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发生了什么？曹魏的国运被改变

——罗素1901 年，英国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数学可以被定义为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你永远不知所言为何物，也不知所言之物是否为真。

”这一评价既清晰又生动。

罗素不仅没有将数学的不确定性视作有害的，而且还字字句句地大声宣告，这恰恰就是数学之所以是数学！ 而我们可以相信罗素的话，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罗素对数学的根柢了如指掌。

在写下这句话十年后，他与同仁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他在书中提出的公理奠定了数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理论的基础。

如果说，欧几里得用五个公设构建了整个几何学，那么罗素和怀特海就把整个数学囊括进了他们的理论中，从几何到代数，从牛顿使用的向量到康托尔集，甚至还有在撰写《数学原理》时尚未定论的理论，比如分形，都可以在两人的理论框架中得以构建。

总之，如果罗素说数学不知自己所言为何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倾听数学的所言之物得到诸多启发。

此外，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场旅途中的一些线索，应该让我们心怀警惕。

模糊在数学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有时日。

你应该还记得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及他们没有零和小数点的体系。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言为何物。

在写下 128 = 96 时，他们说的可能是1208 = 960 或 120080 = 96 000，又或是 0.120.8 = 0.096。

模糊已经出现，书吏们不仅没有视之为妨碍，反而加以利用。

借助这种模糊，他们理解了乘法的一个基本特性，而这一特性在后来又被纳皮尔及其所有后继者所利用。

数字的概念本身就带有不确切性。

自打学者们让数字成为独立于计算对象而存在的虚构实体时起，他们就不再知道自己计算的为何物了。

在写下 2 + 3 = 5 时，你并不知道这是在加巧克力、千米、书，还是什么都没加。

但这个等式是正确的。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1942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el memorioso）中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因为拥有超群的记忆力，所以无法忽视其他人无法看到或觉得无关紧要的众多细节。

超群的记忆力非但没有成为一种优势，反而因为主人公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见世界的不同之处，很快变成了严重障碍。

这个年轻人无法用同一个词来指称不同的事物，他很难接受在某一刻从侧面看到的一条狗和一分钟后从正面看到的一条狗具有相同的名称。

博尔赫斯写道：思考，是忘记差异，是概括、抽象。

无法忘记的富内斯也就无法思考了。

模糊的关键在于不变的概念。

对象各有不同，但由于存在共同点而理应具有相同的名称。

情况各有不同，但可能以相同的方式运转。

研究这些共同点和运转方式，相当于一下子想到千百种不同的事物，却不知所言为何物。

这么做绝非徒劳之举，而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具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我们所说的模糊、不精确或模棱两可，实际上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名字：抽象。

字词对我们的影响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你看，我们之所以不认得“抽象”这个旧相识，只是因为叫法不同。

它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

正是它，自我们开始探索宇宙的内部运转机制以来，就一直支持和陪伴着我们。

抽象这只怪兽比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能够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从一开始，模糊就在那里。

模糊不是毫无预兆地冒出来的，它在数学思维的发端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学会认清模糊，并意识到模糊王国的规模，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抽象之于观念就像什锦蔬菜之于蔬菜：一种将多个不同之物集合在统一名称之下的方法。

此外，“什锦蔬菜”（macedonia）一词源自希腊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即马其顿，Macedonia），那里以多民族混居而闻名。

因此，抽象推理的先驱之一——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前 4 世纪，在国王腓力二世的推动下，马其顿王国经历了一段繁荣期。

腓力二世进行了数次改革，并在公元前 338 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征服了雅典和底比斯，从而成为希腊的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84 年出生在斯塔基拉，这是最早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的城市之一，位于斯特里蒙湾的海岸。

腓力二世对这位学者颇为赞赏，并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托付给他教育。

后来，亚里士多德倾其一生创作了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这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它的影响太过巨大。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将被反复教授，在数百年间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

他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碍了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思想的问世。

在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工具论》。

这是一本论述推理和逻辑艺术的文集，尤其阐述了从假设中得出结论的不同规则。

这些规则被称为“三段论”。

以下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之一：凡人皆有一死；希腊人都是人；因此，希腊人皆有一死。

