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渤海国如何被强纳入朝韩史上的“南北朝”？
后来，还出现过《三国遗事》、《三国史节要》等以古代“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籍。
这些史书
【千问解读】
后来，还出现过《三国遗事》、《三国史节要》等以古代“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籍。
这些史书中的“三国”就是新罗、高句丽和百济。
虽然，在三国并立的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曾长期存在着伽耶诸国，但朝韩史学界习惯上使用“三国时代”来指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朝鲜半岛。
中国读者不陌生的是，历史上曾分别和三国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并试图调解三国纷争。
7世纪中叶，唐朝最终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高句丽，并大败前来援助的日本水军，奠定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新格局。
此后，的东北方存在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698-926年)。
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它被认为是肃慎人的后裔靺鞨人所建立的王国，而且，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一脉相承。
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行看法。
但是，在朝鲜、韩国的古代史体系中，渤海国与新罗王国一起被称为“”(或直译为“南北国”)。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通史《韩国史》，每一版都明确将渤海国作为与新罗国(此为“统一新罗”或“后期新罗”，676-901年，是吞并了百济全部故土和高句丽南部故土后的新罗)南北对峙的王朝，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是处于分裂的状态。
那么，这一历史认识的依据是什么?渤海国和新罗国真的是朝韩古代的“南北朝”吗? 渤海国如何被纳入朝韩“南北朝”历史? 渤海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渤海人的著述留存得极少，仅有的几方墓志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9世纪的大文豪崔致远，代表新罗国王给的表文《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抗议渤海国与新罗在唐朝廷外交礼仪中的争端，将渤海国称为“北国”。
上表提及新罗曾授予始建国的大祚荣新罗本国官秩“第五品大阿飡”，并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残孽类聚”，实际上是高句丽的附庸，极力贬辱渤海，并挑动唐朝廷对渤海的恶感。
12世纪的金富轼在其撰写的《三国史记》中，强调新罗统一了高句丽、百济的“三国史观”，将统一新罗的北方邻国渤海国排除在外;该书记载了新罗与渤海国的两次通使，并将渤海国写作“北国”，在其他普通记载中则称渤海为“渤海靺鞨”或“靺鞨”。
可以说，渤海国人自己、新罗的崔致远，以及高丽王朝的金富轼，全都不能提供存在所谓“南北国”的历史依据。
但是，到了朝鲜时代出现了一股关注北方领土的倾向。
在这一背景下，18世纪朝鲜实学柳得恭《渤海考》第一次将新罗与渤海视作“南国”和“北国”，但既未展开论述，也未明确提出“南北国时代”。
他认为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分占南北，是为南北国：“昔者居于北曰高句丽，扶居于西南，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
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
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
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
