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广汉：方寸之间，打造传感器产业应用新场景

传感器产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性产业之一，是感知世界之基，也是万物互联之本。

德阳广汉市自2021年底启动“中国西部传感谷”建设以来，始终坚持把发展传感器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通过以“中国西部传感谷”为主阵地，谋划打造环境一流、要素集聚、技术领先、特色鲜明的智能传感器产业高地。

从三星湖科创岛传感产业基地一期建成，到国科传感智造港启用；从传感专项政策与专项孵化资金办法出台，到“技术攻关—中试制造—检验检测—企业孵化—规模制造”接力体系形成；从西部首个传感器产业智库、省孵化中心、省创新中心分中心联动运行，到电子科技大学德阳研究院正式启用——广汉已集聚传感器生产及系统集成企业20余家，产品涵盖压力、温度、位移、转速、液位、气体、红外等品类，多项核心技术就地转化，2025年全市传感器相关企业产值超过20亿元。

传感器测试（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一枚小小的传感器，构成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

就在这方寸之间，不断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广汉智造应用于更加广阔的场景。

场景一：工业智造推动产业升级

走进位于德阳高新区的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正高效运转。

在传感器技术应用下，这里所有生产线都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控制精准化、智能制造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供给质量和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该企业工艺布局以主焊线为中心，按照“岛式布局”布置，工位自动化率和焊点自动化率达到先进水平。

拥有自动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AGV智能物流系统、视觉引导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各类自动化、智能化、行业领先的工艺装备。

“车间内的AGV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各作业岛之间的物料精准转移，应用视觉引导系统，实现系统自动对来料状态的检测。

”车间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广汉市将传感器纳入“3+1”现代产业体系，明确了打造“中国西部传感谷”的战略定位和汽车应用类传感器、高端军工航空类传感器、高性能工业应用类传感器及相关电子元器件三大发展方向。

“我们将传感器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依托一汽解放等车企，布局车载压力、温度、视觉图像等传感器的设计开发和应用。

”德阳高新区科发局负责人表示，依托电子科大德阳研究院的研发团队，目前正聚焦工业设备智能运维与重大装备安全保障，以及AI驱动的运动控制技术等，贯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学研用一体化，突破工业自动化、无人机及高端装备性能边界，构建前沿运动控制研发与产业化平台。

场景二：高效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金轮镇是广汉市的蔬菜产业大镇。

在金轮镇篱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蔬菜大棚里，一株株番茄长势良好。

在每株番茄的枝干上，智慧浇灌系统的水肥一体化水管精准地插入到株苗的根部。

“现在浇水和施肥很简单，只需在智慧终端系统调好参数，兑好的水肥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土壤里。

”公司负责人介绍，番茄在种植过程中会受到气温、湿度、病虫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通过监测传感设备，可以监测大棚内水分的情况和病虫发生情况，确保番茄健康生长。

智慧蔬菜大棚（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广汉市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一变革中，农业传感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农业领域，传感器主要分为两大类：生命信息传感器与环境传感器。

”电子科大德阳研究院负责人介绍，以环境传感器为例，重点围绕空间参量实时感知、关键环境信息精准获取、多模信号处理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构建高智能、高集成、高效率的环境感知集成系统，打造环境感知器件制备、算法设计、系统构建及应用研究的全技术链平台，助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高效发展。

近年来，广汉市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有能力、有条件、有技术的人员往智慧农业发展，推动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领域深入应用，促进农业生产更便捷、管理更高效，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

场景三：科学治污增进百姓福祉

在广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通过油烟在线监测平台，即可对全市餐饮行业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日常监测，其屏幕上实时显示各餐饮店的油烟浓度、净化器启停状态、风机运行工况等核心指标，一旦传感器出现净化设备非正常停机、排放浓度超标等情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从而把事后处置转化为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从源头减少油烟污染扰民问题。

“系统投运后，餐饮油烟违法线索发现更加及时，商户主动运维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持续增强，油烟直排问题得到有力遏制，油烟扰民相关矛盾处置质效明显提升，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夯实监管支撑。

