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考古新发现是怎么回事？四神图漆棺惊艳出土
通过发掘得知，戚城龙山时代城址长约420米，宽
【千问解读】
通过发掘得知，戚城龙山时代城址长约420米，宽约400米，面积近17万平方米。
据考古专家介绍，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舜帝生活的时代一致。
据文献记载，濮阳一带属于舜帝活动范围，如舜帝“贩于顿丘，债于传虚”，“就时于负夏”。
顿丘、传虚、负夏均是古濮阳一带的地名。
专家认为，此次考古发现再次表明，以濮阳为代表的豫东北地区，是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郑州东赵遗址位于高新区沟赵乡赵村南与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之间，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
迄今为止已有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等重大发现。
其中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正处于青铜时代，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
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文化序列发展非常连续 百里奚路西汉木椁墓共发掘出墓葬12座，均为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其中M12棺椁保存基本完好。
棺体刷黑漆，并有彩绘，北侧为朱雀、东侧为白虎、南侧为玄武、西侧为青龙，棺盖上绘有阳乌和蟾蜍，四周以卷云纹加以修饰，画面丰富精美。
“这在南阳及河南省考古史上，都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说。
“令人费解的是，棺木上的四神，与古代传统方位完全相反。
”该考古队领队说，“这是古人有意还是无意，专家目前尚未作出定论。
” 该墓虽经盗挖，仍出土随葬品90余件。
主要有鼎、壶、盒、陶罐、漆盘、玉印章等。
“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随葬物品推断，墓葬年代属西汉早期，墓主人身份为封秩千石或以上的地方官吏，相当于县令级别。
”该考古队领队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在对太极殿遗址进行发掘的基础上，对太极殿东堂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完成发掘面积约2700平方米。
据悉，太极殿的始建年代，可上溯至曹魏初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大型宫室，在古代中国都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历史文献记载，曹魏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在京师洛阳，修筑太极殿等，落成后作为曹魏皇宫正殿。
通过此次发掘，明确太极殿是以东西两侧的东堂、西堂和居中的主殿为主，三座主体建筑的占地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与外围回廊等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一组规划有序、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大型建筑群，是汉魏洛阳城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
隋代黎阳仓遗址，位于浚县城关镇东关村。
目前已发掘清理3个隋代仓窖，探明储粮仓窖共84个。
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已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220个。
这两处大型粮仓的发掘，揭示了我国古代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储粮种类，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且完整，这对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文化体系的完备建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再一次证明了郑州处于当时文明时空的核心位置，在中华民族早期文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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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世界五大方阵中古罗马方阵排名垫底是怎么回事？秦军方阵排行令人吃惊
这种阵型世界各国都有，比较著名的有五大方阵。
在这五大方阵中，方阵最强大，外国四个绑一块都不行，一击即溃。
古罗马方阵。
古罗马军团步兵作战阵型，由两个百人队组成小队，一个小队120-160人。
三个小队组成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大约有450-570人。
列阵时，每横列20人，纵6人，两人之间间隔1.8-2米，横列的各小队间距约为30米。
该方阵的主战兵器是标枪、投镖、宽刃短剑、圆形盾牌、长矛。
西班牙方阵。
西班牙步兵作战阵型，由长矛手连队和火枪手连队组成，1534至1536年间，3个拥有8个长矛手连队和两个火枪手连队、每连300人的步兵方阵被创立起来。
1567年，4个步兵方阵被派往佛兰德斯。
西班牙方阵运用火器的强大威力和长枪兵左刺战术，冷热结合，属于混合方阵，作战能力较强。
马其顿方阵。
马其顿军团步兵作战阵型，伊苏斯之战和高加米拉会战以后，马其顿方阵威震敌胆。
这种方阵由希腊重步兵方阵改良而来，其主战兵器是马其顿长矛(萨里沙长矛)，长度为2—6米，长矛长短交错，排列成墙，使其正面坚不可摧，可碾压迎面而来的骑兵和步兵。
古希腊方阵。
古希腊步兵作战阵型，方阵中的重装步兵左手持直径约1米的圆盾、右手持长约2米的长矛、肩并肩排成密集而整齐的队形，如同巨大的刺猬向前挺进。
古希腊方阵一般由8名士兵排成1纵队，然后根据总人数的多少向左右两侧延伸。
若总兵力达到1万，方阵正面则由1200余名士兵构成，其长度大约为1公里。
这种方阵的软肋是两翼或背面，集中兵力攻之则可攻破。
秦军方阵。
中国秦朝步兵作战的一种阵型，这种方阵是古代世界最强方阵，为多兵种组成的方阵。
方阵中使用了7米以上的长矛，同时方阵中还有戟和铍。
方阵中有强大的弩阵，有车弩和单兵弩，射程100到300米。
方阵中还有战车，这种战车相当于现代的坦克，车上备有尖刀、强弩，双轮，单兵推动。
作战时，多兵种密切配合，前锋为一排战车，其后为三排强弩阵、两个长矛方阵(每阵后中部有一指挥战车)、三排强弩阵、两个长矛阵、四个游击阵，最后是总指挥车和战将。
方阵两翼是骑兵阵，负责突袭，攻击敌阵两翼。
如此强大的方阵，外国任何一个方阵都难以抵挡，就是前面四个方阵绑一块都不行，被秦军方阵一击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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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
学术界开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兴的近现代考古学上。
1950年代，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学界对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李学勤、安志敏、石兴邦等根据郑州遗址的发现，提出介于商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之间的“洛达庙期”遗存(即后来所称的“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或对象。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至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
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
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
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1959年夏，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
调查中所踏查的遗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
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
此后，除了“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持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获。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
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以及临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也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一大批与夏文化探索有关的遗址。
1970年代开始的对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范围扩展到了晋南地区;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的差异，二里头文化又被区分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
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在洛阳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
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
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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