你肯定同意这个推理是完全正确的。

你也可以通过直观地描述凡人、人和希腊人来说服自己相信这一推理（图 4.12）。

显然，“希腊人”包含在“人”的圈子里，“人”又包含在“凡人”的圈子里，“希腊人”除了也是“凡人”之外别无选择。

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法，就必须区分推理的正确性和所陈述事实的正确性。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新的三段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鳞片；鹦鹉是哺乳动物；因此，鹦鹉有鳞片。

这几句话是完全错误的，但推理却是正确的！再仔细看看这三句话，你会发现，最后一句的确是前两句的逻辑结果。

要说一个推理是正确的，则意味着其结论在逻辑上是基于其假设的。

但是，当然了，如果假设是不确切的，那么结论也是不确切的。

在对三段论的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假设的正确性，而是推理的正确性，而后者并不取决于谈论的对象。

换句话说：你不一定要知道所言为何物，就能进行正确的推理。

上述两个三段论完全可以简化为下面这种形式：任何玩意儿皆为东西；家伙皆为玩意儿；因此，家伙是东西。

你看，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推理。

你无须知道什么是“玩意儿”“东西”和“家伙”，那是多余的信息。

无论你赋予这三个词什么意思，如果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必然是正确的。

而这不仅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三段论，而且适用于所有有效的推论。

想象一下，有两个人正在看以上推理。

对第一个人，我们告诉他“玩意儿 = 人，东西 = 凡人，家伙 = 希腊人”。

对第二个人，我们告诉他“玩意儿 = 矩形，东西 = 四边形，家伙 = 正方形”。

即使这两个人所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但他们都会同意这个三段论的说法。

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误解（图 4.13）。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例子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书中的五个公设说的是点、线、圆、直角和平行线，但假设一个人为这些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会对此有所察觉吗？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对证明的正确性不会有任何影响。

无论我们对欧几里得所用的词汇做出怎样的解释，他的论据本身都是正确的。

为了很好地理解这个原则，让我们重写一下五个公设，但要用更为模糊的字眼： 1. 从一个东西的任意玩意儿到另一个玩意儿可引且只能引一条家伙； 2. 任意有限的家伙可沿这个家伙无限延长； 3. 给定任两个玩意儿，可以一个玩意儿为心、到另一个玩意儿为半径作那啥； 4. 所有杂乱都彼此相等； 5. 给定一条家伙，通过此家伙外的任何一个玩意儿，有且只有一条家伙与之平行。

你看，我们完全不知道所言为何物了。

现在想象一下，一个人为“玩意儿”“东西”等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在他的阐释中，五个公设仍是正确的。

那么，你可以把欧几里得的整本《几何原本》都念给他听，他绝对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因为对这个人来说，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既然欧几里得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也就无关紧要了，结论在这个人看来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哪怕你对这基本的五个公设有“误解”，也足以继续后面所有的定理及其证明。

只要为遵循五个公设的词语找到一种新的阐释，你就可以像几何学家一样放心地在这些公设中引用欧几里得的结论了。

任何数学都受到这些潜在误解的影响。

它们既令人不安，又异常强大。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欧几里得的用词，那么谁又能知道，这些阐释之一在某一天能否阐明第五公设呢？ 来自：遇见数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司马光在《.汉纪二十四》中，也记载了这样一则小小县令直言不畏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曾做过槐里(治所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县令的朱云上书求见，汉成帝在朝堂上接见了他。

在朝堂上，当着众公卿大臣的面，朱云对汉成帝说：“当今的朝廷大臣，上不能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急难的大事，对皇上的过错也不能指出来;下不能做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

他们不说真话，不办实事，都是一些占着位子，领取俸禄，而不干实事的人(尸位素餐)。

正如所说：‘卑鄙的人不可以在君王身边做事，因为他害怕失去官位，因此会无所不为的。

’正因为如此，臣请求皇上赐予臣尚方斩马宝剑，以立斩一个佞臣的人头来警告其他人。

”汉成帝问：“这个人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

”汉成帝闻言大怒，道：“你一个居于下面的小小县令，懂得什么?竟敢讥讪诽谤朝廷大臣，当廷折辱朕的老师，你犯了不可饶恕的死罪。

”说完，遂令御史将朱云拿下，当卫士前来押解时，朱云抱住大殿的槛栏不松手，以至连槛栏都弄断了。

朱云大呼：“臣能够追随龙逢、(夏、商时，因直谏而死的大忠臣)而游历于，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但这样下去，不知道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御史终于将朱云押了下去。

