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要迁都?迁都之争留下了哪些隐患?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4 点击数:
简介: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赵匡胤消灭之后,南方仅存吴越和漳泉两个名义上的独立政权。

按照赵匡胤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他应当一鼓作气将这两个政

【菜科解读】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赵匡胤消灭之后,南方仅存吴越和漳泉两个名义上的独立政权。

按照赵匡胤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他应当一鼓作气将这两个政权灭掉。

但是,赵匡胤并没有立即出征,反而在976年下诏,到西京洛阳视察。

他的这次洛阳之行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迁都之争。

宋太祖为什么要迁都?关于迁都有什么隐情吗? 留下隐患的原因 江南收复后,赵匡胤并没有一气呵成将南方仅剩的吴越和清源军(漳泉)两个政权一并收入大宋的领土,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两个政权面对大宋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尤其是吴越,积极响应宋太祖赵匡胤的号召,亲自参与了攻打南唐的军事行动。

吴越作为围困金陵的主力军,对攻灭南唐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从宋初就自称自己是大宋王朝的附属国,在江南被攻下后,又急剧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便派遣自己的儿子前往东京,以求加强与大宋政权的友好关系。

《续长编》卷十七有载:“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江南、吴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

” 对于这样的顺从者,听命者,虽将其迅速收服并不是难事,但如此一来便有损大国之风范,也不符合赵匡胤一贯追求的“和平统一”的最高理想。

其二是因为吴越在与大宋联合攻伐江南时,李煜曾经亲自给吴越写了一封信,企图瓦解两个政权的联合。

内容大意如下:唇亡则齿寒,今日没有了我,明日就是你的死期!一旦吴越也并入了大宋的领土,你再也不会享受到称王的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宋的一个布衣百姓罢了。

而吴越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其实是有小心思存在的),为避免“狡兔死,走狗烹”,派遣使者将这封信送到了赵匡胤手中。

面对李煜说的话,赵匡胤自然不愿意让一个失败者言中,为了不落下口实,赵匡胤在收复南唐之后,就没有急于将吴越、漳泉纳入领土内。

实际上,赵匡胤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北方,如何收复,如何应对辽国的威胁。

但是,赵匡胤对大宋定都东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迁都的想法。

为此,他想亲自到实地做一番调查。

没想到的是,赵匡胤迁都的想法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迁都之争始末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说,将于四月到西京洛阳视察。

赵匡胤为这次视察找了两个很好的理由:一是到他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祭拜;二是在西京洛阳南郊祭天。

尽管这两个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但是赵匡胤身边的人都非常清楚他此行的目的,因此极力反对。

赵匡胤无视众人的反对和劝阻,执意到洛阳走一遭。

按照计划,他先到巩义祭拜了父亲的陵墓,又到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

一切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赵匡胤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反而继续留在洛阳,随从大臣深知赵匡胤的意思,故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劝谏回京。

然身边不无见缝插针者,李怀忠也跟随赵匡胤来到洛阳,他向赵匡胤进言:“东京有汴河的水陆运输通道,每年运送长江、淮河的粮食几百万斛,京都有大军几十万人,他们都依靠这条水路得到供给,若陛下身居此处,军队吃什么呢?何况我们的根基在大梁已经非常牢固了。

如果仓促之间迁都洛阳,臣真是没发现有任何好处啊。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有载:“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

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面对李怀忠的劝谏,赵匡胤丝毫不留情面,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赵匡胤仅用了四个字直接拒绝李怀忠——上亦弗从。

那么洛阳究竟哪里吸引住了赵匡胤,会令赵匡胤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要迁都洛阳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宋时,开封与洛阳的地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大宋王朝建立之初要定都在开封呢? 开封与洛阳的差别 一、历史因素 大宋王朝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在睡梦中被“黄袍加身”,然后以雷霆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了的政权得来的。

当时后周的都城是开封,而赵匡胤几乎是以“接盘侠”的身份将后周全权接手,开封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大宋的都城。

