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的最重要诱因：是股灾还是官员腐败？
乔治·麦边，男，家世不明，青年时期在英国本土混不下去，千里迢迢去了香港，在一家英国银
【菜科解读】
乔治·麦边，男，家世不明，青年时期在英国本土混不下去，千里迢迢去了香港，在一家英国银行打工。
后来他辞职单干，成立了以航运及烟草为主业的麦边洋行，迅速暴富。
1903 年，麦边把他的邮船和码头，以250 万日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给了日本邮船会社，从此麦边洋行转入金融界，成立了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
麦边这厮，端的有眼力。
19 世纪是工业革命时代，汽车产业的发展引爆了轮胎产业。
橡胶是生产轮胎的重要资源，在股市上高开高走，一家公司发行的橡胶股，发行时每股10 镑，迅速地涨到了每股180 镑。
资本无边界，上海租界洋商股票交易所中，麦边洋行的兰格志股票开始领跑，股价从100 荷盾（1 荷盾约合6 钱银子），涨到了每股1500 ～ 1600 两左右，吸收了大量本土钱庄和西商洋行资金。
本土钱庄中，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表现最为疯狂，倾出自己的全部家当，还挪用钱庄的大量资金，向外国银行借贷，所有的钱都用来套购橡胶股票。
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汪潮之中，普通职员甚至平民，也将发财之路赌在橡胶上，职员卖掉西装、小姐卖掉钻戒、太太卖掉皮鞋，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橡胶股。
美国就在这时候果断出手——巴西橡胶园主产区铁路临近竣工，于是美国宣布限制南洋橡胶进口。
伦敦股票交易所中，南洋橡胶股霎时间大跳水，上海的兰格志股票也应声狂跌。
本土钱庄一家接一家迅速倒闭，形成连锁效应。
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首当其冲。
而后倒闭名单越来越长，演变成一场空前大灾难。
上海官方迅速地控制了倒闭钱庄的账本和当事人，开始查账。
却不曾想，这一查，却把个大清帝国，活生生给查死了。
股灾中第一批倒下的三家钱庄：正元、兆康和谦余，它们背后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川汉铁路总收支施典章。
他把川汉铁路集资款，放到钱庄里炒股，不料却在股市崩盘时亏损350 万。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施典章呢？专案组的态度是，板子重重地举起来，再轻轻地挠一挠——施典章被勒令退赔亏挪各款，收缴非法所得，罚金一万，交由地方官监管，一俟罚金缴清，即可释放。
这不叫处罚，说奖励还差不多。
专案组为何如此轻描淡写？施典章其人究竟有何后台？ 他什么后台也没有，就是川汉铁路这个摊子太烂，不知有多少人想对这个烂摊子下刀子割腐肉，可稍有不慎，后果堪虞啊！ 川汉铁路摊子之烂，俨然已经成为清帝国的一枚不定时炸弹，愁得满朝文武，欲哭无泪。
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但以当时的财力，独立修建铁路还是太不现实了。
但有人知道修路是肥差，就大打“爱国悲情牌”，不停地反对列强干涉，要求自行集资兴建。
筹办者盯着的是四川百姓。
百姓虽穷，尚可刮肉，于是在各地设立租股局，对农民强行征股。
比如，南充等地以50 两银子为大股，但农民断无可能缴得起大股的，那就再把大股切割为5 两一股的小股，农民缴了5 两银子，只能拿到张白条——官府承诺，等凑足了50 两银子，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股权了。
集资方很清楚，对绝大多数贫苦农民来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凑足50 两银子，集资方要的就是这个——如此一来，大量的散股就滞留在租股局的手中，无论是吃利息还是放贷，都是极肥的鲜肉。
干部们看到了希望，也就有了心，就先对农民以“铁路捐”的名义收缴租股，然后再征缴税粮。
缴不起租股的农民，就会被扣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因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
农民沦为川汉铁路的牺牲品，反而催生了“二级市场”的繁荣——大股东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农民手里的白条。
可怜的农民不知道这是一个险恶的圈套，只想把手里的白条好歹兑现——但租股局紧接着又会催缴新股，大股东拥有的股本越来越大，农民反倒背上更为沉重的债务。
早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朝廷就对川汉铁路查过账。
让朝廷绝望的是，四川这些大股东真是太狠了，在募集的800 多万两银子的资金，有150 万花在了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上，另有200 万投资失败，损失殆尽——这就意味着，铁路寸土未动，募集来的钱已经有一半被大股东们祸害没了。
对川汉铁路这个烂摊子，认识最清醒的，是朝中的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
据他计算：川汉铁路预算在9000万两左右，如果依靠盘剥当地农民募股，每年最多不过募集800 万两，全部股本募足超过十年。
就算川汉铁路硬着头皮开工，也只能一年修一小段，等明年募到新股，再修后面的一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段。
可最多不过几年，后面募来的新股，还不够偿还前面募股的利息。
而且新路未修，旧路已坏。
所谓修路不过是一个无底洞，不具丝毫可行性。
但川汉铁路的大股东们，表现得极为淡定。
他们认为，朝廷有必要替他们埋单，接下这个烂摊子。
“橡胶股灾”事件，再次打开了川汉铁路这只恐怖的魔盒，股东们争斗激烈，不断有人入京告状。
朝廷认瘪服输，咬牙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可没想到的是，这又中了大股东们的妙计。
铁路从“商办”收为“国有”的政令下达之后，湖南和广东一起鼓噪起来，而四川却表现得极为温和，庆幸总算是摆脱了这个烂摊子。
可等到朝廷下令四川停止租股，不许再强迫农民认购股权时，大股东们不乐意了，他们明确拒绝这道命令，要求朝廷把此前的亏空承担起来。
如果朝廷还有一点儿理性，像对待施典章那样厚待大股东们，朝廷也未必非死不可。
可是朝廷实在受不了这群贪官污吏的嘴脸了，耐性到了尽头，竟然下旨斥责曰：所收路款侵蚀已多，有之处，一经宣布，此中底蕴，恐不能始终掩饰。
此语一出，股东震怒，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
股东大会的副会长发表讲话，大意如下： 我们为爱国而来，如今爱国必先破约以保路，因而能帮我们破约保路的就是爱国者，即使是仇人，我们也亲近他…… 被盘剥得骨头透血的乡民们顿时群情激愤，署名入保路同志会者超过10 万人，连和尚、老道都加入了进来。
四川总督赵尔丰吓坏了，拼老命地给朝廷打电报，央求朝廷认瘪服输，不要惹大股东，股东凶猛……没用，时在1911 年9 月7 日，数万保路同志会会员包围了赵尔丰的衙署，枪击事件发生，历史从此注定。