”19世纪初的大实学家丁若镛也在《疆域考》中着重将渤海列入。
18世纪李朝史学家、《东史纲目》的作者安鼎福则反对将渤海国纳入朝鲜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鲜进入36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张道斌等人掀起研究渤海史的热潮，其背景无疑与日本占领有关。
这一时期，古代历史研究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他们对中国东北历史格外关心。
申采浩批判金富轼《三国史记》排斥了夫余国、渤海国，并将渤海王高王和宣王称为“高帝”“宣帝”。
张道斌《国史》(1916年)则将渤海视作高句丽继承国。
朝鲜半岛光复后，朝鲜和韩国分别展开了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构建。
1962年朝鲜综合大学朴时亨教授发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之后，朝鲜史学界开始强调渤海国与高句丽文化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南北国史观”将古代历史传承关系梳理为“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高丽——李氏朝鲜”，十分强调所谓北方系统的重要性。
韩国学者宋基豪等人批判朝鲜的渤海史认识，认为其中充满了政治化的表述，而非学术研究客观性。
在韩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将渤海国史纳入韩国史范畴，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较为细致的研究。
目前，韩国境内没有一处渤海国遗存，但是学术界研究热情很高。
借助雄厚的资金支持，韩国学术研究机构搜集的中朝俄三国考古发掘资料十分丰富。
朝韩史上的“南北朝”成立吗? 在东亚历史上，古代中国及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进行过长期而密切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
中国的南北朝历时近170年，这是东亚各国熟知的历史。
而且，中国史学界近年又提出了“第二次南北朝”，即辽金与两宋实际是另外一次南北大分裂的认识。
无论是第一次南北朝还是第二次南北朝，它们都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南北两国皆由一个先行的统一帝国分裂而来;二是南北都自居为正统。
14世纪日本出现了短暂的后醍醐天皇的南朝与室町幕府所立光明天皇的北朝分裂对峙的南北朝时代。
16世纪越南也出现了北方的莫朝和南方的后黎朝分庭抗礼的南北朝时代。
日本和越南的南北朝都基本符合中国南北朝的特征。
那么，朝韩史上的“南北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渤海国和新罗国是统一国家分裂出来的吗?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在辽东边地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契丹部落举兵叛乱，武廷于是联合突厥默啜可汗对契丹进行大举镇压。
在营州有一位靺鞨人大祚荣，带领麾下的高句丽残余势力和靺鞨人，趁着营州之乱，向东奔逃。
朝廷派李楷固将军追击，《》说：大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
他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力量凝聚起来，甩开了朝廷追军，最终于圣历元年(698年)在辽东北部的牡丹江流域建国。
都城最初是在旧国，后来迁都至东京、中京等地(都在今吉林省延边州境内)，但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则是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
关于大祚荣建立政权的国号，有“震国”或“振国”、“靺鞨国”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并没有自称“渤海国”。
既然大祚荣从未自称渤海国，现在的中外史书为什么都称呼它为“渤海国”呢? 原来，武则天的即位之初，随即派遣使臣崔忻自长安前往大祚荣的王庭予以册封。
可能是考虑到突厥和契丹对辽东陆路的阻隔，崔忻一行没有走陆路，他们是自山东半岛渡海经今天的大连旅顺登陆前往大祚荣的都城。
