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曾国藩收入丰厚是怎么回事？一家却生活简朴
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
【千问解读】
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
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
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
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
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
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
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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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动过当帝王的念头吗?为什么这么说呢
什么传言呢，就是说曾国藩曾经有过做的念头。
曾国藩这个人到底想不想做皇帝?严格地讲，任何一个人，他想不想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难证明的。
但这个传言传得很厉害，所以我们找出一些跟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事件，稍作分析，看曾国藩称帝的传言是如何演变的。
据说曾经写了一个纸条给曾国藩，他们是在长江的船中见面，曾国藩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
那时还没有打败，湘军正在进攻太平天国，势头比较好，所以彭玉麟问曾国藩，将来打下南京之后，打败太平天国之后，东南无主，那您以及湘军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拿下，控制起来，自己做江南的主人。
曾国藩看了这纸条，，赶紧碾磨碾磨就吞下肚子里，说雪琴，我们这么熟了，你还拿这个事来试我，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 这个故事听上去有点像小说。
但其实，要说它的来源，还挺写实。
这个故事，据说是彭玉麟的亲兵某人，在船上听到二人的对话，之后将对话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告诉一个叫作梁溪坐观老人的。
然后梁溪坐观老人将它写入一个笔记，叫《野记》。
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注明了消息出处，是听谁谁谁告诉我的。
彭玉麟递纸条的故事，他就说来源是彭玉麟的亲兵。
当然说明了来源，不表示真的来源就是这样，这个大家要明白。
还有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曾国藩的家中。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就写，湘乡老家建宅院的时候，木匠为了讨好曾家，在念诵上梁文的时候，就说“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当时曾国藩就是两江总督，打下南京之后，家里修房子，工人就嫌两江总督细哩(太小了)，到南京做总督太委屈了，要直接做皇帝。
曾纪芬那会正在湘乡老家，那这种话应该是她亲耳听到的。
湘乡的这些工人为她家做事情的时候，恭维他们家，但是工人这么说，也不能代表曾国藩自己就想做皇帝。
因此黄濬对此有一个评语，他说这是湘乡土人鄙俚之词，并不是兄弟的意思。
就是下层的农民觉得曾国藩功绩这么大，只做一个总督，官太小了，但是总督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级的职务呢，他们又不清楚，他们只会说皇帝，做皇帝好。
而且民间觉得做皇帝也不是一个多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些皇帝都是白手起家的，曾大人为什么不能白手起家，也做一做皇帝呢?只是不管如何解释如何想，这也不能体现或者不能说就是曾家的意思。
同样又有一条消息，也是来自于曾家，这是来自于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
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
这应该是李秀成被捕后，跟曾国藩有过一些交流，他劝曾国藩做皇帝。
李秀成到底有没有这样说呢，一般猜测，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交谈的时候，李秀成出于自保，或者出于献计献策能免于一死的心理，也可能说出这些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所以曾广珊说她爷爷不敢。
