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结局官吏问题的
初期，朱元璋是如何解决官吏养问题的? 朱元璋重视孝道，不仅是发挥“孝”作为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
【千问解读】
初期，朱元璋是如何解决官吏养问题的? 朱元璋重视孝道，不仅是发挥“孝”作为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面控制天下臣民，还将孝道的观念融入其治国理念之中，采取相应措施将其推行于天下，体现为推行老人制度和官吏移亲就养政策，族表忠孝和开设养济院等。
司法中的孝治 朱元璋以法度废弛而招致灭亡为鉴，格外重视修订法律的相关事宜，亲自率领群臣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包括有《大明令》、《大明律》和其亲自编订的四部《御制大浩》等等。
朱元璋认为“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法律是用来防范民众犯上作乱和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伦理道德是依靠民众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的，其本身不具备任何惩罚性;法律则是君主借助国家为依托制定的相关条文，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违反条例的人可以采取相关的惩罚措施。
以孝入律 《大明律》是一部一统的刑法典，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从草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年，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改变了唐宋法律以内容分为十二篇的结构，仅保留“名例”列于律首，按吏、户、礼、兵、刑、工作为律名。
相较于唐律而言，其条目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对于涉及伦理关系的犯罪降低处罚程度，普遍加重对涉及国家、社会秩序等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罚。
同时，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将孝道观念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孝道的实施，同时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惩处。
《大明律》中最为严重的罪行被归纳为十恶，是指危害江山社程、毁坏宗庙建筑、叛国、谋杀官吏、谋杀父母等的罪行，而其中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条的内容与孝道有关。
恶逆是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家族的血亲长辈。
不睦是谋杀或犯卖绍麻以上亲属，殴打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亲属。
不孝是指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或家族长辈;祖父母和父母在世时，瓜分家产;父母去世时，子女有嫁娶事宜;祖父母或父母的丧事，隐匿不报;假称祖父母或父母去世等行为。
内乱是与小功以上亲属、亲父祖的妾室通奸。
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条直接涉及到惩治对祖父母、父母或是直系血缘亲属的不敬行为，或是有损其躯体甚至是其生命的行为。
内乱是指血缘亲属或与长辈妾室私通的行为。
将悖逆孝道的行为与叛国谋逆的重罪共同放入十恶条，足见朱元璋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孝道是以子女赡养父母为核心内容，故而相关法律条文多是围绕户律、礼律和刑律三部分。
在《户律·婚姻》中列举以下周顾伦理且不孝的行为:子孙在父母或直系血缘亲属去世时嫁娶;子孙在祖父母或父母犯有死罪而被囚禁时嫁娶;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成亲或是纳为妾室等。
在《礼律·祭祀》中列举了有违礼制且违背孝道的行为，隐匿父母去世的消息;身为独子抛弃年逾八十的祖父母或父母前去上任;父母去世不及时安葬;发掘毁坏亲属的棺撑或坟墓等。
在《刑律·人命》和《刑律·殴打》中列举了谋杀或殴打亲属的行为:谋杀父母及祖父母等血缘亲属;谋杀故夫的父母及祖父母;殴打大功以下尊长;殴打父母及祖父母等。
朱元璋对有违孝道的人施以严刑峻法，却对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人予以宽有。
“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子孙为父母及祖父母报仇，杀死行凶者按律当斩故而轻判其罪，仅是杖六十。
同时，施行此法律条例，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不犯十恶不赦条中的罪行，祖父母或是父母年迈多病而家中没有次子奉养，如此臣民才能以“存留养亲”为由，上书请求延期处罚。
为防范臣民身为独子因罪而死，导致其父母老无所养情况的发生，朱元璋制定“存留养亲”条，意在鼓励天下百姓赡养并善待父母，以此推行其孝道观念。
朱元璋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推行孝道，既借助严刑峻法是来震慑天下臣民，又将宽肴行孝道者罪行的做法融入于刑法之中。
