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明朝官员工资：海瑞连两斤肉都买不起？
【千问解读】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究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导致的，穷是“当贪官的理由”。
事实上，明代的俸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下来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
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既不合情理，显然也不可能。
而且朱元璋也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优厚的。
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吊诡：一边是官吏们喊工资低;而另一边朱元璋则说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若再贪污，到时候杀头抄家可别怪我狠。
那么，的工资标准真的很低吗，较量两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先看朱元璋的理由。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
这份教材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
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
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
在明代，正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总理一级，一个大国总理，年薪32万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不低：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
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
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
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
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
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
光是挑担就是一个的路程，你能说这份工资少吗? “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
”朱元璋反问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亡家果可怨乎?” 由此可知，朱元璋在制定官吏工资标准时并没有让官吏空着肚子干革命的意思，相反，他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论，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
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难说这个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若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评价方式，一般可以用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来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水准，系数≤20者为极度富裕、系数20—40的为富裕。
照明清时代的通常说法，一个人吃饭每天需米一升，每月需米三斗。
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数据则显示，每户平均是4—5人。
县令月薪7.5石米，假如其一家是5口人，那么吃饭每月需米不过1.5石，仅占月薪的20%。
米是主食，假定其他食物花费与米的价值相同或稍低，那么，按恩格尔系数计算，工资可以使县令一家处在系数≤40的水准，因此他虽然算不上极度富裕，至少也应该处在富裕水平。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工资标准绝不像顾炎武等人所说低得让人无法接受，反而算得上是“重禄”了。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乎又是事实。
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
以海瑞为例。
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
钞很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
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 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
2.副食(包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
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
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
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以海瑞的年薪，一家的生活不应该出现困难。
那么，为什么海瑞连两斤肉都买不起呢?原因主要在于：海瑞家人口多，与老百姓一家五口没法比。
海瑞在淳安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
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据了。
因此，明代官员哭穷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庞大。
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代官员工资显得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
海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小妾。
明清时代纳一个小妾不会少于百两银子。
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员(都察院右都御史)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
但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连官员娶妾的钱都支付。
据说现下被查出的贪官95%包二奶、三奶，本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本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出不够用的。
现实如此，历史亦然。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国家好像也没有理由要为此埋单。
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样生活，那是他们的事，至于因生活标准过高而工资不够，如果这也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的话，那么“理由”永远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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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实亡于党争吗？解析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张居正去世以后，言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让自己能说得上话。
感兴趣的读者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其中以为首，建立起来的，成为了后期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等到了天年间，宦官建立的集团，又成了另外一股重要的力量。
