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江盐政有多混乱 盐商到底有多赚钱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13 点击数:
简介: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盐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清朝时期,江苏巡抚陶澍在任上干了五年,因政治清明政绩出色,被提拔为两江总督。

在担任巡抚时,有深厚工作经

【千问解读】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盐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清朝时期,江苏巡抚陶澍在任上干了五年,因政治清明政绩出色,被提拔为两江总督。

在担任巡抚时,有深厚工作经验的陶澍,便对两淮盐政方面的弊病了然于心。

只不过,从前的陶澍资历不够,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弊病。

道光十年,五十多岁的陶澍春风得意,走马上任,升为两江总督。

刚刚赴任,陶澍便向朝廷奏疏,递交了当地的盐务调研报告。

两江的盐政有多混乱呢? 陶澍指出:每一斤盐的成本仅十文钱,但在销往各处之后,价格就翻了几十倍。

暴利驱使下,许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在盐中掺入沙土,以次充好。

寻常家庭的百姓,挤破了脑袋买高价盐;贫苦人家的百姓,连盐都吃不起。

高昂的盐价和民间的需求使私盐逐步泛滥,政府从盐务方面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

面对这种情况,陶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

” 简单来说,就是废除自年间施行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的制度,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官盐的垄断,通过竞争来平衡市场。

总商垄断了盐务,以此牟取暴利,这些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呢? 根据陶澍的调研,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这些地区,总商每年的办公费用高达七十万两,但即便如此,总商仍打着的旗号从利润中支用九十万两。

这些钱究竟用于何处?真的被用作行政开销了吗? 并非如此。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新的盐政官员走马上任,修建官邸购置家具,这些开销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但每次总商向上呈报时,却要报出十万两。

简简单单的一份公文,在外面只需十文钱的工本费,但总商却要向上报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一张纸,“”恐怕也没这么夸张。

这些浮费与摊补又是从哪里出的呢? 据陶澍调查,一方面是从府库中挪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小型盐商摊派的。

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府库亏空,拖欠朝廷饷银的情况。

中小盐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缴纳税金,反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中。

原本按照保守估计,两淮地区出售了一百七十万道盐引,每张盐引相当于三百六十四斤食盐,总量超过六亿斤。

每年朝廷可以从中收取的盐税,大约为四百万两。

除了盐税之外,地府的其他收入也应该有三百万两。

这两项加在一起,相当于几个省的田赋。

但到了陶澍走马上任,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

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

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 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道光,立即委任为钦差,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并制定改革方案。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所以道光委派钦差南下时,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阔斧的整改,颁布了十五条“两淮盐务章程”,其中包含了“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一些细则。

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并免除了部分税款,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引入大量民间资本。

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

盐务中的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便废除了一些“潜规则”。

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过年费”,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

随后,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缴纳给户部。

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有了陶澍的表率,两淮官员上行下效,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

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

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万两,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

道光十九年,经陶澍的一番整改,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

在八年的时间里,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

对于老百姓来说,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来以后,盐价逐渐稳定下来,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

有人获得了利益,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

在陶澍改革期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

这些总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随着他们的没落,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

不过,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

早在时期,两淮的食盐专卖已经弊病重重。

因为官盐价格居高不下,私盐泛滥猖獗,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连乾隆都对此忧心。

早年与乾隆结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在穷困潦倒中。

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在当时比比皆是,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

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

江春为了招待乾隆爷这个“布衣之交”,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

根据学者的研究,仅在1738至1771年间,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

到了1773年乃至初年,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

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靠山。

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填补这些大窟窿。

的,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的宏愿,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这笔钱该从哪出?只能“请”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

到了后来,苗民、白莲教,两淮地区灾荒频发,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从朝廷到两淮地方政府,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

在朝廷看来,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他们就像是不需要银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

然而,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

道光二年,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被弹劾。

在此案件中,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

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

就在这一年夏天,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在江岸边停靠了半年时间。

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

“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

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 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

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

所以,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

经陶澍改革之后,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

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

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

很多行业,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

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妓女们,如今成了的野花。

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

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妓女,就只能自降身价,去窑子里作暗娼了。

为两淮盐务操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扬州亦繁华落尽,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