这方面的证据是当时在旅顺黄金山开凿的水井上的刻石铭文，其中有“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等字样(这块刻石在日本侵略东北时期就被当作战利品运回，现藏日本皇宫)。
崔忻携带皇命，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大祚荣领忽汗州都督。
《新唐书》记载说，大祚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渤海国的得名实际是来自“渤海郡王”封爵号。
这次册封之后，大祚荣的后代相继也获得了“渤海国王”的封号。
大祚荣及渤海国统治阶层主要是靺鞨人，作为唐朝羁縻州的一员——忽汗州，渤海国一直被纳入中国史的范畴。
新罗国始建于公元前57年，核心统治区在距离上京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古庆州地区。
渤海国与新罗显然绝非是从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开来的两个国家。
渤海国的最大疆域包括了今中国东北东部、朝鲜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州的小部分。
针对中国和朝韩分别将渤海国纳入本国史的做法，俄罗斯学界全都予以反对。
他们更愿意从古代独立国家的角度理解渤海国，而将其放到俄罗斯历史体系中。
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入侵，在民族独立之后，普遍都具有一种自尊意识和民族史观的浓厚倾向。
渤海国被纳入朝韩古代史体系的历程，反映出一种企图超越朝鲜半岛地域局限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不断被写入教科书而成为更广大民众的历史认识。
在韩国，剧情离奇曲折、大部分为虚构的诸多历史剧，如《大祚荣》《太王四神图》《善德女王》等都创下良好的收视率，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并不严谨的历史观的广泛影响。
幸运的是，中韩日三国东亚近代史的共同编纂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中韩日三国历史学家同步编写、同时出版的中文、日文、韩文版《东亚三国的近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相继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韩国、日本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东亚青少年间的历史文化交流活动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我们也十分期待，有朝一日，东亚三国也能解决包括高句丽、渤海、任那日本府、倭寇在内的古代历史分歧，共同编纂一部超越国境和民族主义区隔的新古代东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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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茶杯狗生殖背后原因 茶杯犬的寿命有多长？
随着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养宠物成为了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人们最常养的就是宠物狗，狗与人类的关系最为亲密。
那么，见过那么多的宠物狗，杯犬的寿命有多长吗 1、茶杯犬的寿命有多长茶杯犬图片 茶杯犬即茶杯狗，茶杯狗寿命有多长，是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茶杯犬保只能活2、3年的样子。
茶杯犬图片 全中国80%以上的茶杯犬寿命在12-15年。
相信这些都离不开宠物饲养者的细心照料照看。
2、茶杯犬茶杯犬图片 也称茶杯贵宾犬，贵妇犬，卷毛犬。
起源于美国，是一种宠物犬。
体型在8英寸以下，体重低于4磅。
茶杯犬图片 微小茶杯犬体型更小，俗称“娇小”贵宾犬或“口袋”贵宾犬，标准是7英寸以下，体重低于3磅。
因其体型之小到可以放进茶杯，因此称之茶杯犬。
解密：后四大须生与天津的渊源