“屈法”以申“纲常” 明代的法律是由君主命令大臣制定，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是用来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行政和司法大权，他制定法律，对违法犯罪的人依律判处，借助刑罚来威慑百姓。
在多数情况下，臣民违反相关法律，要以律论处;而在少数情况下，某些臣民因行孝道而有违律法，朱元璋作为君主却会赦免其罪行，这就产生了屈法以全孝道的做法。
朱元璋认为“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有人出于孝道愿以己身代受父罚，感念其父子情深，故而“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
天策卫兵卒吴英之父因罪下狱，吴英诣阔陈情，自愿为官奴，替父赎罪。
朱元璋认为吴英自愿以身代父受罚，其心可嘉，其情可表，但为人子者，理应在平时就劝谏父亲，这样就不会遭此祸端。
他还告诫吴英，“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放非义，斯为孝也。
朱元璋赦免吴英父亲的罪行，是要此事为例，向天下百姓彰显行孝道的好处，从而推行其孝治政策。
江宁人周碗之父为滁州牧，因罪判处死刑，时年周碗十六岁，上京面见皇帝并请求以身代父。
朱元璋怀疑周碗年幼，受人教导才要如此行事，下令要将其斩首。
周碗听此圣旨，却是面不改色。
朱元璋对此十分惊讶，故而下令宽有其父，改判为流放戍边。
周碗再次进言，说“戍与斩，均死尔。
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赎父戍。
”朱元璋闻此言，更加生气，下令将其绑缚送去市曹，而周碗却面露喜色。
朱元璋这才察觉周碗的孝心，即刻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亲自在御屏上题字“孝子周碗”。
不久之后，周碗被授予其兵科给事中一职。
无论是出身兵卒的吴英，还是年幼的周碗，他们都是主动以身替父受过，皇帝赦免其父的罪行。
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屈法”以申“纲常”。
但这并不意味着出于孝道而代父受过者，无论所犯何罪都会被皇帝赦免。
例如，常熟人虞宗济的父兄触犯法律，官吏即将逮捕他们。
虞宗济告诉兄长“事涉摇役，国法严，往必死”，但父亲年迈多病，兄长尚未嗣，而自己己有子嗣，愿以身相代。
虞宗济“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
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于洪武四年被斩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是为了巩固其政权。
宽有子代父过者，即父母触犯法律而其子女愿受其过，朱元璋宽有其孝行，予以赦免。
此举既树立了孝子贤孙的典范，又彰显了“仁君”风范，从而更好的推行其孝治的政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没有明确的量刑原则，或是完全宽有罪行，或是允许子女代刑，或是一定程度上减轻罪行，这都取决于朱元璋个人的心意，他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对司法拥有任意解释的权力，对法律中一统的量刑标准置之不理，此举破坏了司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孝道优先 朱元璋将孝道精神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在执行相关法律规章时，以孝道为准则，既会对父母犯罪而其子女愿以身代刑者，予以赦免或是减轻处罚，又会应允因触犯法律却为赡养父母而上书请求延期惩处的臣民。
其推崇孝道优先的原则，并不拘于法律条文之中，如若百姓行孝道，哪怕其行为与法律或是政策向悖，也会赦免或是减轻其责。
朱元璋此举是为让天下臣民以孝道为生活准则，将孝道融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北平某个百姓被人诬陷，逮捕到了京城，他的儿子上京告御状，以证其父清白。
而事情真相大白之后，却告其子越诉，要予以惩处。
都御史赵仁执奏，其子“诉父枉，出其至情，不可加罪”。
如若儿子了解父亲是被人诬陷的，却不为其伸冤，而任凭其父下狱，此举非孝子所为。
朱元璋也认为，“子诉父冤，出于至情，不可罪”，就没有追究其子越诉的行为。
刑部官员状告其子越诉，是按律行事，儿子为父伸冤，越级上诉，其举有违律法，刑部官员是依法办理。
而朱元璋和都御史则是感念其为父伸冤，出于一片孝心，故而法外开恩，不予追究。
龙江卫的小吏因犯有过错被罚书写，恰逢其母去世，想要回家为母守丧，而詹徽却不同意，小吏就击登闻鼓上告于皇帝。
皇帝召见詹徽，切责他，詹徽听后十分惭愧，应允小吏回家为母守丧。
因错受罚，是为人做事应守的原则;而为母亲守丧，是为人子女的本分。
两者并无冲突，但小吏受罚期间母亲去世，这就引发了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
詹徽不同意小吏回家为母守丧，是为惩处其工作上的过失，而朱元璋是以孝道为出发点，以母子亲情为重，这才让小吏回家为母守丧。
永州府祁阳县人郝安童，其父玄戍定辽以卒，安童理应为之补役。
明代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同时百姓需要承担摇役，包括力役和兵役两部分。
而郝安童是家中独子，在父亲年迈后他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军役。
但因其母亲年迈又没有其他兄弟可以供养，而其姑姑守节且年老无依，家中长辈全凭安童照顾才能安度晚年。
为赡养家中老人，安童诣阔陈情。
朱元璋闻之，其情可悯，故而下诏免除孝子郝安童军役。
无论是为父伸冤而越诉的孝子，还是为守母丧而击登闻鼓的龙江卫小吏，以及为赡养长辈而诣阔陈情的郝安童，他们都为了孝道而求见皇帝，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法律，但皇帝因感念其孝心并没有追究其责任。
