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之后的危局：最高权力结构不稳固
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
【千问解读】
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
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
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
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
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
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
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
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
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
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
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
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
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
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
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
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
为削弱“八王议政”，掌握绝对股权，、父子可谓前仆后继，费尽心机。
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
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
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权势日崇”。
较之其父，亲历夺嫡之事的“四爷”雍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权力机构。
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为确保军政机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
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
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自军机处设立始，雍正将本是大股东身份的皇族成员一律排除于权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绝大多数股份，只允许小股东、职业经理人管理国家的体制。
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专制集权。
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不过到咸丰朝，这种权力架构开始出现松动。
登基后第三年，咸丰就打破祖制，允许大股东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军机处。
虽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气象一新，但咸丰担心其坐大成势，威胁自己的控股权，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职务。
不过七载之后，咸丰北逃热河，身患重疾，实际大权旁落于以肃顺、端华、载垣等为首的“八人帮”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端、载二人俱为，久被闲置的大股东们再度染指最高权力。
按照《剑桥晚清中国史》的推测，肃顺诸人虽“赞襄一切政务”，但由于事出突然，尚无先例，他们“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帝未成年时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
可以想见，“八人帮”“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绝没有资格当摄政”。
悖论即在于，原本最有潜质成为摄政之人的肃顺，却偏偏不是大股东，而端、载二人又难堪此任。
当然咸丰并没有病糊涂，于弥留之际，他一面任命八人为顾命大臣，一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
也就是说，顾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玺来颁布上谕，必须求助于两宫。
咸丰的理想设计，大概是希望双方通力协作，以保证政事的顺畅进行，同时这貌似亦是能确保同治小皇帝平安接班的唯一途径。
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暂时制衡。
显而易见，对于本已宿怨颇深的双方而言，这种最高权力由两家分摊的局面无法长久，结果矛盾趋于升级，最终导致两宫联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肃顺等人，开启了幼帝双后、叔嫂共治的洋务新政时代。
奈何此阶段清廷的最高权力架构依旧错位，甚或是一错再错。
平情而论，“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
1861年12月25日，帝师翁同龢来到养心殿，平生首度见识了“垂帘听政”的阵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
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阙廷，俯览禁闼，不自知其悲来横集也”。
此中情绪，或与御座后面那扇几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黄色屏风有关。
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太后临时代理国家政事。
不过历数前朝垂帘往事，教训总大于经验。
垂帘听政极易造成两种结果：后弱，则重臣操权，如杨、谢两位太后;后强，则皇权旁落，西汉及唐代便是典型。
熟谙古史的翁同龢，恐怕胸中未尝无此担忧。
毕竟先帝暴卒，幼帝冲龄，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两宫可谓骤然崛起。
但她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垮肃顺等人，替同治执掌中央控股权，又绝非泛泛之辈。
况且更为复杂的是，权力架构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剧情。
肃党“崩塌式倒台”的最大赢家非恭王莫属，新一届军机处班子皆是其亲信，改革派暂居优势。
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万千恩宠于一身。
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
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
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恭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亦是违背常例之举。
两宫如此重赏恭王，本意无非望其感谢天恩，忠心辅佐小皇帝。
然而这却恰恰使得本已错位的权力格局愈发倒置。
须知，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
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
于是此等犬牙交错的态势，注定了叔嫂之间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
因而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罢黜恭亲王”事件，标志着最终将控股权牢牢攥在手心。