在五代之中,有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定在开封:、、后汉、后周。

也就是说,开封历来受到皇室青睐,饱受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后周辉煌的时期下,开封人口剧增、房屋密集,俨然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中心。

时期,为了维护开封的形象,周世宗对开封进行了阔斧的改造,使开封形成了三重格局:外城、里城、皇城。

开封已经完全具备了担当一个大一统国家京城的规模,而这也正是北宋定都开封的最大根基。

二、地理因素 《》卷九十三《河渠志》中有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开封位于华北平原南端,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占据此地完全可以俯瞰全国,正显大国之风范。

并且开封周围一马平川,有利于出动军队,控制地方动乱。

三、交通因素 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大宋的地图中看到,开封不仅处于中原的中心地区,并且有的陆路、水路交通,是的“四达之会”。

陆地方面有几条主要的干道:从开封往北,经过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名(今河北大名),可以到达河北诸州,并且可以直通辽国都城。

从开封往东有两条主要干道:一是经过曹州、济州、兖州、齐州可以到达山东半岛等地;一是通过南京(今河南商丘)、徐州(今江苏徐州)可以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

从开封往南去,经过陈州(今河南淮阳)可以到达淮河中游各地。

往西,可以通过洛阳,进而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四川。

开封不仅有着陆地上的便利,水路亦十分发达,并且在开封是一个以水路为主的城市,也是全国水路交通的中心。

在宋代的开封,水路多达四条:汴河、黄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五丈河),其中汴河最为重要,它保证了北宋军队的给养。

四、军事因素 的顾祖禹曾在《读史方與纪要·河南方與纪要序》中做出如下批示:“河南,古所称也。

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

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 也就是说开封此地一马平川,虽然交通便利,但由于四周没有山川围绕,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若辽举大军南下,在华北平原上就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开封唯一的劣势,也是最明显的劣势。

综上所述,洛阳的优势不及开封,赵匡胤一世英名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故而在他人第三次进谏后,宋太祖赵匡胤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晋王的道德帽子 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并且为大宋的统一立下了。

他进言赵匡胤说:“迁都洛阳,未见便利。

”赵匡胤回答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意思是说迁到洛阳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在于迁都长安。

赵匡胤继续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匡胤果然将开封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缺乏高山大川的地理优势搬了出来,并将周王朝、也一并搬了出来,以证明这些王朝之所以繁荣,都是由于很好的利用了地利的天然优势,省去了冗杂的军队开支,以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于赵匡胤的说辞,赵光义不以为然,他说:“在德不在险”。

并说:“早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话来”。

面对赵光义送来的道德帽子,太祖一时语塞,,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及:“上不答”。

等到晋王赵光义离开后,宋太祖赵匡胤扭头对身边的人说:“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 第二天,宋太祖下诏,返回东京开封。

自三月初九从开封出发,到四月十五回到开封,赵匡胤的这次西巡活动前后共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此次西巡“要考察西京洛阳、准备迁都西京”的目标也在众位大臣尤其是晋王赵光义的劝谏下最终流产,这就是迁都事件的始末。

小结 虽然是如此记载的,我们从中仍能看出不少端倪。

比如说,众大臣包括他的好兄弟李怀忠的劝谏,他都不曾给一丝一毫的面子,不管他们说的,赵匡胤始终“上弗从”。

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来了以后,仅用三言两语便“说服”赵匡胤改变想法,是不是有点太过简单了。

并且,赵匡胤在洛阳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后一直在洛阳停留,似乎在等什么人,等赵光义来了以后,若赵匡胤真的被说服,怎么会留下“今姑从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这样的不吉利的话来呢? 加上赵匡胤回到京城后在不明不白中死在了烛光晚宴下,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成为了大宋第二个,实在是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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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尚方宝剑介绍 宋慈和包拯是什么关系