”工作人员介绍道。

打好蓝天保卫战，科技是重要抓手。

广汉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把科技手段融入大气污染防治全过程，持续巩固提升空气质量，切实增强群众蓝天获得感、生态幸福感。

近年来，广汉市还积极拓展与高校、行业协会、学会合作，与电子科技大学首批合作的有毒有害气体传感器等5个孵化项目全部通过验收，并成功开发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甲烷等气体传感器和温度、压力、振动传感器产品，危险源监测预警平台在全省作为示范推广。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目前，电子科大德阳研究院的专家团队之一，正面向智慧城市与城市安全，构建软硬一体化产品体系。

面向“十五五”，广汉市将传感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应用，加快建设西部传感谷，力争整个德阳高新区的国省高能级创新平台突破53个，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

（来源：广汉市委宣传部）

霜降天一定会降霜吗？霜降≠降霜

从这天起，冷空气越来越活跃，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

霜降前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频繁。

最新预报显示，明天（24日）开始，又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

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还有降雨或降雪天气。

正值季节转换，大家外出请适时调整着装，早晚时段尤其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霜降≠降霜 霜降这天一定会降霜吗？答案还真不一定，因为霜降是节气，反映的是这段时间气候整体向寒、有结霜的趋势。

从全国平均来看，霜降通常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太阳照射下还比较暖和，夜里热量散去，地表温度可能骤然跌破0℃，这正是霜最容易形成的条件。

但“霜降”并不是全国统一“降霜”的日子。

气象监测显示，东北、西北、华北北部往往在霜降前已经见霜，像哈尔滨、长春10月上旬就会出现初霜，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的初霜多出现在11月下旬到12月，而华南的一些地方，像海口、广州甚至终年无霜或极少见霜。

霜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水汽凝华形成 虽然节气名叫霜降，但霜其实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和我们常说的下雨、下雪不同，霜是近地面的水汽，在冰冷的物体表面直接由气态变成固态的现象，这类现象也叫凝华。

结霜需满足三大条件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 周丽贤：霜是夜里空气中的水汽碰到冰冷的草叶、地皮，凝华成的小冰晶。

有霜的天气一般都有特点：前一晚降温明显、天气冷，到第二天早晨是晴天，昼夜温差拉得很大，太阳一出来就容易看到霜。

想要结霜，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温度要足够低，一般要低于0℃； 其次，空气里要有一定的水汽，太干是结不出霜的； 最后，夜里得是晴天、云少、风力小。

阴天，云层就像一层厚被子，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近地面温度下降不够明显；风大的时候，冷暖空气混在一起，不容易使近地面温度降得足够低，老话讲“阴天夜无霜，有风不起霜”，就是这个道理。

全球气候变暖 “无霜期”正在增加 此外，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霜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先来了解几个概念：气象学上，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称作早霜或初霜，而把第二年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称为晚霜或终霜。

一年里没有霜的那段日子，叫无霜期。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 周丽贤：通过全国气象站几十年连续观测记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霜的日子在减少。

秋天第一场霜来得比以前晚，春天最后一场霜结束得更早，没有霜的日子变多了。

霜期和无霜期，是衡量一个地区冷暖、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指标。

没有霜的日子在增加，背后是气候变暖的直观体现，这带来的最显著影响，就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也要跟着调整。

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室高级工程师 韩丽娟：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秋季气温偏高，初霜期推迟，冬前可供小麦生长的有效积温在增多，这就意味着即使播种时间比传统农谚指导时间晚一些，小麦在越冬前仍然是可以积累到足够的积温，形成壮苗来越冬。

我们对2017年到2025年实际播种时间也进行了统计，也较常年同期偏晚。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如果还是按照传统农谚中的农时进行播种的话，小麦旺长的风险就会很高，一个是在冬季越冬的时候，它的抗寒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生越冬冻害，另外在春夏季的时候倒伏风险更高。

霜变少不等于无风险 农业霜冻仍需警惕 霜变少了，听起来像是好消息，但对受影响最直接的农业来说，其中潜在的风险更需要警惕。

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室高级工程师 韩丽娟：霜变少了，可以理解为初霜期推迟、终霜日提前、无霜期延长，对农业生产来说有利有弊。

