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岳诗中的一句话道明了晚清两人的评价和利益
【千问解读】
“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语出晚清人物黄秋岳所著《花随人圣庵抚忆》,本书是其兼具考辨、品评的笔记体文集。对李、张二人的评语即指在晚清诸多事务中,对一切甚为了然,但受多方掣肘,办不动实务,故只能处于冷眼旁观的状态;张之洞热衷维新,,但“一切懵然”,不知道何处着手,如洋务事项规模巨大,然多是耗费巨资收效甚小之举,甚至有“屠财”之名,即虚耗国家财力,办了些不切实用的东西。
此语即将李、张二人的形象对比、刻画清晰明了,一为壮志未酬的实务家,一为空为大言的书生官吏形象,褒奖贬抑,不难理解。
但仔细思索,语者主观性较为浓厚,甚至有与实情有所不符之处。
李、张两位当事人,在生前亦对彼此有所评价。
(洋务巨擘——左张之洞,右李鸿章) 如运动被剿灭后,中外签订《辛丑条约》。
张之洞充分发挥了自己执拗书生的“意气”,坚决不允许签约。
张之洞这么做也并非一次两次,对外方面张之洞一直高举强硬派的大旗,但可惜没有“帝国鹰派”那样的本事。
李鸿章则反唇相讥,说“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
还是说张之洞任外官多年,见识、本事一点没进展,还是个只知道唱高调的书生。
张之洞立刻怼回去:“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意思是说李鸿章暮气沉沉,缺乏魄力,后来又说 李鸿章是“老奸巨滑”。
两位封疆大吏间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前排右二李鸿章) 二人在办洋务方面,也是各有特色,李鸿章对于国防军事、实业建设较为留心,这也是他长期执掌军事的经验,实用性较强,见效很快;而张之洞则在教育近代化、制度改革方面思考的较深,见效不速,这和他自己清流美名,重视人才选拔,密不可分。
(专权近半世纪的) 总的来说,国家既不能缺少李鸿章这种应变有方的实务派,也不能缺少张之洞这种锐气不减,偏重于理想的官僚。
而二者之所以都在晚清郁郁而终,更多的是由于国势衰微,无从振衰起敝,加之统治集团的打压利用,使得二者的过人之处都没能充分展现,这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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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安史之乱的诗人们,后来结局如何?
而盛唐也确实对得起这个盛字,国力之盛,人才之盛,一时,还国际范儿爆棚。
文化领域,盛唐诗人是最璀璨的,在那个高度张扬个性的时代,他们尽情挥洒着才华,憧憬着美梦,将短暂的人生活成了后世眼中的永恒。
然而,就在歌舞升平之时,的铁蹄踏碎了所有人的美梦,也改变了盛唐诗人的命运。
在时代的洪流里,他们不得不与之浮沉,甚至被拍碎在风浪里。
盛唐成名诗人中,、、、等人在前过世,我们重点聊聊以下几位。
龄——沉沦下僚,无辜惨死 王昌龄的前半生是励志的,出身农民家庭的他,不得不依靠农耕维持生活。
他没有放弃,耕读传家的儒家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三十岁那年,王昌龄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一举及第。
长安十年,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见识了盛唐的繁华,开阔了眼界,在长安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公元738年,王昌龄贬往岭南。
第二年,遇赦南归的他在湖南邂逅了。
这是两位大诗人的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分别之时,留下了的诗篇。
告别了李白,王昌龄又前往襄阳拜访孟浩然。
孟浩然兴奋莫名,不顾自己的身体,执意陪他吃水产品。
不料,孟浩然竟因此痈疽复发而死。
回到长安后,王昌龄依然是不入流的低级官吏,终其一生,不是县丞,就是县尉,连个都没混上。
尽管如此,他的诗名还是传遍了天下。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昌龄被迫离开龙标,返回故乡。
路过亳州时,丧心病跨的刺史竟然把他杀了,诗家天子就此陨落,死得不明不白。
第二年,安史叛军围攻睢阳,闾丘晓按兵不动,宰相张镐大怒,杖杀了他。
行刑前,闾丘晓求情道:“有亲,乞贷余命。
”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 王维——接受伪职,因祸得福 相比王昌龄,王维是个幸运儿。
王维堪称神童,从小,是无数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十五岁时,王维去京城应试,由于写得一首好诗,工书善画,还精通音律,很快成为长安的座上宾。
在京城风光了十几年后,王维三十岁时状元及第,被授予太乐丞。
行事不拘细节的他,不久就闹出了幺蛾子,因触犯皇家忌讳,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公元735年,执政,王维时来运转,回朝担任右拾遗,后调任监察御史。
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成了终南山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没来得及逃跑,被迫接受伪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收复长安后,王维有叛国之嫌,按律当斩,下狱审讯。
关键时刻,他的弟弟侍郎王缙站出来了,王缙平叛有功,愿意削籍为哥哥赎罪。
王维就此保住了一条命,被降授太子中允。
