权……这些条件加到一起，要是还不出谋反的情况，那才是怪事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