二十年代中叶，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被誉为京剧“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病嗓退出舞台，谭富英声誉鹊起，有一时期，谭代高进入“四大须生”行列。
到了四十年代，言、余先后谢世，杨宝森、奚啸伯相继成名，具有一定声望，于是，又演变为“马、谭、杨、奚”后“四大须生”，直至今日。
这两届“四大须生”都以其独具风格的精湛技艺，开创了京剧老生行的锐意求新的道路。
他们对全国京剧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天津也不例外。
对于马连良在天津的演出经历，我们不妨回溯一下;1925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举办救济陕甘两省难民义务戏，二十四岁的马连良，随同当时声誉鹊起的杨小楼、梅兰芳、程艳秋、韩世昌来津，马与程合演的《审头刺汤》，顿即赢得观众的赞美。
马连良之《审头刺汤》 1927年，马连良搭朱琴心戏班，在戏院演出，朱琴心演《阴阳河》时所带鬼发(白纸穗)不慎引火，烧伤面部，回京治疗，马连良遂代朱挂头牌，然上座不衰。
从此，马连良自张一军，驰骋天津剧坛达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中，马连良的表演艺术曾出现几个高峰：从1927年冬至1931年秋，马连良曾同名净郝寿臣七次来津联袂合作，他们最著声望的戏是《青梅煮酒论英雄》，马饰，郝饰，在刘、曹饮酒纵论天下英雄的那场戏，马为表现刘备的机警多智，声东击西，处处设防，而郝寿臣也以浑厚恢宏的念白，配合不同的神情变化，来展示曹操狡诈多疑的性格，整个戏做到丝丝入扣，。
《夜审播洪》一剧，马饰，郝饰潘洪，在寇准夜审潘洪的重点场子中，马连良以他的干净明爽，抑扬动听的白口，充溢着富有正义感的激动情绪，而郝寿臣则以几段[二簧导板]、[原板]转[摇板]的沉狠有力的唱腔，显示出奸臣潘洪的骄慢专横。
其他剧目，象马、郝合演的《火牛阵》、《除三害》、《四进士》等，也可谓铢钢悉称，工力悉敌。
通过此次合作，马连良在天津奠定了他的坚实的地位。
1933年4月13日至16日，马连良与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在天津春和戏院的联袂合作，更是轰动菊坛。
四天中，共演出六场戏(包括两个昼场)，马、周合演的戏有《十道本》、《一捧雪》、《小桃园》、《摘缨会》与《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还单演《武乡侯》、《战北原》，周单演《连环套》、《打》。
应该提到的是，三十年代，京剧界的“京派”对“海派”的门户之见还相当深，马连良锐意京剧艺术的革新，才毅然与周携手合作，马此举对打破京剧门户之见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自此，“南麒北马”，名传于世。
马连良的这种艺术革新精神，还见于1936年9月19日天津中国大戏院落成之时。
当晚，马露演开幕戏《借东风》.舞台大幕一拉开，观众看到的是一幅湘色绣着马拉古战车图案的装饰天幕，古朴典雅，简洁大方。
同时，在乐队前面增设了圈屏，使乐队与演出区隔开，还取消了检场人员，从而净化和美化了舞台。
1938年冬至1941年夏，马连良与当时“舞台新秀”的张君秋合作，尤为的梨园佳话，马连良一向提携后进，象叶盛兰、袁世海等，都曾爱到他的器重，1938年张君秋才只十八岁，马连良看到张是个颇有才华、极具发展前途的青年，为培养他，同他一起合演了《龙凤呈样》、《三娘教子》、《一捧雪》、《游龙戏凤》、《宝莲灯》等众多剧目，这些戏充分展现了马、张的艺术风采，多年来一赢为观众称道。
建国后1955年，马连良与谭富英、裘盛戎参加北京京剧团，次年冬张君秋加入。
1958年6月，马、谭、张、裘联袂来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场场爆满，观众认为马连良与谭富英这两位卓越的老生名家能同台精诚合作，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也说明马在党的教导下思想觉悟的提高。
在历时三个星期的演出中，马、谭、张、裘通力合作的《秦香莲》与《四进士》，最受观众的欢迎。
次年(1959年)6月5日起，又在天津露演整整一个月，他们四人合作的《孤儿》，连演多场，声势不减，马连良饰演的程婴，极博观众佳评。
马连良、张君秋之《赵氏孤儿》 1961年3月，他们再次来津，带来新编历史剧《罢官》、《》与《》，同样受到观众的爱戴。
马连良在津最末一场演出是《四进士》，1963年1月10日，在第二工人文化宫。
从此，这颗晶亮闪烁的明星在十年浩劫中便黯然消失了。
谭富英是继马连良之后，成就卓著、舞台生涯最长的须生名家。
从谭富英在天津整个演出来看，他在艺术上走的是一条稳扎稳打的道路。
他不象有些演员刚从科班出科，便忙于组班，自挑大梁。