包公的尚方宝剑其实是一句歇后语,下一句就是先斩后奏。

它的深层含义就是表现包公的。

然而真实的是没有尚方宝剑的,他的历史中的权力还没有那么大,一切都是小说将其改编而成的。

小说中写道当年陈州出现了旱灾,皇上派大臣去赈灾,结果那些大臣贪了赈灾的款项,于是便派包拯去调查。

被调查的官员是皇上的国舅,势力强大。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能够压制住国舅,皇上赐予包拯一枚尚方宝剑。

包拯铁面无私,查完案子回来,又侦破了“狸猫换太子”的案子,使得与生母团聚。

包拯功劳显著,被封开封府尹。

尚方宝剑就像是一个铲除邪恶势力的象征,上能斩昏君,下能斩奸臣。

他写过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先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大致的意思也就是做官的话就要做好官,千万不要留下不好的方面,被世人唾弃。

包拯的为人就是如此,一生,清廉刚直。

为了国家与百姓,包拯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他不惧怕权贵,他也不拍上级的马屁。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在包拯的身上同样可以体现。

不管怎么说,包拯的公正不阿的形象已经深入民心,也影响着后世后代的人。

他的精神也感化了许许多多的人。

高尚的人格魅力即使被岁月洗礼过也依旧璀璨夺目。

和包拯是什么关系 包拯是历史上的名臣,是清官的代表,廉洁的象征,包拯性情刚正,他非常讨厌那些办事不为民的行为,他在和人交往的时候,不随意附和,他不会巴结他人,始终坚持自己清廉品格。

宋慈画像 包拯平日里不经常和很多人扯上关系,他没有私人信件,甚至连朋友亲戚也断绝来往。

他虽然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但是他的穿着打扮,衣食住行都和百姓保持一致,这样看来包拯似乎有些,但这正是为官之人应该保持的,这也是包拯区别于一般官吏的表现。

包拯做过很多帮助老百姓的事情,以来,关于包拯的一些故事传遍,戏剧一直到当代的影视作品都在彰显包拯的清廉和刚正不阿,包拯的形象也越来越丰满,他是我们想要对当下官员环境的反思,更是我们寄希望的官员应该具备的表现。

宋慈作为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之父”。

他在自己二十多年的做官生涯中,清廉执政,一辈子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只是喜欢收藏一些字画书帖,晚年的时候宋慈更加爱惜人才,他认为有人才的人不应该在乎辈分大小。

他在年老有病在身的时候,仍然亲自过目每一个案件的胜利,一切的公务都要在他确认了之后才能下达,宋慈为官的品质深受百姓喜爱。

宋慈在法医理论和实践上贡献的是突出的,为了具备拥有充足的医学知识,他一方面刻苦研究医药著作,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他的《洗冤集录》在现在看来都是宝贵的资料,对医学界有很大的帮助。

包拯资料简介 相信很多观众对《五鼠闹东京》这部剧的期待度很高,这也是情理之中。

这部剧整体的剧情应该是非常紧张刺激的,剧中有不少特别出彩的武打场面,部分情节的文戏里也是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让人不禁大呼过瘾。

当然,虽然是武侠剧,但它适时插入的轻松搞笑的部分插曲也能恰如其分的调节观众的情绪,让人沉迷此剧无法自拔。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除了每部剧中高颜值的男女主演,五鼠闹东京包拯也是此剧的一大看点。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对于表现包拯这个人物,都保持着一致的默契。

他注定就是一个清官,铁面无私。

黑黑的脸,额头上的月牙印记都能将包拯这个人阐释的活灵活现。

但幸运的是,包拯的服饰没有被同化。

五鼠闹东京包拯此时应该是人到中年了,剧中将他的官服表现为黑色,不同于白色展现的活力,黑色将包拯这个人身上的沉稳和公正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五鼠闹东京》中包拯的服饰是一个处理的很好的细节。

《五鼠闹东京》包拯的饰演者是知名演员。

梁冠华是天津人,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

在1981年,他成功考入了北京人艺,毕业后就留在了人艺,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