这个“不敢”，就勾起后代史学家的一些评论。
曾广珊的这句话先是告诉了她的女儿俞大缜，俞大缜又告诉了近代的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然后罗尔纲先生分析了这个“不敢”。
他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
这个分析，初听好像语音分析，不敢、不干，也能听得过去。
但是按逻辑分析，就发现讲不通。
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曾国藩不敢，这个不敢就是不敢做，或者就是不同意。
但是罗尔纲说是不敢，不是不干，思想上是没有做皇帝的想法，但行动上却有体现，那就是干了。
其实这句话很好理解，说明了曾国藩没有野心，他不愿意做皇帝，不敢也是不愿意。
还有一个传说，说王闿运劝曾国藩做皇帝，流传最广。
王闿运去拜会曾国藩，两人坐着聊天，王闿运胡说了一通，曾国藩应该自立做皇帝这么一些话。
曾国藩就手沾着茶水，在那茶几上写满了字，王闿运近前一看，原来全部写的是“荒唐”两个字。
就是曾国藩拒绝了王闿运这些不切实际的建议。
这也是小说家言，不可信。
但是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王闿运自己讲，有一回他跟曾国藩两个人对着坐，曾国藩当时还要处理公务，所以一边听他讲，一边处理公务。
王闿运就在这边滔滔不绝，讲什么王闿运没有透露，后来曾国藩因为有事要离开一下，出了门，王闿运偷偷看了一下他在写什么，就发现曾国藩没有认真批改公文，而是在那纸上写了很多“谬”字。
也就是说，曾国藩认为王闿运跟他的讲话很荒谬。
王闿运把这事告诉了杨钧，就是杨度的弟弟，也是湖南很出名的一个学者、书法家。
王闿运跟曾国藩之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十一年(1861)，咸丰逝世，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与、恭王联手的一群人展开政治斗争，处于胶着状态。
慈禧这边，就主张两宫皇垂帘听政，肃顺就不支持，说应该遵照咸丰帝的遗命，由顾命大臣辅佐皇帝到十八岁，再交还政权。
在这个关键时刻，那时湘军正在进攻安庆，曾国藩在安徽督战，王闿运就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有比打安庆更重要的事情，你应该率兵北上，申明女人不可干政的祖制，然后联合恭王、肃顺去打倒慈禧，这叫亲贤并用。
亲就是恭王，恭王是咸丰皇帝的兄弟，贤就是肃顺。
你现在掌握着重要的军权，你要把这两个人拉拢到一块，用军权来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辅佐皇帝继续统治下去，垂帘听政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但是，这封信曾国藩没有回复，后来肃顺等人竞争失败，被砍了头，王闿运就“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痛恨曾国藩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
这个事情要是真做了，当然没有曾国藩自己做皇帝那么轰动，但是那绝对也是一件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近代史上绝对大的事情，那整个近代史绝对会有一些改观。
当然曾国藩没有做，也没有回信，也可能这种事情慢慢地传，传成了王闿运要劝曾国藩做皇帝。
曾国藩做皇帝的一些传言，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是以上列举的证据。
但是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发现都不足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曾国藩想做皇帝。
其实曾国藩不想做皇帝，主要是后人，特别是喜欢读历史的人，或者是喜欢一些传统政治，比较欣赏里面那种阴谋论的人，去意淫他，认为他会做皇帝，其实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对皇帝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梦想。
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帝王统治的思想深入民心，所以有很多人这么想一想，但是自己能力地位跟皇帝位差得远，那么他就借着像曾国藩这样的一些人，有地位有权力又有才能的人，想一想这些人会不会像自己一样也有做皇帝的念头，慢慢地想多了，也就干脆地认为曾国藩他是这种人。
既然有能力做，那么你应该想做，因为我也想做，我没有曾国藩那么有本事我还想做皇帝呢，何况曾国藩。