换言之，朱元璋提倡孝道优先原则，以孝道为重，对于其有违律法之处，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此外，有官吏因触犯法律，以行孝道为由向皇帝请求减轻处罚。
例如，北平都司吏杨献因罪下狱，上书陈情，曾卧于冰上，以求生病父亲可以痊愈，朱元璋下令核实后，就释放了杨献。
朱元璋“屈法”以全孝道，赦免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臣民，其意在树立孝子典范，标榜天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会轻视法律的作用，因孝道而被赦免的臣民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罪行并不会得到赦免。
朱元璋“屈法”以申纲常，是为发挥孝道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面控制民众，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要依仗法律的威慑力。
但在帝制时代，法律始终无法摆脱皇权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一直受到冲击，从西周时期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到后来由皇帝裁决或是依法减轻处罚的“八议”，贵族或是官僚阶层在法律上都享有特权，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这是源于帝制时代始终推行“人治”高于“法治”的政策，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不能彻底发挥其治国的作用。
而朱元璋推行以孝治理天下，在司法中宽有孝子的举动，就是以孝为由而放宽量刑标准，这与“八议”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冲击法律的公平性，体现着皇权高于一切的原则，这是帝制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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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的一次壮举，解决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能解决的问题
时期，北方的边境一直都很不和平，因为是把蒙古人打跑建立的大明，所以蒙古人经常的来光顾明朝的边境。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土木堡一役，明朝精锐尽失，很多的文臣武将战死，整个明朝的人才出现了一个断层，要不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明朝将重蹈的覆辙。
古代的武将是被很多人所看不起的，那些朝中的文臣们认为武将都是莽夫，在和平时期没有丝毫的作用。
其实笔者一直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就拿明朝来说。
当初打天下的时候，哪次战争不是武将们一刀一枪的打下来的，哪个敌人不是被武将们灭掉的。
到了朝代开创之后，读书人只要用功读书，就能够获得官职，然后反过来去嘲讽武将，如果没有这些武将们，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读书，去考取功名。
不过凡事总有特例，有些人是文臣们不敢轻视的。
明朝有这样的一位读书人，他没有生活在开国时期，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和平的时期，他在家人的教导下刻苦的学习，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报效国家。
嘉靖二十年，此人金榜题名，成为了一名进士，他就是王崇古。
嘉靖年间最大的隐患除了北方的蒙古人骚扰之外就属南边的倭寇了，王崇古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他很苦恼，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心中一直向往的是疆场，而不是办公室。
这个机会不久来到了王崇古的头上，东南战事吃紧，王崇古被调往南方，成为了身边的一名副将。
俞大猷和是齐名的两位猛将，而且俞大猷不仅知道兵法，还是一位曾经单挑过的猛人，在俞大猷的身边，王崇古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东南倭寇之患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平定。
戚继光被调往北方镇守京城的门户，俞大猷继续在南方混饭吃。
王崇古也因为立下战功担任陕西按察使，后来升为右佥都御史，前往宁夏巡查。
相比于俞大猷莫名其妙的为官生涯，王崇古是一帆风顺的，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够立下点功劳，慢慢的就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毕竟人才嘛，到哪里都受到待见。
而且王崇古和的关系非常的好，当高拱担任了之后，王崇古的辉煌生涯也来到了，他被调往宣大任职总督，职位仅次于。
王崇古当上总督之后，碰见了自己的老熟人蓟州总兵戚继光，不过转悠了一圈后的王崇古已经是戚继光的上司，当时王崇古的另外一名下属是辽东总兵。
王崇古光荣的上任了，接下来的发生的一次意外将让他名垂史册。
当时蒙古人中最强大的当属，鞑靼的首领俺答曾经围着京城抢了一圈，还安然的回去了。
后来俺答的一位把汉那吉看上了一位女子，被俺答给抢了过去。
