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物的科技考古成果展

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

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已发现的遗址有近百处，经过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汝州市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地点。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底层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头文化被分为4期： 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 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

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

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沿用，但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二里岗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

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

对于一种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核心文化来说，从带有这种文化特质的代表性器物的分布上，是可以约略窥探这一文化的影响范围的。

打个比方，使用筷子的地方势必属于中华文化圈。

就二里头来说，青铜礼器和陶礼器就是它的“筷子”。

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有很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青铜之外，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部分不同于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礼器，包括爵、觚(gū)、盉(hé)等，也是社会和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以由统治者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

陶礼器随之成为二里头国家疆域的“定位器”。

发现，二里头文化以偃师为大致中心，北至山西省临汾—晋城一线，向西延伸至陕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到达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而陶礼器，也几乎遍及这个文化分布圈。

这个范围可能就是二里头王朝秩序架构的中心区，也就是直接疆域。

但二里头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盘，它还间接控制着大片土地。

跟之前的古国、邦国相比，二里头王朝是一种复杂的国家形式，是一个国家群，是松散的联盟，二里头是盟主。

不同于后来高度集权的帝国用郡县制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最底层，二里头王朝是靠着一种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礼乐制度来征服世界的。

“这套制度，在当时就是最高大上的，引起其他族群的模仿，二里头文明随之往外扩散。

这是二里头大国的文化软实力，也是它能成为‘最早的中国’的动因所在”。

而这个软实力覆盖的面积远比直接疆域更大，乃至构成了现今中国的雏形。

从空间分布上看，盉、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长城之外燕山以北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向南由浙江直至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达到了甘肃、青海。

在陶礼器之外，起源于山东海岱地区的玉璋等玉礼器，又以二里头都邑为扩散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而这些，被视为“当地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

这一范围，恰好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拓展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

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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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

学术界开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兴的近现代考古学上。

1950年代，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学界对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李学勤、安志敏、石兴邦等根据郑州遗址的发现，提出介于商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之间的“洛达庙期”遗存(即后来所称的“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或对象。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至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

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

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

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1959年夏，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

调查中所踏查的遗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

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

此后，除了“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持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获。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

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以及临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也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一大批与夏文化探索有关的遗址。

1970年代开始的对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范围扩展到了晋南地区;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的差异，二里头文化又被区分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

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在洛阳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

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

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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