无霜期延长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有效热量增加，使原本热量不足难以成熟的地区可以种植。

近年以来，可种植区域明显北移西扩，例如黑龙江等地水稻、玉米的种植区向北扩张，辽宁开始种植一年两熟作物。

第二个就是秋季收获播种的窗口期拉长。

这样在收获或种植的时候可调节度就会更高。

但是无霜并不等于没有低温灾害，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的灾害、极端的低温或者是寒潮天气也是伴随的，盲目扩种或者晚种，如果秋季遭遇早霜或者寒潮损失反而更为严重。

另外就是病虫害现在也是在不断北移，向更高纬度更高海拔扩散，防治成本上升、防治的难度加大。

需要区分的是，霜本身是一种天气现象，霜冻才是灾害。

霜冻通常是气温短时间降至0℃以下，导致作物细胞冻结受损的现象。

气候变暖背景下，专家建议： 要考虑根据不同的地形、土质合理安排种植计划，在霜冻来临前，及时采取熏烟、覆盖、浇水等措施提升田间温度； 霜冻灾害发生后，也可以采取追肥、浇水等方式帮助作物恢复，尽量减轻霜冻灾害损失。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漫长的窒息：厄尔尼诺点燃印尼，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

卡蒂卡·佩尔蒂维（Kartika Pertiwi）站在街头，抬头望向天空。

黄色的烟霾中，远处的安佩拉大桥（Ampera Bridge）——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完全消失。

“空气中满是灼烧的颗粒物，即使出门戴着口罩也根本无济于事，”这位苏门答腊本土草根环保组织Rawang的成员声音中透着疲惫，“残留的毒素和焦味会死死粘在衣服上。

” 根据印尼环境部空气污染物标准指数，巨港10月5日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702微克/立方米，有本地居民甚至记录到突破1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

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上百倍。

为了驱散毒雾，印尼军方和抗灾署不得不使用飞机，向巨港上空投放了1600公斤干冰，试图通过改变低空气象条件来“破开”烟霾，然而收效甚微。

巨港机场的能见度几度跌破十米，大量航班被迫无限期延误或返航。

学校关闭，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这场灾难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法避免。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早在3月初就针对今年的极端干旱和森林火灾风险发出长期预警。

从7月开始，火灾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泥炭地上开始蔓延，持续至今。

独立森林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10月19日公布的卫星分析显示，2026年1月至9月底，印尼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

由于烟霾遮蔽了部分卫星影像，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很可能是印尼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野火季节。

卫生部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

数百万人数月来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霾之下。

10月以来，烟霾已飘到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严重影响多国的空气质量。

表面上看，这场灾难似乎源于2026年“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

然而，在佩尔蒂维和众多长期关注印尼环境危机的人看来，厄尔尼诺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创纪录的火灾和跨境烟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人为因素——数十年来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泥炭地的大规模排水和破坏，以及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

野火与雾霾之下，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得如此易燃？为什么反复发生的灾难，没有带来足够有力的预防和问责？事实是，今年印尼的悲剧再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与气候变化叠加，可能造成多么可怕的人道灾难。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双溪布特里村的泥炭地和森林正在燃烧。

从加里曼丹到新加坡的跨国灾难 从7月开始至今，这场灾难的规模和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

根据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上升了10%，其中10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数的近半。

“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危险水平。

”绿色和平组织印尼森林项目全球总负责人琪琪·陶菲克（Kiki Taufik）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当地居民不仅面对学校停课、航班受阻，也承受日常生产活动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苏门答腊等地，当地房屋大都没有空调，平时常年敞开，人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户外，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把自己死锁在家里长达数月。

WALHI（印尼环境论坛）国家执行机构森林与林业项目活动家乌米·马鲁法（Umi Ma’rufah）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至少有九个省份受到火灾影响——加里曼丹四个省、苏门答腊四个省以及巴布亚。