把汉那吉的父亲去世的早，所以把汉那吉的奶奶对把汉那吉非常的疼爱，把汉那吉看到自己准备娶回家的女子被俺答抢了，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他不是去哪个朋友家，而是来到了王崇古这里。
王崇古在早晨刚刚睡醒的时候，手下人就来汇报说俺答的孙子来了。
王崇古十分的意外，因为和俺答是敌人，他的孙子来干嘛。
把汉那吉就这样赖在了王崇古这里，王崇古好吃好喝招待着他。
当俺答在外边征战的时候听说自己的孙子落到了明军手中，直接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杀来了，可王崇古避而不战。
最后明朝和俺答来了一次交换，这时候把汉那吉的气也消了，王崇古就用把汉那吉换回了一名叛徒，这名叛徒背叛了明朝十几年的时间，他精通明朝的防御，所以经常带着俺答来找事。
俺答对于用一名叛徒就能把自己的孙子换回来是很满意的，如果事情就这样完了，那王崇古也仅此而已，可以接下来王崇古却上书主张和蒙古人进行贸易往来。
要知道当年朱元璋打跑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之后，双方就一直相互征战，为了对付他们还把京城迁到了北方。
王崇古的上书自然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反对，但是王崇古接着上书，他的建议被高拱和等人同意了，可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说服朝中的大臣们。
最终高拱采取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和蒙古人贸易。
参加投票的有44人，然后赞同的是22人，反对的还是22人，最后大家让来拿主意。
结果皇帝直接说道，交给内阁办就是了，当时内阁首辅是高拱，所以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高拱说了算。
王崇古自然不会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但他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
俺答一听明朝准备和他们进行贸易，当即就同意了。
其实俺答也是被迫的，因为明朝这时候的守边将领太强大，他根本讨不了好处，王崇古在恰当的时机内提出贸易的要求，自然符合双方的需求。
俗话说得好：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以上就是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
根据明史记载：“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当时北方也只有东北一块还在闹腾，可是那里有一位李成梁，他手上有一支叫做辽东铁骑，这支队伍比蒙古人还猛，最后打来打去的，蒙古人都跑到王崇古这里贸易来了。
王崇古在总督的职位上刚好遇到了一次意外，而他又借助这次意外开创了二百年的和平，这种贡献是得到历史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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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是如何建立的？最后又是如何灭亡的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及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其币，杀道朔及巴行人，……”记得是(当时在鄂西，后迁川东)派了韩服到，并通过楚国要与邓国建立友好关系，楚国派道朔同巴国的韩服一起往邓国，到邓国南部边境的邓国的属国鄾国时，鄾国人夺了他们所带的礼物，并杀了道朔及巴国的行人。
为此，楚国派人质问邓国，邓国不接受指责，于是楚国派兵和邓国作战，并打败了邓国。
这是《左传》记载的一段史实，也是史料中记载的发生在襄阳的第一场战争。
邓国在周代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为第二等的侯爵，国土纵横几百里或百馀里是应有的规模，不会象今日的乡镇一样纵横只十里、八里那么局促狭小。
第四等爵位的巴国派使臣从几百里远的地方带礼物来主动结好邓国，可见当时邓国的国势与威望。
著名考古学者、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明确指明邓国在河南邓县(今邓州市)。
童书业在《古巴国辨》，吕思勉在《先秦史》诸文献中，均准确无误的指明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而不是湖北的襄樊。
2009年7月14日，襄阳市考古队员为配合内环线建设进行考古时发现了两片春秋早期的卜骨。
这两片卜骨出土在邓城遗址以南约600米处的王家巷遗址。
据介绍，这是在邓城遗址附近首次发现卜骨，为邓国都城在邓城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据襄阳内环线工程考古项目执行负责人王先福介绍，在王家巷遗址出土的卜骨是用牛的肩胛骨制成，该卜骨上的孔上下左右排列整齐。
商周时期，人们在决定某件较为重大的事情时，将制好的卜骨放在火上灼烧，根据灼烧后孔产生的裂纹走向判断吉凶，然后将整个占卜过程及其结果刻在卜骨上。
此次出土的卜骨上没有文字并且没有灼烧过的痕迹，证明这两块卜骨没有被当时的人使用过。
“发现卜骨的遗址在邓城城址以南约600米处，这里很可能为古邓城的作坊区。
”王先福介绍，卜骨一般出土于较为重要的遗址，如都城、燕下都等地。
该卜骨的发现为邓国都城在邓城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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