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皇帝乾隆晚年时官场腐败乱象：不腐败就难以建功立业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

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

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的监视。

在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

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

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

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

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

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钱财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

乾隆前期，继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

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

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

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

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

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

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

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

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

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

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

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

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

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

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

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

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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