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参与了哪些事件？她是如何死的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
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
【千问解读】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
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
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
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当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她是英雄，有人认为她是无赖。
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
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延安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
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
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
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
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
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她还与朱德总司令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朱德平生。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
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
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
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
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
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37年7月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
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
马海德和她谈了许多夜晚，也未能减轻她的悲伤，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
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
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
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
她甚至为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方式——西方式的交谊舞。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问题，史沫特莱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察·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
在武汉的10个月，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
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
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1940年9月去香港养病。
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该书于1956年作者逝世后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
这本著作和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共革命的经典著作。
广州 1930年夏，史沫特莱由上海来到广州，打算实地考察广东缫丝业及蚕农和缫丝女工情况。
在广州，她匆匆走访了广州军政界长官，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及文化界名流，即前往广东缫丝工业中心南海、顺德、三水一带考察。
一个多月后，当她重返广州于旅馆刚住下，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来人向她展示了逮捕证，罪证是：根据上海英国警务局提供的公文认定，史沫特莱是一名持美国假护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
警察扬言要驱逐她出境，最后抄走了她的美国护照。
这对史沫特莱来说，失去护照即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
对于上海英国警务局莫须有的指控和广州警察局的所作所为，史沫特莱十分愤慨，随即设法报告德国驻广州总领事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要求他们出面干预这一案件。
国民党广州警察局给德国、美国总领事看了上海租界英国警务局的秘密公函，得知罪证的依据为：史沫特莱在英国曾与印度革命领袖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结婚(实为同居)，已成为英国公民，因而她应持有英国护照;其次她是于1928年底从苏联进入中国东北的，因而断定她执行着苏联的特殊使命，史沫特莱向广州警察局解释说：她与维云根本没有结婚，仅仅是同居，她的“丈夫” 已经有一个当天主教修女的妻子;她由苏联来中国仅仅是路过，但警察们对她的说明丝毫不感兴趣。
她一下意识到这后面隐藏着复杂的原因，她得罪了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的目的决不在于弄清事实，而在于赶她出中国。
她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史沫特莱只得向美国总领事要求赶快查证她的美国公民资格。
总领事十分热心，答应一定去函美国查询，但又说“这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你是不是把你熟悉的中国友人的姓名一一开出来给我”，史沫特莱断然地拒绝了他。
并明确告诉他：“我以我记者的身份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你以你领事的身份这样要求也是不道德的”。
总领事十分恼火，悻悻地走了。
史沫特莱被软禁了起来。
在她的下榻处广州警察局的几名警察人员成天盯着她随意出入她的住处。
她要上街走动，他们则跟着，总遭来一群，窃窃私语的人跟在后面瞧热闹。
史沫特莱的内心十分沉闷。
密函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史沫特莱是苏联派到中国的间谍。
[2] 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
这封信直陈史沫特莱的背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要人，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征得中共领导同意就擅自发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密约，给国共双方都造成很大被动，加上此人多次组织左翼人士和地下党聚会被警方盯梢，客观上她的工作方法给党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所以宋庆龄希望王明加以重视。
当时宋子文直接找宋庆龄告状，促使宋庆龄写了这封针对史沫特莱的信。
信件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
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
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
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
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
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
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
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
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
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
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这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 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
回国 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事业的忠诚。
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
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
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
——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
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 病逝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
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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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烟雨入词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的千年风雅
这首词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惊世之笔，将江南山水化作女子眉眼间的盈盈情意，更以“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温婉嘱托，成为后世文人送别友人时绕不开的经典意象。
一、江南烟雨化眉眼：自然与情感的双重隐喻 王观以奇崛的想象力打破传统山水描摹的窠臼，将浙东的灵山秀水赋予人的情态。
开篇“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比喻，既暗合江南水乡的婉约气质，又巧妙暗喻友人此行目的地——眉眼盈盈处，既指山水交汇的浙东，又暗藏对友人的江南佳人的遐想。
这种“以物喻人”的反向思维，较之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直抒胸臆，更显机巧灵动。
下阕“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的时空叠印，将自然时序的流转与人生聚散的无奈交织。
春归与君去的双重离别，在“千万和春住”的祈愿中达到情感高潮。
这种将季节更迭与人生际遇相融的写法，与秦观“自在飞花轻似梦”的飘逸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王观词中特有的烟火气与生命感。
二、从翰林学士到江湖逐客：仕途沉浮中的词心觉醒 王观的人生轨迹颇具戏剧性。
嘉祐二年及第后，他以《扬州赋》惊艳文坛，获赐绯衣银章，却因一首应制词《清平乐》触怒高，被斥为“亵渎皇上”，从此自号“逐客”。
这场仕途危机恰成为其词风蜕变的转折点——脱离庙堂的束缚后，他的创作愈发贴近市井烟火，《红芍药》中“人生百岁，七十稀少”的主张，正是对官场失意的另类回应。
这种从庙堂到江湖的身份转变，在《卜算子》中亦有隐现。
词中既无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愤懑，也无“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而是以“和春住”的温情嘱托，展现出历经沧桑后的豁达。
这种介于雅俗之间的创作姿态，恰是王观词集《冠柳集》命名之深意——既仰望柳永的市井情怀，又试图突破其格局。
三、宋词星河中的独特坐标：新丽轻狂的审美范式 在“崇雅黜俗”的词学传统中，王观以“新丽处与轻狂处”。
其词作善用通感修辞，《庆慢·踏青》中“东风巧，尽收翠绿，吹上眉山”，将春风具象化为画师之笔；又工于场景速写，《临江仙·离怀》以“绣屏珠箔绮香囊”的华美意象，勾勒出离别场景的旖旎与感伤。
这种“以俗为雅”的创作手法，较之的精雕细琢，更显率性自然。
《卜算子》的经典化过程，亦折射出宋词接受史的趣味转向。
从黄升《花庵词选》的收录，到清人陈廷焯“语带双关，妙趣横生”的评点，历代选家对这首词的青睐，恰因其完美融合了词的功能与抒情本质。
在当代，这首词更被选入中小学教材，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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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抡《踏莎行·秋入云山》：词人在语言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了
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
好填词，每应制进一词，宫中即付之丝竹。
抡所著有《莲社词》一卷，存词100余首。
《文献通考》及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那么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张抡的《踏莎行·秋入云山》，一起来看看吧! 踏莎行·秋入云山 张抡〔宋代〕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
百般景物堪图画。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
一轮明月林梢挂。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
《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
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
双调，五十八字。
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
”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
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
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
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
“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
“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
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
如《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
”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
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
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
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
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
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
山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
”这是两句的对偶句。
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
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
“万叶”，极言枫叶之多。
“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
“碧云”，青白色的云气。
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
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
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
晚唐诗人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
，异曲而同工。
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
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
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
”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
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
“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
“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
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
“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
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
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
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
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
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
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
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
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
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得到的。
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
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
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
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
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的仪仗队而不自知。
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
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
另一个苦吟诗人，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
”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
，不胜枚举。
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
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
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
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
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
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
”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
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
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
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
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
“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
《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
”“野人”，山野之人。
“期”，约会之意。
“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
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
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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