这两者之间较量了很长时间，逐渐形成了明朝末年的党争局面。
一、阉党，是东林党逼着壮大起来的。
在天启皇帝刚上台那会儿，东林党的声势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韩爌是内阁主要成员，张问达、赵南星又掌控着升降官吏的吏部。
一时间，东林党手握大权，可是这几个家伙不干正事儿，掌权以后就要来收拾自己的政敌。
于是乎其他派系的可就倒霉了，尤其是齐、楚、浙等派系出身的士大夫，都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清算。
这个时候魏忠贤通过他的对食，取得了天启小皇帝的信任，从而走上了政治权力的前台。
你们东林党手里的权力再大，能大得过皇帝吗? 于是乎，那些被东林党迫害的士大夫，纷纷都跑到了魏忠贤旗下，寻求庇护。
就这样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
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就有顾秉谦、东阁魏广微等，他们都选择率先依附于魏忠贤。
御史崔呈秀，本来就因为贪赃枉法被罢官了，结果因为依附于魏忠贤，所以不断升迁，一路做到了的位置。
这个崔呈秀是魏忠贤非常重要的棋子，因为他身为兵部尚书以后，笼络天下各地官员，内阁、、地方督抚都有他的人。
因此崔呈秀也被称之为阉党五虎之一。
在东林党的逼迫之下，阉党迅速壮大了起来。
就问你们怕不怕吧?天启年间，阉党把东林党整得够呛。
左光斗、周顺昌、杨涟、等人都相继被迫害致死。
二、此消彼长，复社代替东林党，又跑出来闹事了。
左光斗等人，都是清流，可以说在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
因此魏忠贤的行为，使得天下读书人愤慨不已。
于是天下各地的读书人，开始主动组织起了社团。
意思很简单，要仿造东林党的规模，跟阉党对着干。
这些社团当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复社。
复社是张溥等人在太仓建立起来的，由于年间，张溥、吴伟业、陈子龙等复社骨干都中了，入朝为官了。
所以复社一下子成了这些民间团体里的主流力量。
复社基本上延续了东林党的一些政治主张，迅速在崇祯时期走红。
大量文官主动加入到复社团体当中来。
此后由于复社成员染指，所以导致大量民间复社成员考中科举。
这就引起了一片加入复社的热潮。
甭管政治主张如何，毕竟加入了复社，考科举就多了一条捷径。
因此复社的规模一时间多达2000多人。
阉党被崇祯解决了以后，复社基本上就取代了阉党的位置，成为了朝中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但是由于这个社团的组织比较松散，没有阉党那种执行力，所以他们对于国家的未来，也是无能为力。
对于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无法很好掌控。
你比如说阉党余孽们成为了疯狂打击复社的重点对象，可是复社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复社基本上没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三、南明，党争的延续更加激烈。
崇祯在煤山自缢以后，大明朝还没有走完最后一段。
因为在南京还有一个朝廷，除了没皇帝，这边什么班底都有。
因此南京这边，都在商议，该立谁为皇帝才合适。
当时福王和潞王朱常淓都在淮安避难，距离南京比较接近。
而桂王朱常瀛远在广西，实在是不太方便过来。
于是南京朝中，便出现了两种呼声，那就是福王和潞王之争。
其中东林党人、吕大器等人，表示坚决要立潞王朱常淓。
他们的理由很正面：首先朱常淓是的，的儿子，完全有资格继位。
其次朱常淓的名声，比朱由崧他老爹福王要好得多。
实际上，这帮东林党人当然有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朱常洵当年为了跟争夺皇位，曾经跟东林党闹得不可开交。
因此现在当然不能立他的儿子做皇帝，否则东林党岂不是大难临头? 结果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军阀，一起强行把福王朱由崧立为了监国，也就是预备皇帝。
从此弘光朝的党争就这么开始了。
朱由崧继位以后，将马士英和都纳入了内阁。
可是史可法的老师是左光斗，也就是说他有东林党人的背景，再加上他在朱由崧登基前，曾写信给马士英，列举了朱由崧不可立的八条理由，因此在朱由崧继位以后，史可法便灰溜溜渡江到前线视察工作去了。
当时马士英已经是内阁首辅，他举荐重用昔日恩人阮大铖。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因为阮大铖是崇祯亲笔除名永不叙用的人。
当初阮大铖曾经帮着阉党弹劾东林党，因此遭到东林党的一致打压，最终被崇祯除名。
现在你马士英说要用这样的人，岂不是在打崇祯和东林党人的脸吗? 这场斗争最后还是马士英取胜，阮大铖成为了弘光朝的兵部尚书以后，疯狂地开始打击东林党和复社成员。
8个月后弘光朝覆灭，阮大铖带头投降了。
也就是说，弘光朝在短暂的8个月时间里，依旧充斥着东林党、复社和其他党派之间的斗争，东林这一派果然个个都是天生的斗争者，走到哪斗到哪儿。
四、南明隆武朝时期，也有党争的情况。
唐王朱聿键，本来是老朱家的远支了，他是的儿子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和这一脉完全不沾边了。
1、朱聿键和之间的斗争。
但是由于他逃到了福建，所以被南安伯郑芝龙给立为了皇帝，也就是隆武皇帝。
这位皇帝其实还是很有志向的，可惜他手里没有实权，一直都被郑芝龙给架空着。
由于朱聿键是郑芝龙靠武力强行扶植起来的，所以郑芝龙在朝中的地位相当高。
这就造成了郑芝龙一派和朱聿键一派的斗争。
尤其是隆武朝廷刚成立那会儿，郑芝龙和黄道周，到底谁是文武百官之首，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黄道周是内阁首辅，按道理排第一，可郑芝龙手握实权。
何楷只是说了两句公道话，结果就被郑芝龙割了耳朵。
因此这场斗争的结局是郑芝龙完胜。
2、朱聿键和之间的斗争。
除了内部斗争之外，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之间也有很深的斗争。
当时弘光帝朱由崧被抓，潞王朱常淓也投降了清朝。
因此一时间老朱家后继无人了，这个时候鲁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键都纷纷成为了监国。
朱以海还没来得及从预备转正，朱聿键就提前转正了。
朱以海在浙江，朱聿键在福建，两个冤家还紧挨着，真的是头疼。
于是他们为了争夺正统的头衔，不惜大打出手。
及韩、魏亡而齐、楚亦 随之矣。
清势重若泰山，即昔日之秦不足以喻，而鲁以新弱犹未及韩，隆武虽不 悦，而同舟之谊，唇齿之言，不可不思。
姑以大度优容，连兵共拒，俟事势稍定， 大小自分。
不此之计而自相寻仇，则鲁势必折而入于清，而闽之亡可立待矣。
---《明季南略》 朱聿键有郑芝龙、郑成功，而朱以海则有张名振和张煌言。
所以双方互不相让，不过由于浙江在抗清更前线，所以鲁监国政权，要得更早。
五、南明永历政权的党争。
朱聿键的隆武政权，最终还是被清军给灭了。
这个时候的正统终于轮到了桂王这一系。
桂王朱常瀛当时已经去世，所以他的儿子成为了皇帝，建立了永历政权。
永历政权的建立，其实也依靠军阀。
当时的广西军阀陈邦傅极力支持朱由榔登基，所以永历初期，陈邦傅一直都是实权人物。
可是当初广西巡抚是，这可是广西正儿八经的一把手。
在他地盘上建立南明小朝廷，却把他撇开，这说不过去吧? 可惜瞿式耜手里没什么兵权，因此只好忍气吞声。
一直等到反正后，瞿式耜开始积极拉拢李成栋，形成了以瞿式耜、丁时魁为首的楚党一派和以陈邦傅、堵胤锡为首的吴党一派之间的斗争。
相对来说吴党中的堵胤锡是一位正人君子，而且时刻关注国家危亡。
所以他积极拉拢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残部加入南明永历政权，以此壮大声威。
可是这为被楚党的瞿式耜看成了吴党打算拉人来跟他们斗争，因此瞿式耜这帮人始终都把大顺军和大西军残部当成流寇来看待。
南明都要灭亡了，清军不断。
可是瞿式耜、这帮人却还在打击新收编来的有生力量。
由于备受歧视，所以大顺军余部压根也不愿意给永历朝廷卖命，因此堵胤锡在前线基本上是天天打败仗。
最终永历朝廷的覆亡，其实就跟楚党和吴党之间的斗争有着很大的关系。
即使后来吸纳了李定国、孙可望的人马，也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党争情况，在永历时期，几乎时刻都在发生。
总结：明朝亡于党争，。
明朝亡于什么?是因为小冰河期老百姓没吃的吗?是因为、天启或者昏庸，导致了民不聊生吗?还是说因为清朝、大顺的军队实力太强了?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内部无时无刻都在搞党争。
内部没法团结，而且还在各种扯后腿，难怪最后一败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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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为什么没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宋朝出现，而是出现于明朝?
