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突厥汗国是如何崛起的？单于大都护又是如何衰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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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突厥汗国的兴起与单于大都护府的衰败后期，专权，朝政混乱，边疆局势也动荡不安，内外交困的为后突厥汗国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伴随着后突厥汗国势力的壮大，单于大都护府不断走向衰败。

一、 颉跌利施可汗建立后突厥汗国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带领突厥余众窜居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设立牙帐，自立为可汗，称颉跌利施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建立后东突厥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

《阙特勤碑》东面第10到第14行对此也有相关记载，“上面突厥的上天，突厥的神圣水土这样说：‘不要让突厥人民灭亡!让他们成为人民!’把我父颉跌利施可汗、我母颉利毗伽可敦持护在上天之顶，高高举起了。

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

在听到他们外走的消息后，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则走下来，聚集起来是七十人。

由于上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其敌人像绵羊一样。

东西征战，结果集结起来的共是七百人。

当有了七百人之后，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组织和教导了曾丧失国家、丧失可汗的人民，曾沦为女婢、成为奴隶的人民，曾失掉突厥法制的人民，在那里组织了突利斯及达头两部人民，并在那里赐给了叶护及设。

” 单于大都护府叛乱之后，突厥叛军最终在唐朝的镇压与讨伐之下建立起一个分裂政权，即后突厥汗国。

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阙特勤碑》东面第6行第7行记载，“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

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

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虽归降唐朝，接受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但是作为曾经的突厥汗国，内心仍多有不甘，可谓“政亡心未亡”，这成为突厥复国的深层次原因。

《阙特勤碑》东面第8行讲到突厥“(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唐朝皇帝”，通过这一记述可知突厥降部凭借着战斗力极强的成为唐王朝东征西讨的军事骨干力量。

“唐朝单独动用突厥降部进行的重大军事活动就有三次”，即史书中记载的：显庆五年五月“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幵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总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余众扰乱。

诏发突厥进袭至乌罗德健山，大破之”与咸亨四年十二月“弓月南结，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

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

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一方面归降的突厥部在唐朝的统治下，实力渐增，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为后突厥汗国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被唐朝频繁征调的突厥兵，在沉重的兵役之下对唐朝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也是其脱离唐朝统治，重建政权的重要因素。

又《阙特勤碑》东面第8行到第9行载，“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这样说道：‘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他们说。

‘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现在)我的可汗在哪里?我为哪家可汗出力?’——他们说。

这样说着，他们就成为唐朝皇帝的敌人”。

显然，突厥人民在突厥汗国灭亡后，失去了民族归属感，从内心深处极其渴望重建故国。

这可能是关于唐朝在第二次平定突厥叛乱后，由于内部政治斗争而斩杀降将阿史那伏念，致使突厥余众对唐朝失去信任的记述。

这也成为突厥铤而走险，再次叛唐，建立后突厥汗国的原因之一。

后突厥汗国建立之后，颉跌利施可汗东征西讨，扩地敛财，势力不断壮大，给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定带来重大威胁。

颉跌利施可汗，即阿史那骨咄禄，“颉利之疏属，其父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领，代袭吐屯啜”，叛唐前曾任唐朝云中都护府舍利元英部众首领，是一位善于把握战机的军事统帅。

阿史那骨咄禄领兵南侵时，恰逢时任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的阿史德元珍因坐事“为长史王本立所囚”，后元珍主动请求前往说服突厥退兵却“降骨咄禄，与为谋”，投降突厥的阿史德元珍被封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

由于曾在唐朝单于大都护府任职，所以他对唐朝的政治制度、习俗文化以及边疆管理政策体系都比较熟悉，正是凭借这点，阿史那骨咄禄在阿史德元珍的辅助下多次南下入侵。

据《》卷215上《突厥传上》记载，骨咄禄“乃寇单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

又攻妫州，围单于都护府，杀司马张行师，攻蔚州，杀刺史李思俭，执丰州都督崔知辩。

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抚大使备边。

嗣圣、垂拱间，连寇朔、代，掠吏士”。

又《》卷194上《突厥传上》载：“永淳二年，进寇蔚州。

丰州都督崔智辩击之，反为贼所杀。

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杀掠人吏，则天诏左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之。