谭富英自“富连成”科班出科以后，可能因为倒仓，调息养嗓，直到数年后，1924年7月，他才来到天津参加了著名女伶碧云霞的戏班，以二牌老生的身份，演出《定军山》、《南阳关》、《洪羊洞》、《当锏卖马》一系列谭派名剧，给予观众良好的印象。
随后，谭富英一面搭一些女伶的戏班(如金友琴、胡碧兰、关丽卿、陶默庵、雪艳琴等戏班)，同时与当时已有一定名望的名伶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合作演出。
像1928年4月，他曾搭荀慧生戏班露演于明星戏院。
荀慧生多演自己的本戏，谭富英则唱压袖，演出他的谭派剧目。
他与尚小云在天津有过长期的合作，从1930年3月至1933年6月，三年多以来，尚、谭合作达七八次。
他们联袂合演的有《四郎探母》、《红鬃烈马》、《桑园会》、《审头刺汤》等剧，那时筱翠花也加入尚班，谭富英并与筱合演过《坐楼杀惜》。
谭富英之《定军山》 谭富英在天津艺术日臻成熟，拥有众多的观众，终于，于1933年10月，在明星戏院与云丽珠、周瑞安、侯喜瑞合作，上演了谭门佳剧《失空斩》、《定军山》、《四郎探母》等。
由此，谭富英的声望日增。
他从1934年至1947年，始终以头牌的领衔地位，年年来津，甚至一年要来四、五次。
如1937年7月与1939年4月，谭与张君秋两度来津，同演《四郎探母》、《红鬃烈马》、《桑园会》、《打渔杀家》等剧，深博佳评。
特别是从1942年3月至1947年8月，谭曾与当代名净金少山多次合作，露演《大探二》、《捉放宿店》、《黄金台》、《法门寺》、《失空斩》等一批名剧，两人精湛的剧艺，犹如新云朗月，相得益彰。
新中国建立后，谭富英与裘盛戎合作，成立“太平剧团”，上演了戏剧家翁偶虹编写的《将相和》，在津颇受欢迎。
谭富英在“完壁归赵”、“渑池会”、“负荆”几个重点场子中，充分发挥了谭派艺术的特色。
象前半场谭饰的，在过函谷关时由[西皮导板]转[原板]的大段唱，酣畅舒展，清朗明快，“扑油锅”的吊毛、甩发，，很见功夫。
后半场当廉顿后，谭富英所唱的一段[二簧碰板]、[回龙]转[原板]，则又委婉有致，细腻传神，将蔺相如满腔推心置腹之情，表露无遗。
1958年6月至1961年3月，北京京剧团数次来津，所演剧目中以《赵氏孤儿》评价最高。
当然，此剧马连良饰演的程婴，堪谓马派剧目中又一新的“珍品”。
而谭富英扮演的忠心报国、嫉恶如仇的老臣赵盾，在后花园赵盾焚香祷告时所唱的一大段二簧唱腔，激越悲怆，，有力地表达出这位的老丞相忧国忧民的心情。
1961年后，谭富英因身体健康欠佳，便未再来津了。
谭富英《赵氏孤儿》饰赵盾 到了四十年代，言菊朋、余叔岩先后辞世，杨宝森、奚啸伯声誉日盛，受到观众拥戴，遂被选入后“四大须生”之列。
杨宝森的成名，是经过刻苦的磨炼与奋斗。
杨宝森初入津门献艺，时在1929年4月，那年他整二十岁，搭著名女伶章遏云班挂二牌。
此后十二年——1930年至1942年，杨宝森曾十余次来津，陪同陆素娟、荀慧生、梅兰芳、程永龙、吴素秋、宋德珠、程砚秋等著名演员演出。
就在这十几年间，杨宝森刻苦自砺，他在继承余派艺术的基础上，根据本人的嗓音条件，同时结合自己多年的舞台实践，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唱法，自成一家，成为杨派艺术的创始人。
杨宝森于1943年7月，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正式组班挂头牌，配角有周素英、叶盛兰、马富禄等。
当时他以《失空斩》一剧名闻津门。
《失空斩》杨饰，唱腔委婉细腻，以情传声，含情于腔，尤其《》一折中的[摇板]“问老军因何故纷纷议论”，此句第二个“纷”字用颤音行腔，略作小停，紧接“议’’字加个极短促的“呀”字衬音，而“论”字绷音喷直，屹然峭立，十分巧妙地唱出人物此时此境的内心情绪。
“城楼”的两段唱，则苍凉古淡，非常自然。
1944年1月，杨宝森再次在中国犬戏院演出，又以《》一剧轰动天津。
这出戏包含西皮、二簧与反西皮多种板式，集中了杨派艺术的精华。
杨宝森为表现的悲愤落魄的心情，他在《文昭关》一折“叹更”二簧唱腔中，起伏跌宕，旋律变化极为丰富。
他基本上用的是中、低音唱腔，唱得如泣如诉，痛之切肤，而[哭腔]。
爹娘啊”的“爹”字所使用的脑后音，凄楚悲凉，直冲而上，更是杨派声腔的一大特色。
天津解放伊始，杨宝森先后与杜近芳、尚小云来津公演.1956年，天津组建国营京剧团，邀请杨宝森参加，杨当时已成立宝华社，经常在京露演。
为此，他向天津方面提出，他如加入天津市京剧团，宝华社人员必须全体吸收入团，剩下一个，他也不便先行，这很说明杨宝森的艺高德重，他唯恐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人有所流落，生活无靠。
结果，宝华社七十余人，全部并入天津市京剧团。
天津市京剧团于是年8月成立，杨宝森任团长。
