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海南，看火箭了！
看火箭的生意，底座是持续高频的发射，发展来自专业化的运营。
文｜华商韬略 华新
椰林、沙滩、黑压压的人群，远处一道烈焰撕开夜空，几秒钟后，闷雷般的轰鸣才滚到岸边，定位写着“海南文昌”。
您的朋友圈，或许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内容。
有人为此专门请假，有人一年追了三趟，有人带着孩子不远千里，只为亲眼看一次点火。
看火箭，正在从少数航天迷的执念，走进越来越多家庭、学生和年轻人的旅行清单。
一座因发射场而闻名的海边小城，也由此有了新的经济算盘。
【01 通航第三天，工厂开始沿河排队】
2025年12月20日晚，长征五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把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二十三号送入太空，发射所在的海滩、公园和椰林里，数万名游客同时举起手机。
据当地媒体报道，深圳一游客这一年已第三次来文昌，她提前一个月订下一间“观礼房”，一晚700多元，图的就是楼顶那片毫无遮挡的视野。
如今，这样的夜晚，在文昌越来越平常。
2025年，文昌两大发射场共执行21次发射，其中文昌航天发射场12次、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9次。
地方媒体统计，2025年文昌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约七成冲着火箭而来，发射日经营性住宿入住率高达95.68%。
看火箭发射，正在催生一条看得见的产业链。
新华社报道，航天城所在的龙楼镇酒店民宿，从2016年的5家增至150余家，发射期间入住率常年在95%以上，超过5000名当地人靠航天旅游就业增收。
观礼也从“蹭楼顶”走向规范化：2025年1月文昌公布首批发射观赏点白名单，瑶光观礼平台、文昌航天观礼中心等付费点位一张票三四百元；民宿则推出“观礼+赶海”“科普+椰林骑行”等组合线路。
中旅（海南）航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的判断是——文昌文旅正在从“单一观礼”转向“综合体验”。
▲文昌瑶光火箭发射观礼平台，图源：中旅航天旅游
支撑这一切的，是快速扩张的发射供给。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期于2024年6月建成，同年11月30日首飞；二期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年底首发，三期、四期已在规划。
发射越密，客流就越可预期，政府的动作也一路加码。
2025年中国航天日前后，海南推出观礼嘉年华、航天研学、工业旅游线路和智慧旅游平台，试图把发射场、超算中心、星箭产业园与孔庙、椰林、淇水湾串成一张网。
今年4月，海南提出推进航天旅游平台组建，开发海上邮轮观礼、落地海南航天博物馆、开放火箭总装测试和卫星超级工厂等工业场景，并布局亚轨道太空旅游中心等前沿设施。
8月的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上，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与17家产业链企业签约，航天文旅赫然在列。
9月21日诸多媒体报道，海南相关经营主体已经签订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旅游平台组建工作，新项目谋划、项目评估与审批等前期工作同步启动。
海南方面表示，将衔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业航天促进条例》的制度设计，研究针对性政策，建设世界级航天旅游目的地。
航天发射，与滨海旅游一起，成为了海南文旅的重心。
【02 从肯尼迪到休斯顿】
在美国佛罗里达“太空海岸”（布里瓦德县/Space Coast），看火箭已是一门做了六十年的生意。
1963年，NASA开放肯尼迪航天中心自驾参观，所谓展厅不过是一辆拖车和几张摆着模型的桌子；1967年访客中心正式开门，当年就接待了50万人。
真正的转折在1995年。
NASA把访客中心整体交给老牌酒店与餐饮集团特拉华北方公司（Delaware North）运营，合同此后一路续到2028年。
三十年间，园区被彻底翻新：土星五号火箭、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实物展厅、模拟发射体验、宇航员见面会、直抵发射台的巴士游陆续上线。
它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全部开支靠停车、门票、餐饮和商品收入覆盖，还要从中拿钱养护数百件文物。
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150万至170万人次，2025年被猫途鹰评为全美第一景点。
它的高明在于，把“说不准哪天发射”的火箭，嵌进了“哪天来都能玩满一天”的产品里：没有发射，游客照样为真实硬件和幕后故事买单；
赶上大任务，发射就成了免费的超级广告。
让整个“太空海岸”起飞的，是发射频次。
2025年，这里完成109次发射，其中SpaceX独占101次，刷新了前一年93次的纪录；当地军方预计2026年将有100至120次。
当地旅游局2019年的调查显示，为看发射而过夜的游客平均花费约1065美元。
2023年，布里瓦德旅游业经济影响达46亿美元，其中游客直接消费29.5亿美元。
当地还对酒店和短租住宿征收5%的旅游发展税，专款用于营销和配套建设，最近一个财年征收额约2600万美元，游客花的钱，又变成了吸引下一批游客的弹药。
大任务则把这门生意推向峰值。
今年4月1日，NASA阿尔忒弥斯2号载人绕月任务发射。
据当地旅游局基于手机定位的估算，发射周约有34.6万名外地美国成年游客进入布里瓦德县北部，典型停留两天、人均消费约462美元，合计约4100万美元；这一口径还没算国际游客和儿童。
作为对比，2022年无人的阿尔忒弥斯1号带来约22.6万人，而近几年载人飞行、重型火箭等九次重要发射，平均每次约5.5万人。
可见，发射的“咖位”不同，拉动效应就会相差悬殊。
休斯敦则给出的是另一种答案。
约翰逊航天中心是任务控制中心和宇航员训练基地，并不发射火箭。
1992年，一家非营利基金会建成休斯敦太空中心，作为NASA官方访客中心，不靠联邦拨款，年接待近130万人次，卖的是任务控制大厅、400多件实物展品、营地和夜宿课程。
美国税务申报数据显示，其运营主体2024年收入约6119万美元，其中项目服务收入占77.7%，品牌授权等特许收入占11%；而在2012年，这家机构的收入还只有约1881万美元，净资产为负。
这说明，没有一次现场发射，照样能把航天做成一门持续增长的生意。
再往北，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太空营自1982年开办以来，学员已超过百万人次。
它把一次参观变成数天的模拟训练，孩子们带走的不是一张合影，而是“我完成过一次任务”的记忆。
这也是研学产品最稀缺的东西：参与感。
但并非所有故事都皆大欢喜。
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造价2.185亿美元，主要由州财政和地方税收买单，几乎把宝全押在维珍银河的亚轨道太空旅游上。
2024年6月维珍银河暂停商业飞行研制新飞船，两年多过去仍未复飞，缴给太空港的费用大幅缩水，太空港一度陷入预算缺口，州议员甚至提议干脆卖掉它。
把这些样本放在一起，脉络很清楚：
看火箭的生意，底座是持续高频的发射，发展来自专业化的运营。
国家航天工程生产独一无二的故事与实物，公共机构划定开放边界，专业运营商把知识翻译成体验，酒店、交通、商业和城市营销则承接外溢消费。
发射是峰值，展馆和研学是底盘，度假配套决定了钱最终留在哪里。