其实梁冠华最初接触的领域是话剧,在98年才开始参演电视剧。

但话剧的好底子给电视剧的演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由此,他陆陆续续参演了众多影视作品,成为了众人尊敬的老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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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子出嫁需要高额的嫁妆:嫁女比娶妇更花钱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初期开始增长。

到11世纪中期,事情看起来表现为,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

比如,(989—1052)1050年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

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

女子出嫁 自述他借了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

蔡襄(1012—1067)于11世纪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时,发布文告指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

代替这种真知灼见的是,人们选新娘时非但无视这个真理,还不问对方的家庭地位,满脑子只盯着嫁妆的厚薄。

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

夫虐其妻,求之不已。

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

习俗日久,不以为怖。

” 未出嫁女子的发髻 宋代出嫁女子 司马光发现贪图嫁妆的风气在要做公婆的人当中蔓延,其中有些人“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

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

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

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司马光确信把婚姻当作买卖对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坏事。

新娘不会因嫁资受到保护;相反,她还会为此陷入险境: 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掳其忿。

由是爱其女者,务厚资装,以悦其舅姑,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厌。

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力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氏。

货有尽而责无穷。

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

在司马光看来,嫁妆还会引起品行败坏,“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

司马光因此鼓励“有丈夫之气者”打消用妻财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会关系升迁的念头。

一个世纪以后,对嫁妆的批评仍未减少。

袁采(约1140—1195以后)曾指出,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女儿很小时就为她们的嫁资做出预算,将不得不“……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

夫妻 袁采还谴责媒人用夸大女方嫁资的办法引起男孩家的兴趣,然后又对女孩子的父母说不必自己出钱办嫁妆。

按照嫁妆的多少挑选新娘显然十分普遍,以致一位学者费心地指出(1155—1203)从未这样做过。

她既不按嫁妆的厚薄挑选儿媳,也不在儿媳们来到自家后,依嫁妆的多少给她们不同的对待。

嫁妆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

蔡襄的文告针对的是一般的普通人家。

有人观察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干活赚嫁资,这样家庭就不必为她们操心那笔费用了。

判官看到既无财产又无功名的父母将给女儿一块地做嫁妆的一部分,丝毫不感到惊讶,一个案例涉及到一户不识字、有儿子的家庭,但不妨碍他的姐妹得到一块山地做嫁妆。

有些宋代官员感叹办嫁妆花费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结婚。

一位官员甚至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

侯可(1007—1079)任华成(四川)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

”他的办法是按照家庭财产设计一个适当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过规定数量的将受罚。

我们得知,一年之内,已没有一个未嫁的大龄老处女。

孙觉(1028—1090)在福州(福建)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只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规定嫁资不得超过100贯,这一个动作立刻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嫁妆费用的增多无疑是士人阶层重视缔结好姻缘(见第三章)的副产品。

嫁妆在别的社会也有走高的情况,原因显然雷同。

通过提供可观的聘礼给未来儿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带着可观的嫁妆的新娘来到自己家;然而,她娘家的财产并没有增加,因为新娘的父母会用男家送来的聘礼做嫁妆。

相比之下,嫁妆却直接从一个父系之家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里,联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

尽管新郎的父亲没有任何控制儿媳嫁妆的权力,甚至他儿子也得在妻子允许时才能用它,但是儿媳的嫁妆终究要传给孙女。

对一个最终将把家产分割给几个儿子的家长说来,这种好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女儿们的家长愿意投资于嫁妆,因为财产因素卷进去以后,姻亲关系会变得更牢固。

新娘的父母花费大笔钱财把她嫁出去以后,可以指望从女儿、女婿和外孙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

袁采劝告殷实之家可以把财产分给女儿一些,因为今后如果发现儿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儿,甚至可以依靠女儿送葬、祭祖。

嫁妆加强了姻亲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可以在长时期里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

就像分家以后的兄弟可以共同担任墓地和祠堂的继承人,从而彼此牵制一样,姻亲可以通过分享嫁妆体现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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