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曾国藩收入丰厚是怎么回事？一家却生活简朴
【千问解读】
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
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
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
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
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
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
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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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抑郁症：长年和太平天国作战 压力太大
我曾向专家讨教，这病怎么会突然流行?专家说，如今这社会急功近利，道德界线模糊，一个人若涵养不足，根基不固，便容易焦虑与疲惫，患上抑郁症。
我初时觉得很有道理，但后来读史时，发现这症不仅今天才有，也不是根基不固的人才易得，连古时圣贤也会得。
据我的考证，便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最后郁郁而终。
他的道德学问，被人尊为圣贤，根基应该比泰山还稳当，竟也被抑郁症折磨至死。
许多历史学家说，平定太平天囯之后，曾国藩急于裁撤湘军，是他老于官场的自保之法。
其实，曾是受抑郁症困扰，已无法做事而已。
且看他的日记，1865年的九月，淮军在湖北打了一场大胜仗，军中人人兴高采烈，曾国藩在日记中却写道：“倦甚，不愿治事。
烈风凄雨，气象黯惨。
”别人愈高兴，他愈觉得空虚悲戚。
这便有点抑郁症的味道了。
再看其后连续一段日子他写的日记，九月初九：“倦甚，不愿治事。
三点睡，五更醒。
”九月十七：“倦甚，不愿治事。
又围棋一局，观人一局。
”十月初二：“倦甚，不愿治事。
与幕府诸公鬯谈。
”十月二十二：“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
”第二年(1866)二月初十：“二更后忽然头晕，若不自持，小睡片刻，三点睡后弥复昏晕，右腿麻木，似将中风者，殆因昨夕忧煎不寐，本日说话太多，夜间治事太细之故，与然老境骎骎不复所有为矣。
” 人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不奇怪，但这种情绪如果持续了五六个月，还伴有躯体病症的，那无论哪个心理医生看了，都会给你开上几粒米安舍林、帕罗西汀了。
曾国藩的抑郁症，与他长年和太平天囯作战，压力太大有关。
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适合写写文章，编编《经史百家杂钞》，朝廷硬让他带兵打仗，实在是赶鸭子上架，而且社稷江山的安危系于一身，不得抑郁症才怪。
曾国藩是1872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我们再看他去世前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一：“瞬息间天已黑，不能治事矣。
傍夕睡颇久。
”正月二十六：“在途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
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
如欲动风者然。
”正月二十九：“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
”二月初二：“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
”他的日记，从1858年六月开始，至1872年二月初三写下最后一篇。
其最后一句为：“二更四点睡。
”曾国藩的天，这时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据医生说，抑郁症的症状，常有自我评价降低，产生无用感、无望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常伴有自责自罪，语言流畅性差、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有时与人交谈会出现对答困难，即曾国藩日记中“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严重者会出现疑病妄想，就像曾国藩常怀疑自己中风一样。
一些历史关键人物的健康状况，往往会对历程产生重大影响，后世的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
比如有关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文章，历来史家不知写了多少，大多扯什么“功高震主”“”的儒家事功治术，似乎还没有人从曾国藩的健康状况去探讨，这是很大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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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湖南同乡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恩怨怨
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有了交往。
早期的曾国藩与左宗棠 曾国藩后来在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
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
自古英雄，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
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
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曾国藩的画像 这时，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
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
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
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
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
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帮助其幕僚成功。
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
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
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
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
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埋没人才。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矛盾 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从此，左宗棠终于，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左宗棠的画像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
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
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
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
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
”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
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
，嫌隙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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