于是这么不是很有格调的一些揣测，就让这种传言越传越远，越传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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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却怕一个姓曹的五品小官？这个小官有什么来历
他年幼时正赶上曹家最后的辉煌。
因为亲身经历了惊人的奢华，与随后的没落，《红楼梦》才能写得那么深刻。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无论是《王朝》还是《王朝》，都以另一种身份出现过——。
“魏”与“曹”，“东亭”与“楝亭”，给人强烈的暗示：魏东亭就是曹寅。
曹寅做的官级别并不高，江宁织造郎中，五品而已。
就是这个五品“小官”，不要说三、四品的官了，就是从一品的两江总督，对自己地面上的江宁织造郎中，有理也要让他三分。
只要江宁织造郎中看自己不顺眼，一本密折递上去，自己的红顶子可能就飞了。
曹寅本人的能力，没什么能让两江总督害怕的。
真正让两江总督害怕的，是曹家与康熙帝特殊的关系。
曹家的老祖宗原来在明朝做官，驻守沈阳。
清太祖努尔哈赤攻破沈阳城，曹家满门被俘。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当年只有2岁，就成了四贝勒的包衣奴才。
曹玺长大后，和爱新觉罗皇族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他的老婆，是康熙帝的奶妈。
这层关系，让康熙帝对曹玺另眼相看。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江宁织造郎中职务空缺。
此前，曹玺在弹压山西发生的叛乱立下功劳，康熙帝想赏曹玺什么。
位置太高不合适，太低也不合适，江宁织造郎中比较合适。
江宁织造郎中是干什么的? 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向来发达，生产出的丝织品在全国都是一流的。
是天下第一人，衣服自然要穿全国最顶级的。
为了皇家的穿衣打扮，清廷在江南设立江宁织造局、杭州织造局、苏州织造局。
这三个局的任务就是给皇帝进献服装，说得通俗点，就是皇帝的私人服装厂。
给皇帝做衣服的官，级别是不高，但不是皇帝信得过的人，也当不了江宁织造郎中。
曹玺出任江宁织造郎中，有两个任务，一明一暗。
明的任务，自然就是给皇帝采办的服装。
暗的任务，坐镇江南头号重镇江宁(南京)，刺探江南各路情报。
南京是明朝故都，凭山临山，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反清势力攻克江宁，大清的天下就要垮掉一半。
所以，康熙必须派绝对亲信坐镇江宁。
即使是两江总督(康熙二十一年以前，设江南江西总督，后改为两江总督)这么高的官，皇帝也未必放心。
康熙让曹玺下江南，任务之一就是监视两江总督以及其他官员。
有什么问题，曹玺可以绕过两江总督，直接向康熙帝打小报告。
说得再通俗一点，曹玺这个江宁织造郎中，实际上就是清廷驻江宁的特务头子。
在康熙朝，两江总督(含江南江西总督时期)虽然以满臣大员居多，但他们再是皇帝的奴才，也不如曹玺和康熙帝的关系近。
放在民间，曹玺是康熙帝的“奶爸”，这个关系，谁比得了?两江总督掌控江南江西的军事，可以说，却在江宁织造郎中面前却不敢充大，真的惹不起。
如果两江总督和江宁织造郎中发生矛盾，二人各上折子弹劾对方，康熙帝会相信谁，。
当然，能当上两江总督的那都是人中龙凤，谁会傻到得罪康熙帝密派的特务头子? 曹玺在江宁织造郎中任上，为康熙帝办了很多事，深得康熙帝信任。
康熙二十三(1684年)，曹玺死在任上。
江宁织造郎中要承担皇帝在江南的密探任务，必须用自己人。
曹玺的儿子曹寅和康熙帝，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甚至可以说，康熙信任曹寅的程度，要大于信任其父曹玺的程度，毕竟曹寅是陪康熙帝从小玩到大的。
曹寅不但出任江宁织造郎中，还当过两淮巡盐御史，这可是天下一等一的肥差。
康熙这个决定，等于告诉包括两江总督在内的官员：曹寅是朕的心腹，你们看着吧。
谁都不傻，得罪曹寅就是得罪康熙。
曹寅在江宁做的很多事情，都堪称“如朕亲临”。
曹寅这个五品“小官”，可以决定很多大员的前程。
事实也证明，康熙帝是何等的信任曹寅。
康熙帝南巡六次，五次住在曹家，这天大的面子，谁有?皇帝南巡住在家里，曹家花的钱自然如流水一般，没少落下亏空。
有不怕掉红顶子的官员，弹劾曹寅在任期间，江宁织造账面亏空。
每一次弹劾，都被康熙帝强行压下来。
两江总督噶礼曾弹劾过曹寅，但噶礼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8年)出任两江总督的。
次年，噶礼弹劾曹寅，照样被康熙帝压住。
而且噶礼这个人性格强硬，谁都敢参，是官场出了名的惹事精。
噶礼没几年就犯了大案，差点被康熙帝凌迟处死，念其旧，勒令自尽。
曹寅被康熙帝当成自家人，恩宠无度。
只是曹家的账面亏空实在太大，康熙帝让曹寅弄银子填上，曹寅哪有银子填这个无底洞?1712年，心力憔悴的曹寅病死。
曹家在康熙末年衰势明显。
康熙帝已明显不把江宁织造郎中曹頫当自己人了，逼曹頫填补亏空，这就给后来的雍正帝查抄曹家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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