她特别担忧偏远社区：与城市相比，那里更难获得医疗、防护用品和救援支持。

而近期到过南加里曼丹的印尼独立能源与环境智库Trend Asia研究经理扎基·阿马利（Zakki Amali）则告诉澎湃新闻，现场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消防人员缺少汽油，设备和配套设施也不足，”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能力不足，与持续燃烧的火灾叠加在一起，使这场灾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戴着口罩的孩子站在昏暗、诡异的橙色天空下，呼吁政府伸出援手。

他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拯救我们的肺”。

灾难的涟漪也扩散到海峡对岸。

新加坡自10月5日起连续12天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PSI指数一度突破226，达到重污染级别。

这是近十年来当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空气质量恶化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国立教育学院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博士向澎湃新闻指出，导致当前跨境雾霾恶化存在三个复杂的宏观季风与气象复合因素。

“当前主导的季风受偏南风控制，将野火有毒烟霾持续输送至新马两国的低空呼吸区；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降低了东南亚海域表层水温，抑制了水分蒸发，导致降水严重不足。

同时，西北太平洋今年已生成的30个台风远高于历史同期18个的平均水平，这些台风像海绵一样抽取了东南亚的水汽，使该地区更加干燥。

” 王靖宇预测，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数月接近峰值，这些复合气象影响会持续加剧消防扑救的难度。

在东北季风到来、将烟霾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前，该区域可能还要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恶化期。

在这场人类制造的灾难中，还有一群无法发声的受害者——野生动物。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创始人卡梅尔·利亚诺·桑切斯博士（Dr. Karmele Llano Sánchez）告诉澎湃新闻，今年的野火危机早在7月就已开始，大火一度威胁到YIARI的红毛猩猩康复中心。

她沉重地描述了野火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打击：“大量动物可能在毫无逃脱机会的情况下被烧死，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面临更残酷的现实：森林被毁后，它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源和庇护所。

”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在救援红毛猩猩。

（图片 YIARI） 被排干的泥炭地与失灵的治理 在这场问责风暴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叙事再次浮现：印尼官方和某些特许经营大企业常常试图简化林火成因，把矛头指向当地弱势的原住民群体和小农户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

佩尔蒂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她讲述了南苏门答腊一项名为Sonor的传统农耕实践。

“这是一种社区性质的集体活动。

在公司大规模进入苏门答腊、大面积清理土地之前，当地农民会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控制的烧荒。

他们了解风向，懂得如何管理火势防止蔓延，这种活动也不是每年进行，带来的收成往往可以维持家庭两到三年的生计。

” 然而，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项传统多年。

对刑事后果的恐惧，使许多社区放弃了这项实践。

更无奈的是，随着种植中断，老一代农民珍视的优质稻种也逐步消亡。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那些小农户和普通农民反而成了被追查和刑事追究的对象，而大企业却往往置身问责之外，”佩尔蒂维说，“这是执法的不公正。

” 马鲁法也强调，把大规模火灾主要归咎于原住民和小农并不合理。

WALHI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多年以前就已开始的森林和土地大规模破坏，以及政府向企业发放经营许可后不断扩大的开发活动。

“原住民和小农的传统农业实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严重火灾是在企业获得许可、森林被大规模开垦为种植园之后出现并加剧的。

”她说。

多位采访对象都指出，要真正理解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必须回到土地本身。

佩尔蒂维解释，泥炭地原本是湿的，储存着大量的碳和水。

但为了供应全球对纸浆和棕榈油的巨大需求，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大型企业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排干了大量具有吸水、储碳功能的泥炭地森林，并将部分土地改种单一的造纸经济树种。

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中，被排干水分的造纸林和泥炭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药桶”。

持续失水的泥炭地，在漫长旱季中更加容易燃烧。

“泥炭地大火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地表燃烧。

”马鲁法解释道，“即使地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熊熊烈火，火也可能在地下约一米甚至更深处持续阴燃。

在干旱的厄尔尼诺年份，这种地底阴燃的火势蔓延速度会彻底超出基层人员的扑救极限。

往往需要人工挖开焦黑的泥炭层，才能发现下面暗暗燃烧的火。

因此，仅仅在地面洒水或开展直升机洒水，由于严重的烟霾导致飞行能见度太差，根本无法把水送入实际燃烧的地底深层。

” 绿色和平的分析显示，在8月8日至10月1日期间监测到的6811个烟霾源点中，有3557个位于印尼的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内。