古代做生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交易双方谈妥价格后，不能马上一手钱一手货，而是要有“牙人”介入，见证双方的交易，抽取相当额度的佣金，那么，牙人是个什么东东? 牙人常常被理解为早期的中介，的确，牙人具有中介的某些功能，但比现在的中介概念要复杂。
严格上来讲是这样的：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介绍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间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分两种形式，或者是单个的人，或者是牙行，及以前，市场上的中间商人称“驵会”(或作“侩”)。
“驵(读作zǎng)”，意为壮马，后特指“马侩”，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牙人基本都跟牛、马的买卖有关。
牛马经纪人门槛比较低，成本也低，只要脑子灵光，凭一点家畜知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进入。
《·逸民逢萌传》中记载，逢萌与徐房、李子云、王君公等人关系很好。
当时天下大乱，徐房与李子云为了自保，像其他豪强那样网罗徒众上千人，啸聚江湖。
王君公性格恬然，不肯与之为伍，而是“侩牛自隐”，在乡下安静地做个牛经纪。
由此也可判断经纪人需求量较大，是个常态的、常见的行业。
这种工作是纯粹的个人选择，跟政府无关。
汉至隋唐，中间商人获政府给予的垄断权，称为“牙侩”。
开始有了官府背景。
宋以后称为“牙行”，另有“牙入”、“牙纪”、“牙子”、“牙户”等名称。
都带一个“牙”字。
古体的“牙”与“互”十分相似，最初本应为“互”，“互相介绍，互相帮助”的意思，后来不知怎么以讹传讹成了“牙”。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对牙户都很重视，管理也有一定的连续性，经营牙行是一种封建特权。
牙行凭借特权将其经营范围从最初的为买卖双方间作介绍和见证，逐渐扩大到代替商人买卖货物，代商人支付和存储款项，运送货物，设仓库保管货物等。
乡镇中的绝大部分商品的批发交易必须经过牙行之手。
宋代，牙户有了官牙、私牙之分，明代，经营牙行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产。
从业者必须领取营业执照，即牙贴，无此凭证，便视为非法，清袭明制，《大清律例》规定，牙商必须为殷实良民，有联保甘结，一个牙行只许一人经营。
“有司官必选其抵业人户充应”，有的地方则需由“地方官查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要么有产业，要么有功名，要么有街坊邻居的保证，因为所谓”抵业人户“、“殷实良民”等，看重自己的身家，不会轻易坑蒙拐骗，“自知顾惜，而无非分之为、讵骗之弊，即或有之，亦有产业可以抵还，无亏折之患”。
退一万步说，你跑路了，你的还在，既然他们作保，就得替你担当。
牙人一般都是世袭的， 最初牙贴定有限额，由户部分配到各省布政司核发，“原牙帖商人物故，其兄弟子孙许持原帖呈明捐换。
”原领牙贴商人病故，“如非嫡亲兄弟子孙不准更换，只准捐充，如有者，照私充律治罪。
该商物其兄弟子嗣匿饰不报持原帖承充者，经人告发，官令退帖治罪，”此外，官府对牙人的品德也有一定要求，必须是忠厚老实，还规定必须在牙帖标注的地方经营，不得跨越地盘。
从以上可以看出，牙户是一种垄断性很强，乃至带有福利性质的行业，一般人可望不可即，你得花钱买资格，有时候有钱都不一定行，还得上头有人。
一旦进入，就相当于端上了金饭碗，只要商业繁荣，总有机会挣到钱的。
宋代继承隋唐，所以还是以牙行的形式出现，但经过经济的大萧条，到了明代，牙行又成功蜕变成为了商会，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展现是世人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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