杨从当年9月至次年2月，除演出代表作《失空斩》、《伍子胥》外，还演出《》、《击鼓骂曹》、《洪羊洞》、《搜孤救孤》、《奇冤报》等剧。
但杨因体力孱弱，肩背生疮久治不愈，每演《四郎探母》被擒一折中的吊毛已难胜任，只得演后半场“见娘”至“回令”，前面的戏则由其弟子程正泰扮演。
1957年2月13日，杨宝森在津演毕最后一场《奇冤报》，即回北京医病。
1958年3月遽以病逝闻，终年仅四十九岁。
杨宝森之《四郎探母》 奚啸伯同杨宝森一样，也是四十年代进入后“四大须生”的行列.作为老生演员，奚啸伯身材略矮，扮相清癯，嗓音也不宽亮，天赋条件如与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马连良、谭富英相比，是有相当差距的。
但他刻苦自砺，钻研不息，终成一代京剧老生名家。
奚啸伯未入正式科班学艺，初拜言菊朋为师，学了不少谭派戏(言当时被称为“旧谭派首领”)。
后又向余叔岩问艺，并吸收马连良、高庆奎、王又宸、卿、时慧宝众人之长，融汇贯通，成为独创一家的。
奚派”。
1932年岁末，奚啸伯由票友在天津正式“下海”，顿即引起观众的注目，那年他二十二岁，搭的是驰名一时的武生尚和玉戏班，二牌旦角为陶默庵，他挂三牌。
奚常同陶合演《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剧，有时奚在中轴单挑一出，如《捉放曹》、《击鼓骂曹》、《上天台》等。
到了1933、1934年，奚啸伯除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合作时仍挂三牌外，他同尚小云、雪艳琴、新艳秋、章遏云、马德成、胡碧兰、金友琴、雪又琴、李香匀等名伶先后合作，都一跃而为二牌。
1935年1月，奚啸伯自挑大梁在春和戏院露演。
转年1936年，有两件事顿使奚啸伯声望直升。
当年初春，天津茶商李伯芝妻七十寿辰，假明星戏院举办堂会，邀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众多名伶参加，派定余的戏码为《群英会》。
余叔岩有意提掖奚啸伯，假称有病不能来津，让奚代演。
但在北京寓所，余叔岩特意将《群英会》的戏细致地传授给奚，要奚大胆应命。
当奚啸伯来到天津、台上挂出奚代余演的牌子时，观众纷纷议论，不知奚啸伯到底剧艺如何，是否能担此重任?没想到奚在台上完全走的是余叔岩路子，引起观众的交口盛赞。
是年10月，梅兰芳来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奚啸伯在梅剧团中挂二牌。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奚同梅合作的剧目有《探母回令》、《汾河湾》、《王宝钏》、《三娘教子》、《法门寺》、《》等，奚啸伯演得，自然熨贴，很收红花绿叶之效。
奚啸伯之《打渔杀家》 奚啸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中更是备受折磨，以致半身不遂。
但他尽管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对党的文艺事业的火炽感情并未稍减。
奚参加了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京剧团，从1958年起多次来津露演，特别是他演的《白帝城》与《范进中举》两剧，更为人所称道。
《白帝城》中，奚啸伯饰刘备，在手捧灵牌哭祭时所唱的一段[反西皮二六]，他运用的是错骨不离骨、耍板耍腔的唱法，用悲怆凄恻的音调，以情带声，唱中含泣，直如鹤唳九霄，感人肺腑。
奚啸伯演的《范进中举》，是当代文学家汪曾祺根据《儒林外史》的情节编写的。
奚啸伯饰演的范进，将这个既可卑又可怜的人物勾勒得维妙维肖，充分展现出知识分子身受八股毒蚀后心灵上的创伤与精神上的畸形变态。
尤其范进中举发疯之后增加的“另定文体八十股”一段唱，更为扣人心弦。
它展示出范进不仅不认识封建制度害他终身，反而希望把封建八股改成八十股，用来毒害别人，以衬托他所求得的功名之不易。
这一改动，使全剧的思想内容格外深刻有力，也显示出奚啸伯对剧艺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
奚啸伯最后一次来津，是在1964年4月，他在天津民主剧场，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演出了现代京剧《红云崖》，饰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罗老松。
这个戏奚啸伯在唱腔和表演上都有可喜的创造，连演半个月而上座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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