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解密：“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存疑问
专家们说：你看，修阿房宫和骊山陵，用了70万受过宫刑的人和其他罪犯，这还不是严
【千问解读】
专家们说：你看，修阿房宫和骊山陵，用了70万受过宫刑的人和其他罪犯，这还不是严刑峻法的暴政吗?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推算，就算受宫刑的占一半，也有35万人，十分之一也达7万人，真是残酷至极。
然而，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问题出在“隐宫”和“徒刑”两个词上。
网络配图 首先我们来看“隐宫”。
把“隐宫”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始于张守节的《正义》：“受完宫刑的人，要在阴暗的房间里养一百天，这个房间就叫隐宫，也叫蚕室，因为养蚕的房间都要阴暗通风。
所以，隐宫就是指受过宫刑的人。
但是这样解释在其他文章中却解释不通。
《列传》记载：“，是赵国王族中远支的亲属。
赵高有兄弟数人，都生于隐宫。
” 如果“隐宫”是受过宫刑的人，他怎么生了赵高?而且不止一个? 张守节这个错误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源头可以追溯到徐广的《史记集解》，还有后来一个叫的人对《史记集解》的错误解释。
徐广《史记集解》解释“隐宫”一词曰：“为宦者”。
“为宦者”是什么意思?徐广没有解释。
“宦者”后人理解就是。
太监怎么能生下赵高兄弟数人?于是后代就有个叫刘氏的人，力图把太监生儿子解释通。
他这么解释：“赵高的父亲犯了罪受了宫刑，他的妻子被收为官奴，这个女人不本分，跟男人野合生了赵高，还生了他的几个兄弟，生出来之后也把他们一起施了宫刑，这就是生于隐宫。
隐宫就是宦官的意思，宦官就是被阉割之人，所以，隐宫就是指受了宫刑被阉割之人。
刘氏没有留下名字，生平年代不详，反正是在汉代徐广之后，唐代张守节之前，可以推断是末年至唐代间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刘氏总算把“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句话糊弄过去了。
后人也就不假思索地这么跟着说下去了，反正这个解释能够骂倒秦始皇，能够证明秦帝国是暴政，这就够了。
网络配图 可是如果我们细究刘氏这个解释，问题更大。
宫刑的作用，最初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后来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其目的一是让他不能乱搞男女关系，二是让他绝后。
现在好，对赵高的父亲两个目的都没达到。
赵高的母亲在豪门家为奴，却不停地跟人野合，一会儿生一个儿子，一会儿又生一个儿子。
这官家就是再开明，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奴隶;另一个目的是要绝后，赵高的父亲不仅没有绝后，还生了那么多儿子，而且还都，岂不犯上?你是跟叫板是不是?让你绝后，你就要让皇帝看看，你就是绝不了我的后。
更可笑的是，依照刘氏的解释，赵高被宫之后，也没有绝后，又生儿育女。
赵高的一个女儿还嫁给了咸阳令阎乐，相当于首都市长或者卫戍区司令。
这咸阳令阎乐再不讲究，也不能娶个几代太监几代胡搞出来的女儿。
如此荒唐的解释，根源出在后人对徐广《史记集解》中“为宦者”这三个字的误解。
根据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宦”在汉代是指在宫中内廷任职。
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如君王的亲近侍卫。
宦籍，就是用来登录出入宫门者的登记册。
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都没有太监的意思。
我们常说某人出生在官宦之家，也不是说这人出生在当官的或者太监之家，而是说出生在做官人之家。
所以，宦这个词，不论是先秦还是现在，都不等同于太监，不是被阉割的代名词。
当时被施以宫刑的人称为“奄人”或“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 宦奄”或“宦阉 ，定义非常清楚。
所以，徐广的“为宦者”不是太监。
而“隐宫”一词则是指任职于宫中的官员居住的地方，由于地处王宫较为偏僻的地方，故而称为隐宫。
用它代指，则是指在宫中任职的官员。
网络配图 接下来我们再看“徒刑”一词。
“徒刑”和“刑徒”不能混淆。
指囚犯或获刑之人应该是“刑”在前“徒”在后，称“刑徒”。
比如《秦始皇本纪》有“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
“徒”在先秦时期有步兵、士兵的意思。
《》有“公徒三万”，是指国家军队三万人。
《左传》“率徒以往”，带领军队前往。
《礼记》“五十不为旬徒”，50岁以上不服兵役。
这里的“徒”都是军队、士兵的意思。
如果这样理解“徒”，意思就明确了。
断句可为“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意思是：“宫内官员、军队和囚犯70余万人”;断句亦可为“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徒刑者”三个字合并解释为“士兵获刑之人”，就是六国战败被俘的士兵。
不管是把“徒刑”两个字分开断句还是合起来理解，“徒刑”二字都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刑事罪犯。
《史记》的其他篇章也佐证了这一点。
比如1，《史记》中多次称修骊山作阿房的这七十万人为“徒”，而没有“刑”字。
《秦始皇本纪》少府向提议：“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
”《世家》“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
” 2，陈涉、起事之后，少府章邯带领这些“徒”，去对抗陈涉的军队。
这些“徒”迅速调动，能攻善战，不仅很快击败数十万陈涉、吴广军队，还打败了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所率领的军队，杀死项梁。
可见这些“徒”具有很好的军事素养，不完全是一般的刑事罪犯。
网络配图 不管怎么样，把“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牵强地解释为几年就宫了几万男人，判处了总计70万的罪犯，由此得出暴政的结论，那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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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刑讯逼供”的帝王是哪位？
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
在中国，刑讯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见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
”郑玄注曰：“掠，谓捶治人。
”“肆掠”，就是指现在刑讯。
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专任刑罚……昼断狱……”。
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
《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
根据这一原则，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
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但《秦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
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
汉初，对预谋行刺的贯高“榜笞数千，刺身，身无可击者”。
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不服，以掠笞定之。
”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极尽残忍。
虽然废除“肉刑”，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
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明帝时，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
”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发生在“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的情况下。
试想在当权者认为“需要穷究”的情况下，在对待“非亲非故”的普通百，那刑讯之苛酷，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
事实上，东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
王吉，“性残忍……夏月腐烂(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则以绳连其骨，见者骇然。