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

”颉跌利施可汗前期，抓住唐朝内部政局更迭、朝廷动荡不安，外部吐蕃、频繁进攻，西北边疆地区频频告急这一时机多次寇掠唐朝边境，围攻单于大都护府，一度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在后突厥的打击下，单于大都护府，成为招徕降户、镇戍北疆的军镇。

颉跌利施可汗后期，征伐突骑施时遭遇挫折。

天授二年，“元珍攻突骑施，战死”，不久后颉跌利施可汗卒。

正如《阙特勤碑》第15行所述，颉跌利施可汗一生“出征了四十七次，参加了二十次战斗。

由于上天保佑，使有国家的失去国家，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征服了敌人，使有膝的屈膝，使有头的顿首(投降)”，成为后突厥汗国的奠基人。

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死后，其弟阿史那默啜继位。

默啜，“骨咄禄之弟也。

骨咄禄死时，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

默啜可汗继位后多次率领突厥侵扰唐朝边境，加之“唐朝连易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主，正是唐朝第一期盛世终结，第二期盛世尚未来临之间的国势衰退期”，后突厥汗国不断强大并走向盛世，曾一度危及唐王朝在北部边疆的统治。

从唐高宗永淳元年建国到天宝四载白眉可汗被杀，后突厥汗国仅仅存在了六十多年。

它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单于大都护府下辖的羁縻府州基本被废弃，标志着唐朝在北部边疆的羁縻统治。

与此同时，对唐朝北部边疆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走向衰败的单于大都护府 颉跌利施可汗时期，单于大都护府一度遭到重创，与此同时，唐朝逐渐失去对漠南突厥诸部的控制权，单于大都护府最终走向衰败。

唐高宗永淳元年十月，“突厥馀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单于大都护府岌岌可危。

虽然在唐朝的重新起用之下，于云州打败阿史德元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后突厥汗国再次侵犯唐境的步伐。

唐高宗弘道元年二月，阿史那骨咄禄带领突厥进攻定州和妫州。

同年三月，“突厥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围单于都护府”，并且“执司马张行师，杀之”。

这是单于大都护府继唐高宗调露元年突厥降部发生叛乱之后又一次受到的重大打击。

司马张行师被杀，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单于大都护府的军事防备力量较弱，根本无法抵抗突厥的围攻。

同时也反映了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突厥军战斗力量的强大。

而此时作为拱卫边疆的重要屏障，单于大都护府已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自身难保。

经历了屡次重创之后，单于大都护府像一座孤城一般，名存实亡。

失去单于大都护府这道屏障，后突厥南下更加肆无忌惮。

唐高宗弘道元年五月，突厥再次南下进寇蔚州，杀死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

十一月，唐高宗任命“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

武则天光宅元年七月，程务挺击败率军进攻朔州的阿史那骨咄禄。

九月，武则天仍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可以说程务挺在招讨突厥过程中功不可没，这和他出色的军事领导才能密不可分，且程务挺本身骁勇善战，在与裴行俭共同平定突厥叛乱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同时他“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裨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这都是他能多次率军成功击败突厥的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程务挺卷入唐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最终被杀。

结语 程务挺的死对于唐朝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他死后，武则天垂拱元年，“二月，阿史德元珍等寇朔、代等州”。

屡受袭击，降户逃散的单于大都护府在垂拱二年由之前军政合一的重要机构变为招徕降户、镇戍边疆的镇守使。

曾兴盛一时的单于大都护府最终走向衰败。

此朝曾几番重建这一建制，但与当年的单于大都护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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