此外，有970个源点位于持有森林利用商业许可证的120家企业特许经营区内，另有980个源点位于233处棕榈油特许经营区内。

“尽管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本已极端的恶劣天气，但导致印尼火灾的根本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为了扩张纸浆用材林和油棕等单一作物种植园，而对森林和泥炭地进行的大肆砍伐与破坏。

”陶菲克说。

企业一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建立防火监测系统、配备消防队，并未使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但佩尔蒂维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依据：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分析显示，南苏门答腊超过50%的火点发生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

这些数据挑战了企业声称已在相关区域做好防火管控的说法。

她强调，印尼环境法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原则——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不论是谁实际在特许经营地内点了火，只要火情发生在该企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该公司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 阿马利也提供了来自数据层面的审视。

他引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的火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五倍，其中约56%的火点位于采矿、油棕种植和林业企业的特许经营区边界内。

“一些企业控制的土地超过十万公顷，”他说，“我怀疑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管理如此大面积土地、及时发现火点并控制火势的能力。

” 不过，阿马利也提到，要证明企业直接安排烧地，往往需要追查点火者、雇佣关系和指令链条，而这些证据并不容易取得。

但难以证明“谁点了第一把火”，不应让企业的土地管理、防火投入和灭火表现退出公共讨论。

马鲁法则从WALHI的长期监测出发，将火灾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本身与资源开发行业存在商业利益联系，或与持有多地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关。

当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同时拥有相关商业利益时，政策就可能倾向于服务这些利益，而不是优先保护公众和生态环境。

”她说。

马鲁法介绍，WALHI曾向政府报告372家与火灾有关的企业，其中约140家属于林业领域；截至采访时，她获悉只有五家企业的许可被撤销。

她认为，处罚规模与灾难规模之间的落差，值得追问。

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

政府的回应：从"雷人"傲慢到紧急"刹车" 随着危机持续升级，印尼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显著转变。

危机初期，一些印尼官员的表态引发了巨大争议。

国家政府传播局局长曾公开表示：“当没有雾霾的时候，是我们印尼的森林在给你们输送氧气。

没有雾霾时他们从不感谢，现在有了一个月的烟雾，大家都愤怒了。

”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谴责。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明确提出愿意派出消防飞机和救援人员时，政治安全统筹部长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自己目前依然能够应付这个局面。

” 持续恶化的灾情最终促使政府调整应对。

由于对前期灭火进展极度不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10月中旬罕见地“临阵换将”，直接任命陆军中将接任国家抗灾署最高指挥官。

10月13日，环境部长在政策论坛上立下时间表，预计大火将在一个月内被彻底扑灭。

10月15日，外交部长最终向媒体宣布：“总统已经正式批准接受邻国的救灾协助。

” 但增派资源和调整指挥体系，能否转化为基层持续可用的灭火能力，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检验。

截至发稿时，澎湃新闻对于印尼环境部与救灾负责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灭火和灾区重建的采访均没有收到回复。

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邻国之一，新加坡的回应则同时沿着援助与追责两条路径推进。

10月16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依据《跨境雾霾污染法》，向七家印尼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10月19日又追加三家公司。

官方依据地图、气象资料和卫星影像判断，相关特许经营土地上的火灾烟雾可能进入新加坡，要求企业采取灭火、停止焚烧及防止火灾再发等措施，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0月19日表示，政府欢迎印尼总统认真处理火灾，也愿意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新加坡将进一步追查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子公司等企业联系，并考虑通过法律、经济和监管渠道推动责任落实，包括审视融资与经济利益。

她也明确表示，将依据事实处理，并考虑企业提出的证据。

不过，傅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前三家收到预防措施通知的企业早在2015年引发跨国雾霾时就已被新加坡政府警告过。

但整整11年过去，当年的案子至今仍未结案。

与印尼政府的争议性表态和随后逐步调整的应对相比，民间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面对这场灾难，YIARI发起了一个名为“妈妈的力量”（Power of Mama）的志愿行动。