参考资料: 【《清朝盐商》、《兴盛一时的大清盐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清朝旗人的待遇究竟有多好 从出生到死一切费用国家承担

你真的了解待遇吗?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灭亡跟中央的缺钱是脱不了关系的,然而这也要与要供养数量多达几十万人的皇室宗亲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在我国清朝期间,虽说王公贵族数量明显减少,但却又出现了另一个特权阶级,那就是旗人。

入关之后,清廷对子弟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旗人地位高于汉人,而且只能在皇家当差,做一些戍守宫城的清闲工作,不允许从事其他低贱职业。

在宫中当差的旗人,时不时能得到皇上和妃嫔们的赏赐,离宫无业待家的旗人则无偿享受朝廷按时发给的“月钱”,俗称“铁杆庄稼”。

,旗人都过上了寄生腐败的生活,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负担。

毫不客气的说,一个旗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用一切费用全部都由国家承担,享受的福利待遇极为丰厚,不亚于如今的欧洲居民。

在清朝,八旗子弟拥有着普通汉人不敢想象的幸福人生,不过旗人间也是划分了等级的,享用的生活待遇还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

清朝入关伊始,帝下令八旗实施薪金制。

这种制度规定,凡八旗前锋、户军、领催、骁骑,每人月给饷银2两,匠役则为1两。

到了年间,社会经济稳定恢复,八旗饷银开始大幅上涨,而且出兵打仗时还可以领“双工资”,这就是所谓的“行粮”制度——八旗士兵在领取原饷(原饷领取地为京师)的同时,还能在行营中另领一份饷银,即“行粮”。

此外,八旗士兵的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福利,即“丁粮”和“马乾”,丁粮是朝廷支给八旗驻防官兵家眷的口粮,马乾则是马草料。

另外,清廷入关后还给八旗将士分发了大量世袭土地,即“旗地”,即使是最普通的下等士兵,在当时都分到了十余亩田地,占田多者则达数十亩,不事生产的旗人往往会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佃户耕种,他们只需坐收田租。

普通旗人所享受的待遇都这么好,那些与皇室沾亲带故的旗人,待遇自然更是搞得令人咋舌。

在辽宁省新宾自治县有一个皇室村,名为腰站村,这座村庄里居住着三祖父索长阿五世孙爱新觉罗·阿塔的后人,他们算得上是正统满清皇族后裔。

阿塔后人之所以世居于此,是因为先祖被皇室安排到守卫永陵。

依照定制,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后代都是宗室子弟,系黄带子;其他旁系为觉罗(即远支),系红带子。

阿塔一支是清室旁系,享受“觉罗”待遇,可系红带子,所以腰站村又有“腰站红带子”的美誉。

按照村民的说法,有清一朝,村庄每诞生一名男孩,村长都要派人到盛京(今沈阳)报录户口,入《爱新觉罗宗谱·己册》,领取一条红带,作为贵族标志,死亡时红带方才上交。

每年年初,系红带子的“觉罗”可凭红带子向朝廷领取24两白银俸禄与二十一石二斗粮食。

男子结婚时,朝廷会赏赐白银20两,死亡时,朝廷拨款白银30两作为治丧银。

按平均年龄为60岁计算,一个远房的皇室宗亲,一辈子得到的耗银可以达到6024+20+30=1490两,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117500元;如果加上152640市斤皇粮,以每市斤均价2元计算,又是30.5万元。

两者两加,清廷在一个“觉罗”身上耗资高达142万人民币。

如此生活水平,在那时绝对是顶尖的了,足够让今人羡慕,但这仅仅只是“红带子”们的福利水平,比起“黄带子”仍存在不小差距。

要知道,供养八旗子弟的白银乃是从除旗人以外的全体国民的赋税中而抽取的,为供养这群日益壮大的八旗子弟,大清百姓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这种通过牺牲普通大众利益来保证少部分贵族阶层享乐的剥削制度,注定是要被百姓所抵制,也正是八旗糜烂、开销巨大,才使大清越来越,最终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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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和绅在狱中说出自己贪污的理由后,帝王都对他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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