”周纺，“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
”就是此人，后来“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
”在东汉，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
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
”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
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种程度，法无明定，而由法吏率意为之。
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
魏晋之际，魏据《汉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狱”、“断狱”三章。
晋文帝时，“令定法律，辨囚律为告劾、击讯、断狱。
”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
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
曹魏时，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嘱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
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 在南朝，刑讯也逐渐规范化。
宋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即后世的“压杠子”。
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
以至于流传着：“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谣，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
齐时，多沿用宋时的律法。
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
”《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
”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
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
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
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
”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
”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
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
世宗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
“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
”文宣帝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皆致诬服。
”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 隋初统治者(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
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
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
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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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背诗人”是哪位？
而要完成一件优秀的“文字工程”，写出千古传诵的名句，作者除了具备较高的文字素养之外，能否身处一个不为外界不良因素所干扰的创作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有些诗人的“抗干扰”能力却特别强，对外界不良环境能够“视而不见”，随时随地都可以作诗，即使身边是“”、“刀光剑影”也毫不在乎，即使是在疲惫的行军中，在简陋的军营里，在颠簸的马背上，在战斗的空隙时，也无法掩盖发自内心的“诗兴”。
近代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他的诗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
“在马背上哼成的”，这话很有意境。
古人说，读书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
哼诗自然也有这“三上”。
不过，古人读书哼诗在“马上”，那马，是旅途之马，是“古道、西风、瘦马” 之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马。
而毛泽东在马上哼诗，那马，是征战之马。
此种豪情、意气，化而为诗，这种境界、这份洒脱，无不令人。
然而把时间追溯到1700多年以前的末年，也曾经有一位善于在马背上作诗的诗人，他就是。
曹操的诗歌作品，留传到现在的有二十二首，他的作品刚健质朴，情调悲凉，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同时，曹操的诗歌绝大多数创作于行军打仗期间，可以说，曹操是中国第一个“马背上的诗人”。
试举五例。
190年正月，以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准备讨伐祸乱朝廷的，当时正在老家招兵买马的曹操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被授以奋武将军。
在出行的路上，坐在颠簸的马背上，曹操想到了讨伐董卓的群雄之间相互争权夺利，造成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因而感怀时局，以古题写时事，写下了《蒿里行》这首诗，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206年正月，曹操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出兵，取道河内，北上太行山，征讨叛将高干。
当大军翻越太行山时，曾屯兵在壶关口。
当时正值严冬，曹操在简陋的军帐中，不由诗兴大发，便以慷慨悲凉之气，写下了《苦寒行》这首传诵千古的名作，描述了行军时的辛苦。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207年五月，曹操出兵北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胜利班师，经过位于今河北省乐亭县西南的碣石山。
曹操登高望远，放眼宽广浩瀚的大海(即渤海)，不禁触景生情，作《观沧海》一首，诗中描写了大海汹涌、壮伟的美丽景色。
通过写大海的宽广和波涛的起伏，反映了曹操宽阔、雄壮的情怀。
这首《观沧海》，是中国历史上写景诗中最早的名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7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北征平定乌桓后，志在统一天下，不禁踌躇满志，乐观自信，于是写下了《龟虽寿》这首诗歌，抒发曹操老当益壮、自强不息、胸怀建功立业的壮心豪情。
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即使到了晚年，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8年冬，曹操平定北方后，率南下，饮马长江，准备与、决战，进而统一全国。
十一月十五夜里，明月皎洁，曹操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
酒酣时，曹操取槊立于船头，想到自己“破黄巾、擒、灭、收袁绍”和“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的丰功伟绩，一时豪情万丈，慷慨而歌。
歌辞就是下面这首《短歌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东汉末年，尽管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但是诗歌这种文学题材却得到了重大发展。
尤其是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以曹操为首的诗人，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代文风——“建安风骨”，其风格主要特征为情辞慷慨，格调刚健。
作为建安文学的发起人，曹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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