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归因于慈禧强烈的权力欲望，似略显偏颇，若制度设计上不出现最高权力格局的严重错位，西太后亦无法借此漏洞揽权。
故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不稳固的权力构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是，慈禧此种稍带情绪化的打压恭王的手法，将东宫慈安推到了恭王一边。
硝烟尚难散尽，政争远未结束。
“远忧”：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蒋廷黻曾用“三种教训”的说法来概括洋务新政启动的缘由。
第一，恭王及其改革派人士“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
第二，他们“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交给我们。
这颇出于时人。
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
第三，原来“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故恭王诸人决心“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新政就此推行开来。
的观点大体不差。
既然学习西方，无基础，乏成例，起初必定异常生疏，故改革就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殊路径。
然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顺利过河，而不是循环往复地埋头在河里摸石头。
故改革亟切需要拿出顶层设计，从而追根溯源，系统谋划，在最高层次上寻求政治的解决之道。
诚然，囿于改革初期经验不足及“督抚洋务体制”的束缚，清廷中央推进新政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尚可理解，但直至改革尾声阶段，中央依旧未拿出自上而下体现新政远景目标的顶层设计方案。
综观近四十年之洋务新政，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居然是咸丰十年(1861年)恭王等大臣上奏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
面对如此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改革，难怪蒋廷黻要慨叹：“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
是不中用的。
” 此等“远忧”，彼时无论朝堂之上的恭王们，还是抚绥边疆的们，都未曾察觉，之后改革面临的困境甚至死局，多源于此。
“暗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互搏” 英国著名作家布兰德与白克浩斯在其合著的《政治强人慈禧》一书中，将慈禧听政年代分为三期，第一期(1861~1873年)是其“实验性的统治期，其间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避免锋芒毕露”。
听政之初的低调，一来在于她意识到自古女性统治者在中国常常，二来在于她对诸多执政常规与程序尚缺乏了解，只能依赖恭王辅佐，避免陷入迷宫般的政务当中。
故“她宁愿让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除非受到公开的挑战”。
也正因垂帘初期的谨慎与小心，慈禧一度赢得官民之赞誉。
既然是“铁拳”，便不单单可打出刚劲十足的“降龙十八掌”，亦可施展的“太极功”。
新政肇始，两宫便大张旗鼓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提倡程朱理学。
因为两宫知道，先天执政能力的不足，使她们注定无法在洋务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故唯有开拓理论阵地，笼络儒学名臣，方能与恭王一争高下。
也正是秉此方针，精研与宣传理学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几年内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张之洞、潘祖荫等一批理学官僚纷纷进入中枢，充当两宫与恭王对峙的阵前先锋。
所以《剑桥晚清中国史》著者认为“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
抛开理学官僚积极参与两宫同恭王政治博弈的方面不谈，他们凭借自身在士林的号召力，集聚当时全国抵制洋务新政的舆论力量，如同磐石一般阻碍着改革的前行。
新政每向前推进一步，总有相反的声音出来搅局。
由于改革派一直没有制定长远的顶层设计，且疏于改革理论的建构与宣传，因而常处于被动挨骂、疲于招架的守势。
可以说，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理论建设方面的欠缺是原因之一。
贯穿洋务新政期间的一个奇特景象便是但凡中央有新的举措公布，马上枢廷之内便会有相异甚至相左的意见涌现，改革力量必须花费大量精力与成本和保守势力展开辩论甚至是桌子底下的妥协与交易，方能将改革推进下去。
理念探讨裹挟着利益纠葛，新旧之争隐藏有派系冲突，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左右互搏”式的暗战，此或许也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
综观洋务新政前五年，最高权力格局上的不稳固、改革顶层设计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都预示着其之后的进展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变数。
应当说，改革与政争的双重变奏乃此阶段的主旋律，执政者对权力的觊觎使得整首歌剧跌宕起伏。
于文末，笔者不禁感慨：但凡权力灌溉到的地方，那里的土壤最为肥沃，也最容易滋生腐败，变得肮脏! 随机文章日本富士山简介导弹是谁发明的，冯.布劳恩在二战期间为德军发明淫欲魔王阿斯莫德，诱骗俊美人类关至第二层地狱（至上四柱之一）克苏鲁神话没有善神么，古神只是利用人类并非善意白洞里面是什么样子，物质只能向外运动/或与黑洞连接形成虫洞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官名，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
原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以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
到，设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参知政事，官名。
又简称“参政”。
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
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
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简称“参政”。
初置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
开宝六年(973)，始命知政事与宰相(同平章事)于都堂(政事堂)同议政事。
至道元年(995)，又命与宰相轮班知印。
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之名。
南渡后恢复。
宋代、、都曾任此职。
《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时的鲁宗道。
辽、金承宋制。
元设参政，即参知政事的简称;在行中书省则于丞相、平章、左右丞下设参知政事。
明初行省沿元制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
洪武九年(1377)，废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参政为布政使之副职。
《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
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
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
同年又以心腹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
《涑水记闻》卷1载：“太祖初登极时，杜尚，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
