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清廷户部为什么拒绝改革：变革好处全归官绅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
【千问解读】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
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
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
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
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
”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动时，清政府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官员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
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
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也还能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即告期)。
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
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衙役们却忙于包装，以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
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
没有史料表明，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但遍布史籍的是，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的官场排场，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
御史吴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才能使民情上达，改革才能有效。
当时，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是一无所知。
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代表团，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总统与民众是平等的。
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淳朴社会中天子“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气，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们的呼声，比如张之洞、刘坤一等。
“古之言治者，曰亲民，曰忘势”，其实，忘却自己的威势，正是亲民的基础，但要“忘势”，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
大清官场的习气早已扩散到全社会，即使企业也要学官场，将架势撑起来。
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官办企业，衙门作风甚至比官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布局的各工厂检查工作，厂里都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欢送，各级经理人员也如同官员一样，捧着手本，依序站班、等候接见。
即使民营企业家们，也无不以捐个官阶为荣，以便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处级(或局级)”之类的官衔。
在各级官员们扯着改革的大旗使劲儿为自己包装造势的同时，大清国的官场主流并没有任何改变。
“光荣”的送礼传统不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给领导夫人的“妆敬”、送给领导孩子的“文敬”，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土货升级到西洋的奢侈品，从银子升级到美元英镑。
这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当属盛宣怀。
1908年，这位在官商两道都极有能量的大腕儿，积极谋划在辖下的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留出一定的股份，作为“内府公股”，送给皇室。
给皇家送干股，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观念下，要被斥为居心叵测。
而如今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就看谁的思想更为解放、步子更为大胆，所以臣子自然要体谅当权者的苦衷而主动投怀送抱。
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远比政治体制改革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其中相当闪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国有与私有的政策不断左右摇摆，而每一次摇摆，都是股份的整合与重组。
权力资本在其中“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886年，盛宣怀刚刚接管轮船招商局时，户部在拒绝提出的为轮船招商局的漕运加价的请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好处，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全在这些中饱私囊的官绅身上。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过滤下，大清国的改革被不断地异化变形，“清理财政而漏危愈大，编练新军而哗兵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起改革之前的“旧社会”来。
至于那演技已经炉火纯青的干部队伍，虽然被贵州苗人尊称为“皇帝”，但苗人私下里却将其称为“蒙”，无独有偶，粤西的瑶人则称官府为“瞎”。
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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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成被清廷俘杀，是因为李秀成见死不救吗？
两人合作的巅峰之作是“三河镇大捷”和二破江南、江北大营，一度打得和统治者怀疑人生。
可惜此后，天京的门户——军事重镇安庆被湘军围困，陈玉成多次苦战救援失利后，安庆最终还是失陷了。
不久，陈玉成困守庐州(今合肥)时，又被叛徒苗沛霖诱骗至寿州(没想到苗已经暗中投降清廷)，后被移送清廷处死。
陈玉成去世后，一枝独秀的李秀成终究再无力挽救太平天国这艘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大船。
陈玉成和李秀成剧照 很多人将安庆失陷和陈玉成之死归咎于李秀成的见死不救，认为安庆被围时，陈玉成和李秀成曾受命西征武汉，目的就是“”——迫使湘军回救武汉而解安庆之围，可惜当陈玉成部即将接近武汉时(在黄州听信了英国人巴夏礼的游说，主动放弃进攻武汉)，李秀成也因为消极西征(据说是在严诏督责下才发兵武汉)而迟到了三个月之久，最终导致两人“会攻武汉，援救安庆”计划的失败。
另外，李秀成从武汉撤兵时，本来也可以直接救援安庆，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将大部队撤回苏浙地区。
后来，当陈玉成被困庐州时，李秀成又因为正在上海和清军及外国列强组成的“常胜军”苦战而无暇西顾，从而导致陈玉成不得不铤而走险——率部突围至苗沛霖的寿州，最终被出卖致死。
矛头指向李秀成的原因，无非是说他缺乏大局意识，只顾忙着经营自己的苏浙地盘，两次都没有及时救援陈玉成，最终才导致太平天国的整体局势无法挽回。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果真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吗? 李秀成剧照 总体来说，要将陈玉成的败亡归咎于李秀成的见死不救，那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洪秀全自从经历了“天京事变”后，始终对兵权在握的异爷不太放心，这也是石达开出走的主要原因。
陈玉成和李秀成崛起以后，他又为了制衡两人的兵权，大肆分封王爵，导致天平天国后期很多王爷不能被有效管理，号令无法统一，很多人都在各自地盘上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俨然一些大小军阀。
二、陈玉成封王时年仅23岁，比李秀成成名要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来的《李秀成自述》中看出来：“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
另外，陈玉成还要比李秀成年轻15岁，如此英雄少年，再加上洪秀全曾说过“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京外之事不决问于英王”，如此看重陈玉成，很容易就会遭到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陈玉成有难时，除了李秀成没有及时去救援之外，其他还有很多人也选择了袖手旁观，有的即便是去了，也是“故意”救援不力，这和陈玉成少年便得志，容易遭人嫉恨不无关系。
少年英雄陈玉成 三、“安庆之战”是曾国藩极为重视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其胜负关系到全局形势，胜则湘军可以转守为攻，败则湘军要继续被动挨打。
曾国藩为此也不惜下上血本——拼上了所有湘军精锐，水陆并进，将安庆围了个水泄不通。
洪仁、林绍璋、杨辅清、黄文金等人也曾尝试救援安庆，但均被湘军所击败。
所以说，即便李秀成选择了救援安庆，也不一定能救得成，毕竟在三年后“”中，李秀成也曾率领13个王爷，总计约30万大军救援天京，结果和的3万湘军在雨花台血战了44天，但最终还是救援失败。
四、陈玉成被困庐州时，还远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一方面派陈德才、赖文光等人远征西北“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另一方面，自己则带着精锐部队从容突围至寿州，只不过最终他上了叛徒苗沛霖的当而被清廷俘杀，死时年仅26岁。
所以说，对于陈玉成的败亡，其中一半是因为战略原因——会攻武汉失败又导致回救安庆失败，另一半则是因为被叛徒出卖——苗沛霖将其诱捕并移送清廷。
如果说前者李秀成有一定责任的话，那么后者真的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非要说谁的责任最大的话，我认为那必定是洪秀全，正是因为他一手导演了“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的出走，导致太平天国后期彻底失去了军事方面的主心骨，再没有人能像清和石达开那样能够控制全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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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不起的＂预言＂:慈禧太后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
“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
果然，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
强抑住悲恸之情，继续处理手头公务。
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危笃”。
“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
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
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
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
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的景象。
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
”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
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
”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
他们戏谑道：“开国以摄政王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
噫!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
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
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
” 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
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
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
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
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
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
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
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
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还是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
虽然这位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
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
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
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
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地庆贺大典”。
可见，二十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
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
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
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
期以及身不变而已。
不遑虑远图矣。
”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
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
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
”这预示着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
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
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
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
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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