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江盐政有多混乱 盐商到底有多赚钱
【千问解读】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盐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清朝时期，江苏巡抚陶澍在任上干了五年，因政治清明政绩出色，被提拔为两江总督。在担任巡抚时，有深厚工作经验的陶澍，便对两淮盐政方面的弊病了然于心。
只不过，从前的陶澍资历不够，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弊病。
道光十年，五十多岁的陶澍春风得意，走马上任，升为两江总督。
刚刚赴任，陶澍便向朝廷奏疏，递交了当地的盐务调研报告。
两江的盐政有多混乱呢? 陶澍指出：每一斤盐的成本仅十文钱，但在销往各处之后，价格就翻了几十倍。
暴利驱使下，许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在盐中掺入沙土，以次充好。
寻常家庭的百姓，挤破了脑袋买高价盐;贫苦人家的百姓，连盐都吃不起。
高昂的盐价和民间的需求使私盐逐步泛滥，政府从盐务方面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
面对这种情况，陶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
” 简单来说，就是废除自年间施行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的制度，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官盐的垄断，通过竞争来平衡市场。
总商垄断了盐务，以此牟取暴利，这些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呢? 根据陶澍的调研，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这些地区，总商每年的办公费用高达七十万两，但即便如此，总商仍打着的旗号从利润中支用九十万两。
这些钱究竟用于何处?真的被用作行政开销了吗? 并非如此。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新的盐政官员走马上任，修建官邸购置家具，这些开销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但每次总商向上呈报时，却要报出十万两。
简简单单的一份公文，在外面只需十文钱的工本费，但总商却要向上报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一张纸，“”恐怕也没这么夸张。
这些浮费与摊补又是从哪里出的呢? 据陶澍调查，一方面是从府库中挪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小型盐商摊派的。
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府库亏空，拖欠朝廷饷银的情况。
中小盐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缴纳税金，反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中。
原本按照保守估计，两淮地区出售了一百七十万道盐引，每张盐引相当于三百六十四斤食盐，总量超过六亿斤。
每年朝廷可以从中收取的盐税，大约为四百万两。
除了盐税之外，地府的其他收入也应该有三百万两。
这两项加在一起，相当于几个省的田赋。
但到了陶澍走马上任，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
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
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 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道光，立即委任为钦差，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并制定改革方案。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所以道光委派钦差南下时，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阔斧的整改，颁布了十五条“两淮盐务章程”，其中包含了“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一些细则。
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并免除了部分税款，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引入大量民间资本。
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
盐务中的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便废除了一些“潜规则”。
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过年费”，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
随后，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缴纳给户部。
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有了陶澍的表率，两淮官员上行下效，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
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
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万两，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
道光十九年，经陶澍的一番整改，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
在八年的时间里，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
对于老百姓来说，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来以后，盐价逐渐稳定下来，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
有人获得了利益，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
在陶澍改革期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
这些总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随着他们的没落，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
不过，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
早在时期，两淮的食盐专卖已经弊病重重。
因为官盐价格居高不下，私盐泛滥猖獗，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连乾隆都对此忧心。
早年与乾隆结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在穷困潦倒中。
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在当时比比皆是，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
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
江春为了招待乾隆爷这个“布衣之交”，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
根据学者的研究，仅在1738至1771年间，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
到了1773年乃至初年，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
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靠山。
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填补这些大窟窿。
的，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的宏愿，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这笔钱该从哪出?只能“请”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
到了后来，苗民、白莲教，两淮地区灾荒频发，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从朝廷到两淮地方政府，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
在朝廷看来，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他们就像是不需要银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
然而，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
道光二年，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被弹劾。
在此案件中，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
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
就在这一年夏天，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在江岸边停靠了半年时间。
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
“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
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 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
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
所以，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
经陶澍改革之后，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
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
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
很多行业，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
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妓女们，如今成了的野花。
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
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妓女，就只能自降身价，去窑子里作暗娼了。
为两淮盐务操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扬州亦繁华落尽，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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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四大未解谜团是怎么回事？清朝龙脉藏身何处
是满清入关挪位置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的龙兴之地。
380年前，的开创者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入主中原的最后一步。
那么沈阳故宫由谁设计建造?清朝龙脉有哪些秘密呢? 到底由谁设计?又由谁来建造? 沈阳故宫，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