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
’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
”军国大事，大都是太祖与赵普等商议而定。
宋代制度也大都是赵普创立，《容斋随笔》卷七称：“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
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
”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
换句话说，赵普等此时所发挥的则是类似宰相的作用，而范质等人所起的作用则类似副宰相。
宰相制度的健全，是太祖开国四年之后的事情。
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并罢，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
同月，赵普拜相，“上视若左右手，，悉咨决焉。
”(《·赵普传》)一直到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对赵普信任有加，中书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十年。
中书事务繁剧，北宋初期更面临着平定内乱、统一全国、抵御外族入侵等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处理。
赵普以独相主持中书工作，分身乏术，当然难以应付头绪纷繁的军政事务。
于是，太祖就试图为赵普设置副手，协助其处理日常政务。
《长编》卷5载： (乾德二年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务，参知政事。
”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
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玉壶清话》卷6载：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
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卢，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
设参知政事以为副宰相，是对唐人制度的一种承继。
但是，宋人认为陶谷见识简陋，所言并不合古制，对唐人参知政事的职务也是一种误解，《宋会要·职官》1之69载： 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叙为右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持(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
又，高宗欲用郭待举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
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进止平章事。
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
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谷失之矣。
《石林燕语》卷3考辨说：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
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
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
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
参知，非参佐也。
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
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谷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
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所以，参知政事的名称虽然沿袭唐人，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唐人作为宰相的临时差遣名目繁多，宋人只是择其一作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遂成制度。
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在赵普独相期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宋会要·职官》1之16言“参知政事，贰宰相，批大政，参庶务，以中书舍人以上至尚书为之。
”《宋史》卷161《职官志》言：“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
”即参知政事是作为宰相的行政副手全面参与朝廷政务。
换句话说，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强化相权，太祖不设多位宰相而设一相二参，其突出赵普相权的目的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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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明四家”之一，一生淡泊名利心地善良
他出生的家庭环境很好，家里的长辈个个头脑很好。
有传言初期的巨商，就来自这个神秘的家族，这个家族不允许从政，但是允许经商，他们有的有商业头脑，有的文学修养深厚，发展比较全面。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家底丰厚，闷声发财，人丁兴旺的家族。
他还是孩子时就饱读诗书，少年时期就非常独立，11岁就出门历练游历，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文曲星下凡。
28岁他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专心研究自己的学问以及丹青。
他也不像别的文人那样卖弄文墨，达到一定学术成就就沾沾自喜。
他将自己的一生活的有趣好玩，从他的画里我们能读懂他的审美。
在四大画家中，他的辈分是最高的，并且本人说话幽默风趣，是个可爱的老顽童。
喜欢和人开玩笑，爱做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他最爱的也是收藏书画，多有前人的绘画作品。
他出生富贵，无需依附于谁，他发自身心的修养和作为，非常的高尚。
即便他在绘画上的技法已经非常熟练，他也从不骄傲，招摇显摆，依旧看淡名利，低调谦虚。
但是名声却没有低调下去而是也越来越大，每天总有人上门求画，但是他也不会拒绝赚钱的机会，画画赚来的钱他全都捐出去给别人治病，这样的事情他一直在做。
曾经有一位毫无名气的画家像用自己的画卖钱给母亲养病，便临摹了他的画，并把这些画拿给他题字。
他并没有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悦，并且帮他修改了画。
使得很多人以为真是画家本人画的，他被这位无名画家的孝心感动，可见画家的豁达的风范。
他虽然出生不俗但是追求平淡，远离城市的纷扰，他从城里搬到了乡下，还为自己建了一个小别庭院，除了种种花草， 在这里可以安静的写诗画画和朋友聚聚，和朋友一起创作交谈了。
他不把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也不会小看他人，画画只是自己赚钱的手段和爱好，他并没有觉得会画画是多么了不起的。
他喜欢这种隐居的生活，可以潜心修炼心境，创造出壮丽画卷，做个怀揣纯真画画的有趣之人。
年纪越老，画家就越能将一切看透，追求平静的生活。
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当地的知府并不知道他是谁，于是去请他画画，他没有拒绝每天都去。
结果知府知道了他的名声后很受惊吓，便对他很尊敬，他都坦然面对。
83岁的画家离开了人世，在他漫长的人生中，读书写字画画，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概括的。
虽然他没做过官，但是却被很多人喜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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