或许是的经历让他变得务实,王维在经历风波后因祸得福,先是升任中书舍人,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副宰相级别的高官。
也许晚年的王维并不喜欢那样的自己,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是幸运的。
李白——站错队,潦倒而终 盛唐诗人中,李白是最潇洒的那个,一生不是在旅游,就是在旅游的路上喝醉了酒。
他也曾风光过,被贺知章惊为天人,成为的御用诗人。
在长安的日子里,他笑傲王侯,接受着万千粉丝的仰视。
那一刻,他是大唐的象征。
李白是不合群的,也不是俗世中人。
仅仅两年时间,他几乎把达官贵人得罪光了,唐玄宗也受够了他的臭脾气,他被迫离开了长安。
离开长安后,他在洛阳偶遇,两人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火星撞地球般的相会,失意中的相知更显珍贵。
第二次相约,也加入了这个高端讨论组。
分手后,李白在杜甫心里生下了根。
数年之后,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已年过半百的李白慨然而起,投笔从戎。
这是他最后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他要证明自己。
然而,李白站错了队,加入了永王的军队。
不久,李璘被定性为谋反,而平定李璘的正是他曾经的老朋友——高适。
最终,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带着复杂的心情,他踏上了贬谪之路。
尽管没过多久他就被赦免,但此时的李白已然是人之暮年,仕途无望,身体江河日下。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李白连生计都是问题,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投靠族叔李阳冰,于安徽当涂潦倒而终。
高适——因缘际会,功成名就 高适的前半生和王昌龄一样,一面躬耕,一面苦读,寄希望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惜的是,他没有王维那样的天才,多次应试落第,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奔波于达官贵人的幕府。
讨生活的不易,让他无比珍惜每一个机会。
公元744年的秋天,高适偶遇李白和杜甫。
当时的李白已是名满天下,而杜甫和自己一样怀才不遇,共同的爱好和抱负,让他们相谈甚欢。
五年后,高适时来运转,在张九皋的举荐下,应有道科中第,被授予封丘尉。
这一年,高适已经四十六岁,他兢兢业业,的做好每件事,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三年任满,高适进入的幕府担任掌书记,收获良多。
安史之乱爆发后,高适亲历了哥舒翰的失败,之后一直跟随在唐肃宗身边。
永王李璘擅自东巡时,高适等来了自己的机会,他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参与讨伐李璘。
讨平李璘后,高适又参与了解围睢阳。
安史之乱中的出现表现,为高适赢得了后半生的政治资本,先后担任剑南节度使、刑部侍郎、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
盛唐诗人中,他是最励志的那一位,真正实现了封侯拜将的人生理想。
杜甫——流落江湖,以诗为史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青少年时代过着人人羡慕的官二代生活。
二十岁前,他见过很多大世面,公孙大娘的剑舞,岐王府上李龟年的歌声,玄元庙里的真迹,都开阔了他的眼界。
年少成名,连李邕、王翰这样的前辈都来屈尊拜访。
二十岁那年,杜甫开始了漫游生活,过了五六年裘马轻狂的日子。
公元741年,父亲杜闲的去世,让杜甫不得不承担起家庭重担。
他忽然发现,除了满腔抱负和满腹才情,自己竟别无它物。
和李白相遇之时,杜甫正处于苦闷之中,他立刻被李白的光芒万丈所吸引,分别之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位老朋友的。
为了谋得,杜甫长期寄居长安。
科举失败后,他开始走起了后门,到处奔走献赋,十年时间一无所获,差不多成了个废人。
直到安史之乱的前夕,杜甫才不得不接受河西尉这种小官。
当他风尘仆仆的赶回家时,却发现小儿子已被饿死。
安史之乱中,杜甫抛妻别子追赶唐肃宗,半路上被抓获。
因为官小,没人把他当回事,杜甫得以逃出叛军,成功投奔了唐肃宗。
唐肃宗念在他的份上,将其任命为右拾遗。
不过,杜甫很快就砸了自己的饭碗,因挽救房琯而触怒唐肃宗,被贬到华州,担任司户参军。
之后的日子里,杜甫再也没能回到中央。
地方上乱成一锅粥,他所担任的官职有名无实,被迫流落至四川,投靠了严武。
严武死后,杜甫离开成都,曾在夔州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
之后,杜甫思乡心切,想回到河南老家。
不料,一路上战火不断,再加上囊中羞涩,终究没有成行。
公元770年的冬天,在一条潭州前往岳阳的船上,杜甫闭上了那疲惫的双眼。
杜甫的后半生是悲剧的,流落江湖如。
但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下,他没有停下自己的笔,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苦痛,顽强的追求着艺术上的自我突破。
如果没有诗歌,杜甫终究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但他用诗歌完成了自我救赎。
于个人,是不幸;于历史,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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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盘古国真的存在吗?