参与者是一群来自西加里曼丹吉打邦泥炭地周边社区的当地女性。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没有正式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这群女性志愿者需要骑摩托车穿越复杂地形、巡逻火场，在浓烟最严重的区域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性别和能力的偏见。

“她们受够了常年火灾带来的影响。

她们要证明，这与性别无关，女性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切斯说，“她们异常坚定，无论外人喜欢与否、批评与否、嘲笑与否，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们为环境而战。

”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双溪布特里 (Sungai Putri) 山火的鸟瞰图。

出路：复湿、问责与系统性变革 对于如何摆脱年复一年的环境噩梦，受访者们给出了从紧急救助到长期治理的系统性回答。

所有人都同意，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土地上的火灾，同时保护正在吸入烟霾的人。

佩尔蒂维希望政府实际提供合适的防护用品，而不只是建议居民戴口罩；确保医疗点及时可及；为学校制定清晰、一贯的安排，并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损失。

阿马利则把优先事项放在补足基层灭火条件上。

燃油、设备和设施的缺口必须尽快填补，国际合作也应转化为实际援助，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

陶菲克主张，政府必须将此次烟霾危机定性为国家级灾难，重新调配国家财政预算救助受害者，同时严格执法、对企业严肃追责。

“鉴于厄尔尼诺的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1月，相关部门绝不能在受灾地区民众持续吸入有毒烟霾的情况下消极等待降雨。

”陶菲克说。

在佩尔蒂维看来，最根本的举措是复湿泥炭地。

“经年累月的排水使泥炭地严重退化并变得疏水，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复湿工程才能恢复其天然功能。

”她说。

但她指出，政府预算投入与问题的紧迫性远不匹配。

在执法方面，她主张，对经营范围内反复出现火灾的企业撤销许可，而不是仅短暂暂停运营。

马鲁法从政治经济层面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求。

她认为，应当追查谁从焚烧、土地清理和开发中获利，并把企业、经营许可和利益链条纳入问责范围。

WALHI主张，政府应重新评估已经发放给企业的经营许可。

这种评估不应只针对火灾，也应覆盖其他破坏生态系统的经营行为。

她还强调，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收益不应只来自开采资源和大规模开发，保护森林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

” 阿马利则从供应链和跨境责任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

他指出，追踪商品供应链或价值链十分困难，接收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可能会声称，不知道上游公司发生过森林火灾。

“不能只关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经营者，或注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母公司，也要关注哪些国家、企业最终购买和使用了这些商品。

”他说。

在他看来，烟霾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东盟范围，加强跨国民间团结：“受到烟霾影响的国家，以及从相关商品中获益的国家，其民众可以共同推动各自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 桑切斯则特别呼吁私营部门承担责任。

“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跨国企业手中，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却未在火灾预防和减灾上投入足够的资源。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利润的一部分回馈到森林保护与火情预防中去。

”她说。

佩尔蒂维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她所在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

她强调，只要印尼政府不对自身在泥炭地和森林治理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只要继续将相关产业政策置于大企业利益之下，而不把公民享有清洁空气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放在首位，类似的人道悲剧就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至于这场跨境环境浩劫的气象出路，王靖宇博士从气候与气象模型的角度给出了分析。

根据气候模型，预计东北季风将在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开始主导该地区。

一旦东北季风正式确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区域风向格局中将从“下风区”转为“上风区”。

届时，即使印尼境内的焚烧和林火仍在继续，有毒烟霾也将被强风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但王靖宇指出，这种切身的窒息体验，正在改变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它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新闻纸上的抽象政治词汇，而是通过身体不适、飙升的医疗开支与电费，以及被打乱的日常作息，变成一种直接而个人化的现实冲击。

所有人都知道，雨季和风向的转变，并不会让这场灾难真正结束。

摩托车手们穿过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

站在巨港枯萎的天然林边缘，佩尔蒂维提醒，巨港在旱季承受烟霾，在雨季面临洪水。

一座城市在全年仅有的两个季节中，都承受着严重的生活风险。

“人们承受的健康损害是累积性的，不会因为空气好转而一笔勾销。

收入损失、生活破坏同样如此。

”她说。

对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巴布亚的数百万居民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场雨。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