这个小小的县令也真够胆大的，在朝堂上，不但公然打击了尸位素餐的公卿大臣，竟然还提出要斩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的头。

安昌侯张禹，何许人也? 安昌侯张禹是汉成帝最信任的人。

他虽然年老多病，但仍以特进的身份做汉成帝的老师。

他整天待在家里，既不用上朝，也不用干活，可当国家有大事时，皇帝一定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举两个例子就能看出汉成帝对张禹的信任和尊敬程度了。

第一例：张禹请求汉成帝把平陵肥牛亭的土地赏赐给自己，准备在这里建造坟墓。

在朝中掌握大权的曲阳侯王根坚决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这块地位于汉昭帝陵(即平陵)寝庙的前面，是祭祀昭帝和王公贵族出游时的必经之路，不宜赐人，请皇帝另外赐一块地给张禹。

但汉成帝没有听从王根的意见，照样把肥牛亭这块地赐给了张禹。

由是，王根对张禹的格外受宠十分忌恨，经常在汉成帝面前贬毁张禹，而汉成帝却越加敬重、厚待张禹。

张禹每次生病，汉成帝都要询问他的病情和饮食起居，并乘车到张府问候，甚至亲自到张禹的病榻前恭拜，张禹则在榻上叩头谢恩。

张禹的小儿子没有官职，他利用皇帝来探视他的时候，数次以目注视其小儿子，汉成帝看出了他的意思，就在他的病榻前，任命他的小儿子为黄门郎、给事中。

由此看来，托情要官，自古早己有之，传至今时，也就早己见怪不怪了。

第二例：当时，不少朝中大臣以及民间士人上书皇帝，讥讽说天灾变异都是由于王根家族专权所致，这是上天的警示。

家族也确实擅权(从起，到王音、、王根直至后来的，王家几代人都一直执掌着朝廷权柄)，而且己经到了的地步。

汉成帝也认为如此，只是还不能完全确定下来。

于是，他乘车来到张禹府中，屏退左右，亲自向张禹询问天灾变异之事，并把大臣和士人对王氏的抱怨告诉了张禹，要张禹帮他拿主意。

其实，张禹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知道自己年老有病，来日无多，子孙又多不成器，加上平日就与曲阳侯王根不和，怕到时扳不倒王根，反而使其更加怨恨，自己死后，子孙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不如借机送个人情，让王根感激自己，为子孙留条后路。

由是，他对汉成帝说：“在《春秋》一书中出现的日食、地震等现象，或者恰好碰上诸侯相互攻杀，或者恰好碰上外族侵扰中国，这些天灾变异的出现，是很难说清楚的。

所以孔圣人很少谈论天命，也不说神怪，关于性命与天道的联系，孔子更是没有说过;性命与天道有关系这些话，都是子贡这些见识肤浅的腐儒所说的。

陛下应该励精图治，用善行治理国家，与天下人福乐与共，这才是治国的要义所在。

那些新学小生的话，都是胡言乱语，很容易误导人，请陛下不要相信。

”汉成帝因为极其信任和尊重张禹，所以此后不再怀疑王氏专权了。

王根和王氏子弟听说这件事后，都非常高兴，王根也因此十分感激张禹，并和他亲近了许多。

张禹这一番话，听上去冠冕堂皇、貌似公允，可他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念说了假话，致使汉成帝从此解除了对王氏家族专权的警惕，从而导致了西汉江山不久后便被王莽所篡夺。

在汉成帝如此信赖张禹的情势下，朱云却提出来要砍掉张禹的脑袋，这不是自己来找死吗?可这个小小的县令偏偏不怕死，而且还在朝堂上大呼小叫地指责皇帝，这个朱云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了。

就在朱云被押下去的时候，又上来了一个不怕死的，只见左将军摘下冠冕，解下印绶，跪伏在殿前求情：“朱云一向以耿直敢言闻名于世，他如果说得对，就不能杀他;他既使说得不对，也应该对这种敢于直言的行为进行宽容。

臣愿意以死相争。

”说完，叩头于地，为朱云请免，直至叩得血流满面。

幸亏汉成帝还是一个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气消后就放了朱云。

此后，朱云再也没有做官了，而是一直在家乡当教书先生。

事后，工匠来修理大殿上被折断的槛栏时，汉成帝却说：“不要修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以此来旌表直谏之臣!”从此以后，在汉语词汇中又多了一个-“朱云折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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