在广西来宾有大量的盘古遗址、盘民以及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歌谣,似乎更加符合《述异记》中关于“盘古国”的描述。
起源于先民的盘古遗风 盘古国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人任昉所著的《述异记》中,书中提到:南海中有盘古国。
这本奇异的书非常有趣,它不仅对盘古神话的流传地域、来源作了具体明确的记述,还对“盘古国”的特征进行了描绘:那里的人们都以盘为姓;南海有盘古的墓;桂林有盘古的祠…… 那么,“盘古国”所在的“古南海”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由来解答。
秦始皇在平定岭南之后,分别设立了包括桂林、象郡、南海在内的三郡。
“古南海”其实就是当时的南海郡,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市。
在广州市花都区(旧称花县),有一座气势奇特的盘古王山,郁郁苍苍的山麓上有一座盘古王庙,它不仅是盘古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远近闻名的庙宇,历年香火不绝。
在,“盘古烟霞”已是“花县八景”之一。
关于盘古王山和盘古王庙的来历,花都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陈棣生告诉笔者,花都区所辖的狮岭镇、梯面镇、花山镇一带在古代都是瑶族的居住地,瑶民的先祖将盘古作为始祖崇拜,在狮岭镇的炉山山麓建起了盘古庙,每年在盘古的生日(农历八月十二)举行“盘古节”庆祝活动。
在“盘古节”上,民间艺人跳起曼妙的盘古王舞,向盘古王致敬。
而节庆的高潮,莫过于扣人心弦的“抢花炮”。
据说哪个村的人拾到花炮,盘古王就会庇佑那个村的全体村民平安、顺意。
到了弘治年间,官兵征讨瑶族人,盘古庙被焚毁,“盘古节”等民俗活动也被迫中止。
直到约300年后的清初年(公元1796年),当地读书人邱毛松在狮岭炉山的半山腰发现一块石碑,上刻“初开天地盘古大王圣帝神位”。
邱毛松认为:这里便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于是每天在这里施医,游说周围的人去参拜,“盘古王”渐渐远近闻名,人们还重新修建了盘古庙,香火很盛。
最后,炉山终于改名为“盘古王山”,一年一度的“盘古节”庆祝活动也恢复了,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整个南海郡所辖的珠江三角洲,除花都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盘古的遗迹或传说。
因此,不少专家认定古代南海“盘古国”就在现在的花都。
先祖留下的盘古遗址 但是,近年来,盘古国位于广州花都区的说法受到了挑战。
有专家经过研究指出,神秘的盘古国可能并不在花都。
他们认为,任昉的《述异记》里提到的“南海”不是指当时的南海郡,而应该像许多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指的是今天的华南地区。
由此推测:在古代的华南——珠江流域,曾经存在着一个以盘古信仰为核心的盘古国。
为了证实从文献中得出的推测,民俗专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古代文献的记录相对照。
专家们调查发现,在时期吴国所属的桂林郡所辖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广西来宾市一带,共有盘古庙28座。
而且在广西来宾市,各地都盛行祭祀盘古诞辰庙会活动,如演盘古戏、唱盘古歌等。
这跟《述异记》所记载的“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
此外,在来宾市兴宾区和秦代桂林郡郡治所在地贵港市等十几个县市,有许多“以盘为姓”的壮族居民,并有纯盘姓的壮族村落。
这里民间不仅盛传各种版本的盘古故事、盘古歌谣、戏曲,而且冠以“盘古”之名的事物随处可见,形成了群落性的地名文化景观。
这又印证了《述异记》中“今人皆以盘为姓”的记载。
专家还指出,花都瑶族流传的盘古神话中并没有“垂死化生创世”之说,而广西壮族盘古神话中有“碎胎化生创世”说,其内涵与盘古的“垂死化生创世”极为相似。
以上调查证明,《述异记》中记载的“盘古国”的各种要素和特征,与广西来宾流传至今的鲜活民俗文化形式相互印证。
那么,史称“桂林”的广西来宾,应当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享有“盘古国”之誉,也应当是的。
由此专家们判断,《述异记》中所说的盘古国极有可能就是广西壮族人所建。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古代盘古国的地理位置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河南的研究者认为盘古神话起源于中原汉人聚居地带,也一直试图证明盘古国位于河南。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就连考证出古“盘古国”在广州花都的学者,也无法否认盘古神话发源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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