四川乱起，朝廷急命武昌新军奔赴弹压，行至途中，武昌城中一声枪响，辛亥革命应时爆发。
四川总督赵尔丰，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但据史学家雪珥研究，保路同志会之所以逼迫赵尔丰，是因为此前他发现租股利息被股东鲸吞，愤怒之下处理了一批贪官污吏，结果开罪大股东，播下了日后被以革命名义残酷处决的种子。
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复杂。
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王朝的灭亡，就是从英国人麦边的兰格志股票开始，揭开了四川铁路的盖子。
而朝廷对施典章的处理，又引发了四川股东的内乱，最终由“铁路国有”而导致大股东发飙，掀起保路运动，成功将大清帝国掐死。
目前多家资料众口一词称，英国人麦边在闹出这场乱子之后跑了——这纯属，麦边压根儿没有跑。
相反，他在股票狂涨之时，就先行一步推出了各种金融创新，包括股票分拆和分期付款等，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股灾。
此后，麦边把洋行的事业交给儿子——1891 年生于上海的麦克贝恩打理，而这位麦克贝恩，热爱运动，喜欢宠物，开创了上海的跑狗业，结果又引发了民国年间的抵制风潮。
这件事也极有趣，不过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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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遗迹？科学家发现17万年前的奇怪建筑
但是，不可解释的就是，这种完好的洞穴建筑，古人又是如何建造的。
网络配图 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近日，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建筑，这些建筑年代极其久远，以至于人们都怀疑这不可能是现代文明所为。
首次发现这些建筑还要追溯到1990年，一支洞穴探察队偶然进入到了这个洞穴里，人们认为该洞穴可能被封闭了数万年。
洞内有大量奇怪的破碎石笋和钟乳石搭成的环状半圆形物体，这似乎不太可能是自然形成的结构。
但当时洞穴探险者们还不能确定这种猜想，他们向外界报告了此次发现并让专家们进行继续考察。
然而，经过超过二十年的沉淀，直到2013年后，研究人员才终于进入了山洞，见证并研究了这一谜团。
果然，研究人员也对这些神秘建筑的形成产生了种种怀疑。
通过测定建筑的年代，经由特殊的技术分析，这些神秘建筑的年代能追溯到约176000年前。
这真的太久远了，这些神秘的建筑不可能由现代人类所建立。
网络配图 那么在那个年代，现代人还没有出现，究竟是谁建造了它们呢?这可能与人类的古老远亲们有关：尼安德特人。
据建造洞穴的年代来看，这似乎也算是个合理的推测，而且尼安德特人是法国仅有的人种。
研究员在洞穴里发现了一些烧焦的骨头，骨头属于熊或大型草食动物，可能是由尼安德特人用火烤制食物留下来的，种种线索都暗示了这些神秘的建筑属于尼安德特人所造。
总之，所有的研究证据都表明尼安德特人有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指尼安德特人能熟练使用火)，洞穴里存在着一个更加复杂的群落系统。
网络配图 因为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很罕见，我们对于尼安德特人的文明还知之甚少。
这些洞穴建筑及其周围的环境能让我们深入地研究这些古人类的生活。
这也是一个极佳的机会，提供了我们研究自己平行人种的机会。
虽然我们并不是尼安德特人的直接后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尼安德特人可能与我们非常相似。
那么这种文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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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汉武帝刘彻的理财能臣桑弘羊之死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
所谓“爱国”，爱的即是和朝廷。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
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网络配图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
《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
议罢盐铁榷酤。
”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
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
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
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
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
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
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网络配图 昭帝时期，辅政，召开盐铁会议。
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
面对儒生们的，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
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
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
这一年，汉武帝38岁。
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
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
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
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网络配图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
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
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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