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曾下东洋:督师10万东渡出使日本
【千问解读】
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
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
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
“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
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网络配图 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
“鬼子”进村,烧杀淫掠。
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
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尽管如此,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
于是,“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
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出使日本。
大名鼎鼎的“”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那么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戎马志》记载,只做了两件事。
网络配图 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
” 二件,“许以贸易”。
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
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
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
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遂象征性地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
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网络配图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
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反观日本政府这一方,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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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郑和下西洋见证了中国古时候海洋探索的辉煌
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
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
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下西洋。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
亚欧大陆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上。
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
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
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
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
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
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
最有力的例证,来自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
·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
明初吸取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
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
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
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
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
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
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
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
”(《大明宣宗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
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一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
“西洋”一词,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以东西洋并称。
明初修《元史》,没有出现此词。
词汇涵义的演变和凸显,是在时代。
其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国、外国之义。
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也称作“旱西洋”。
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的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动,“西洋”凸显,对“西域”形成了压倒优势,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断上升,出现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此后,中国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强劲的态势,决不是朝廷一纸禁海令所能阻隔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以后,即使在它极为兴盛之时,也没有多少国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来就是以外人来华为主。
陆上丝路的象征符号是骆驼和胡人,这是最好的证明(参见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
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径,情况就更是如此。
迄以前,有名的出洋人屈指可数,至唐代大都是人士,出洋人几乎不见有名姓者流传下来,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迹才见流传下来。
明初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出使记录《瀛涯胜览》中记载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场景,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达到二万七八千人,频繁的出使无疑使更多国人了解了海外。
下西洋后,“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很快兴起,沿海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国沿海居民日趋增多,他们参与了开发南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肇其端的。
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
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30年的航海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作为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推动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了一个世纪,为15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这首先要从郑和船队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商团说起。
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从远古时候起,“宝”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郑和船队出航的大船称为宝船,顾名思义,是出洋取“宝”的。
曾经在明宫上演的《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明赵琦美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四集》76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其中将出航目的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和番”和“取宝”。
对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后人虽为之揣测纷纭,争论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与“取宝”。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则说明物质欲求构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
这在明钞本《国朝典故·瀛涯胜览》马敬《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
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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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谜团吗?
郑和长相魁梧,博智,“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深得的信赖,是成祖的心腹。
“”的壮举使郑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他受明成祖的派遣,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驰骋万里海域,先后七次下西洋。
郑和航海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为历史所罕见。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从中可知,《明史》的作者将到海外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看作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而沿途宣扬国威,向外示富,只是个辅助的方面。
文中所说的惠帝即明成祖朱棣的侄儿建文帝朱允。
建文帝刚坐上宝座时,由于各诸侯掌握兵权,而自己无实权,便想尽一切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
燕王朱棣当时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武力夺取皇位,号称“靖难”。
后,建文帝朱允便不知所终,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
为了长治久安,防止建文帝,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朱棣便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踪迹。
这是《明史》的叙述,自此以后,编写历史的人大部分归因于此,连历史也按此说法。
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曾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假,寻惠帝是真。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
近人梁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说明成祖野心勃勃,利用郑和下西洋扬名海外,其实只不过是“自我陶醉”罢了。
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称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称为“炫耀自我”。
还有人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航,明成祖交给他的任务都是不相同的。
尚钺的《中国历史钢要》认为,15世纪,帖木儿帝国出现于中西亚,永乐二年十一月,帖木儿带领侵犯,但于永乐三年二月亡于路上,所以同年六月成祖派郑和远渡重洋,可能是为了联络外邦共同对付帖木儿帝国,使它没有时间入犯,后六次则是为了开辟一条新航海路线,以便容易地与国外进行贸易。
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赞成郑和后六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同时又指出郑和首次西下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
郑鹤声、郑一均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其目的是同亚非三十多个国家结盟,顺便打听朱允的下落,后四次则是为宣扬“国威”。
每派所述,都有一定道理,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当时明成祖派郑和西下的真正目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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