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
【千问解读】
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
“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的《拟答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而《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
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造出的成语。
此后，文人诸如、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的文学想象与虚构。
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
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
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
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
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
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
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司马迁受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增益其所不能。
”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
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
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
然而吴王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
《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
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
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
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
《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淮》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
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且句践忍辱负重后终得善果，称霸至终，后世子孙受福荫若干年。
而夫差凭借其父阖庐所积淀的恢宏国力就轻而易举地使越国臣服，此后便滋生了种种狂妄情绪。
又与越国荒成不盟，越不为败而吴不为胜。
因而，夫差虽得复父仇，然终究是不彻底的复仇，乃至身死国亡。
司马迁在寻求心理认同感的同时，所选择的颂扬对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隐忍复仇，却在得到一点成就后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践般始终如一、不灭吴国誓死不休的隐忍发奋、谦恭用贤之君。
(四)，夫差复仇是被动的复父之仇，而句践复仇是主动的复己之仇。
《史记》一改《左传·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的说法，转而改为阖庐临死前对夫差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的记载。
从自觉主动地承担复仇事业到被动接受父亲临终所托，性质发生了改变。
且《史记》中对夫差复仇前的准备几乎没有描写，只是简单的一句“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
”而句践却是主动地复己之仇、复越国之仇。
司马迁对句践复仇的记叙也相当详细，情节完整，篇幅宏大。
司马迁对夫差复仇性质的变动，以及对复仇前准备工作的描写，也就间接表明了司马迁对夫差与句践的不同态度。
(五)，夫差的复仇属于非正义性的复仇，而句践甚至伍子胃的复仇属于正义复仇。
夫差之父阖庐于对越发起进攻的携李之战中伤亡，战争本身具有侵略性质。
但句践兵败于夫椒之战中夫差的寻仇，且自身受辱于吴国，入吴三年能够忍辱负重;伍子胥父兄受谗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颠沛流离，从而更加强化了其复仇的意志。
显然句践与伍子胃的复仇是涉及自身的正义性的复仇，而夫差的复仇是非正义的。
故而司马迁对句践以及伍子胃持褒扬之态。
因此，就算《史记》中夫差与句践同有复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点原因而出现褒贬不同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对于正义隐忍复仇、谦恭谨慎而终于称霸的句践报以极高的颂扬。
也正因此，司马迁对句践故事的记述对丰富句践的故事、深化句践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从未有人记载句践所谓的“卧薪尝胆”，而司马迁之后，却有创作者不断丰富着句践“尝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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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
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
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
从儒转医 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 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
他36岁时，闻有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
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
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
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
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
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
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
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常为百姓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
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
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
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从医原因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
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
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
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
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
昼夜研习 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和剂局方》(共297方)。
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
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
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
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
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
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
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
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 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
谁知却一见如故。
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
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
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
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
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
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
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
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
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
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整理心得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
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
”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
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后人敬仰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
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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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为什么要坚持“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个约定是如何来的
这条规定，从古至今，大家基本上都能够遵守。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能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呢? 再说了，来使的存在，有可能把己方的军情刺探去，这对己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冒着军情泄露的威胁，把来使放走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继承战争文化。
中国古代的战争文化，是从西周开始成型的。
从西周开始，对发动战争就有非常特别的讲究。
周武王之所以要讨伐帝辛，就是因为周武王认为帝辛“失道”。
因为“失道”，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联合周边的诸侯部落，共同来讨伐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商王。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人伦礼仪秩序，也就是“周礼”。
周礼不仅仅规定了生活的各种规范，也规定了战争规范。
有人可能不理解，战争本来是非理性的，残酷的，反人性的，为什么还要给战争规定规范呢?其实，准确地说，那时候所谓的战争，指的是诸侯之间的争执。
毕竟诸侯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在周王的统一领导下，并非是生死不容的敌人。
因此，用规则来处理争执，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除了周礼里对战争有明确的规定外，古人留下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战争规则的痕迹。
比如《》中，就有几个细节体现出来了。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古代作战，需要专门选择作战地点。
比如“齐人三鼓”，齐人敲了三次鼓，但是因为鲁人不动，齐人也不好进攻。
显然，这就是一种规矩。
包括曹刿问鲁庄公靠什么来打仗，鲁庄公讲的那些理由，其实也是一种规矩。
还有，在和作战的时候，一定要等楚国渡过河，摆好阵，再和他们打。
后人不理解，觉得宋襄公迂腐。
其实，宋襄公这不过是遵守那时候战争礼仪的表现。
这种战争礼仪中，就包含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二、表现精神气概。
虽说西周的时候，形成了一整套打仗的礼仪。
但是从春秋末期开始，这种战争礼仪就被破坏了。
战争诡道大行其道，讲究谋略，讲究以战胜对方为直接目的，不管礼仪，不管理由。
而且这种战争方式被人，被人欣赏羡慕。
对按照这种方式打仗的，被称为谋圣、、兵神、兵仙等等。
本来，在这种礼仪丧失的同时，“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也应该丧失掉的。
但是，古代打仗又讲究一个精气神，讲究一个英雄气概。
如果杀掉来使，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种胆怯。
而在战场上，没有勇猛无畏，军队就丢了魂，就没办法再打仗了。
当然了，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也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斩了来使并不是露怯，反而是一种显示精神气概的表现。
比如蒙古人在攻打钓鱼城的时候，就曾让使者去钓鱼城送信，让宋军投降。
但是宋军斩了来使，并把来使的首级挂在城头，表示坚决不投降的决心。
还有，的商队在花剌子模被抢劫后，成吉思汗派使者去花剌子模交涉，但花剌子模人却割掉来使的耳朵，把他放回去，以示侮辱。
所以说，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
三、来使手无寸铁。
来使的作用，是为了送信。
本身不具有攻击性，也没有带武器。
杀掉没有攻击性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
就像在战场上杀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样。
四、用作疑兵之计。
本来，来使的到来，有可能刺探军情。
但是在战场上，经常做的是斗智斗勇。
有智慧的人，常常会将计就计。
就是故意向来使释放出一些亦真亦假的信息，让来使上当。
从而达到麻痹敌人的目的。
比如《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就是充分发挥来使的作用的一个有名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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