是满清入关挪位置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
380年前，清朝的开创者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入主中原的最后一步。
380年后的今天，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为纪念沈阳故宫的创建，近日举行了学术研讨。
由于史料缺失，沈阳故宫仍然有许多待解谜团。
为此，专家们各持己见，。
谜团之一，罕王仓促迁都只为保江山龙脉? 公元1621年，率领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挺进辽东，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辽阳，，修筑宫室。
然而，的是，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盛京(今沈阳)，诸亲王、臣子当即强烈反对，但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
努尔哈赤为何如此“仓促迁都”?民间一直流传：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他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
于是龙一拱腰，就要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
罕王以为龙是奉天旨意，命他在龙潜之地再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此命名为“奉天”。
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风水中有关阴阳的规定为：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水的南边为阴、北边为阳)，所以又称“沈阳”。
当然，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亭教授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表示，历来建都建城，风水都是放首位的。
沈阳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两位专家同时又指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战略进取上的考虑。
首先，沈阳乃之处，其地理位置对当时的而言非常有利，北征蒙古，西征，南征朝鲜，进退自如。
其次，原先的都城辽阳满汉民族矛盾冲突严重，而沈阳当时还只是个中等城市，人口少，便于管理，这样可以避免满汉矛盾的激化。
谜团之二，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 由于史料没有任何明文记载，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说，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件劳民伤财的举动，统治者认为不值得提倡，而且修建宫殿本身也就是为建个家，没必要将具体建造年份写进史书。
然而几年前，鞍山市文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当地发现了一本《宗谱》，其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
据《侯氏宗谱》记载，负责为沈阳故宫烧制琉璃瓦的侯振举家族是“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以及三陵各工等用”。
有专家据此推断，沈阳故宫应该是在天命九年，也就是1624年开始建造的。
2003年1月15日，沈阳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沈阳故宫到底建在哪一年?》的文章，经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清前史专家支运亭研究员多年研究，认定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1624年(天命九年)。
但佟主任却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侯氏宗谱》中所说的“天命九年”指的是侯振举一家迁居沈阳的时间，而不是说侯振举搬到沈阳后就立即开始建造故宫。
佟悦认为，沈阳故宫应该是从1625年开始建造的，理由有二：首先，1624年，东京城还没有建好，许多贝勒、大臣都还在忙着建自己的住所，努尔哈赤在没有下达迁都命令之前，不可能在沈阳建造故宫;其次，努尔哈赤居住在位于城北的罕王宫，而不是故宫里。
如果沈阳故宫1624年就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不住在故宫里反而要在故宫城旁居住? 谜团之三，谁才是沈阳故宫的“总工程师”? 这些清代宫殿建筑到底是谁设计的?又是由谁建造的?这一次，同样是《侯氏宗谱》掀开了冰山一角。
宗谱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文字：“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
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
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役驱使之用也。
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
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
……” 佟悦认为，这段文字说明，侯振举这个人与沈阳皇宫的营造关系很大。
从以上文字可以判断，侯振举应该是建造故宫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考虑到沈阳故宫中有许多建筑是满蒙风格，侯振举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设计出来，所以除了侯振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有专家认为，侯振举只是“烧制琉璃瓦的管窖人”，而不是沈阳故宫的“工程师”，因为侯振举是从海城迁至沈阳的，根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窖，制黄琉璃瓦。
清时工部派五品官监制黄瓦。
以备陵寝宫殿之用。
” 其卷2《民族》中有这样的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
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制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
”该县志又在《重修缸窖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因赏侯振举盛京工部五品官……” 所以，究竟是几个人一同修筑了这座清代宫殿，还是由某位大师具体设计，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未解之谜。
谜团之四，努尔哈赤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 努尔哈赤在位期间，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这在史学界同样存在很大争议。
李治亭教授认为，努尔哈赤在沈阳时一直都居住在故宫北门旁边，而不是居住在沈阳故宫里，这说明当时故宫肯定还没建完。
而且建造宫殿是一项耗资巨大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而努尔哈赤率部迁都沈阳18个月后便猝然离世。
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能将复杂的宫殿建造得如此之快。
而佟主任则认为，一年半时间也不算太短，在辽阳城建造宫殿时也只用了2年多时间，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完全有时间修建宫殿。
而根据史料最早记载，1627年正月初一，在大政殿举行典礼仪式。
按照沈阳的天气，说明大政殿在1626年10月之前就应该完工。
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时期，大政殿和与之成组的建筑十王亭时应该已经建好。
当然，关于沈阳故宫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
但李教授强调，只要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解读故宫，那么这就是皇家宫殿留给后人最重要的一笔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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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天津教案是如何回事？火烧望海楼事件始末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
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
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
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
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
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
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 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
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
丰大业开枪伤人了。
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
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
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
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
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
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
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
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
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 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 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 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
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
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 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 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 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
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
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 “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
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
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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