【03 中国版“太空海岸”】
对照美国“太空海岸”，文昌目前还存在两大主要差距。
第一道差距是频次。
2025年文昌发射21次，太空海岸是109次。
高频意味着游客可以按自己的日程来看火箭，低频则意味着游客只能跟着火箭的日程走，也意味着会失去不少潜在顾客：一旦火箭推迟或取消，整趟行程都可能落空。
但另一组数字则让文昌有了更大可能性：目前，文昌一次常规发射就能吸引约4.5万人，已接近太空海岸重要发射的平均水平。
中国公众对航天的热情并不低，而且拥有更大的人口基数，这是文昌追赶乃至超越“太空海岸”的基础。
第二道差距是运营。
肯尼迪由一家专业公司统一运营三十年，文昌的资源则分散在发射场、科普中心、观礼台、民宿和各类旅行社手中，产品同质、服务参差。
这也给未来航天旅游平台的建设带来启示：作为全城航天旅游的总调度，统一发布发射与活动信息，把观礼、接驳、住宿、课程、工业参访打包，建立改期、退订和保险机制，并用一套服务标准把政府、发射场、学校、酒店和村镇商户连起来。
差距之外，文昌也握着美国没有的几张牌。
其一，中国航天正处于密集出成果的上升期，探月、载人、重型火箭、可回收火箭接踵而至，每一次重大发射都是全民关注的国家叙事，天然自带流量。
其二，海南本身就是全国性的度假目的地，自贸港封关运作、离岛免税、入境免签等政策叠加，文昌可以嵌进成熟的滨海度假线路，而不必单打独斗。
其三，中国研学市场体量庞大，航天是家长认可度最高的主题之一。
其四，卫星超级工厂、火箭复用工厂、航天超算中心陆续落地，工业旅游的素材越来越厚，这正是肯尼迪巴士游最核心的卖点。
但要把牌打好，文昌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在发射之外，把产品和体验做厚做密，创新创造更多文旅价值，让航天城之旅不只是看发射，而是“发不发都值得来”。
检验这门生意是否成立，也只用看一个朴素的标准：几年之后，在一个没有火箭发射的普通周末，游客是否仍愿意专程来到文昌，住上两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火箭就不再只是朋友圈里的一声轰鸣，而是一座城市新经济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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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力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背后有何意蕴？
我国主力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背后有何意蕴？ 原标题：三代航天人谈航天强国建设—— 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在转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供图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供图 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点火发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供图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升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是党和人民的新长征。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 航天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在中国航天“长征路”上，航天人呕心沥血、薪火相传，走过“雪山”“草地”，攻克“娄山关”“腊子口”，冲破封锁线，实现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太空探索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我们采访了老中青三代航天人，讲述他们“长征路”上的光荣梦想和责任担当，激励大家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
——编 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航天这一件事，把火箭送上天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
这位航天事业泰斗、原中国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见证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1箭1星到1箭多星、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的重大跨越。
如今他仍活跃在航天科普一线，支持青少年逐梦星辰大海。
我国主力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背后有着深刻意蕴和特殊承载。
据龙乐豪回忆，上世纪60年代，团队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时，钱学森有感于毛主席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表现的红军为实现革命目标，克服万难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精神，提议将火箭命名为“长征”，寓意航天人也必将像红军长征一样，突破一切技术封锁和艰难险阻，实现航天报国的目标。
“在我看来，伟大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等重要方面，航天人一直以来的奋斗底色和伟大长征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龙乐豪说，研制“两弹一星”时，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老一辈航天人靠的就是这种不服输、不怕苦的劲头；后来攻关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航天人一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本质上都是伟大长征精神在航天领域的传承。
龙乐豪讲述了自己“一夜白头”的经历。
那是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时。
火箭起飞后仅22秒便撞上了山，首飞失利。
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都投来，龙乐豪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那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懊悔，而是怎么赶快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龙乐豪和团队很快弄清楚原因，并提出了242项改进措施。
551天后，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第二次发射，成功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平静下来以后，我也确实流过泪。
但流泪没有用，你得用行动证明自己，把火箭打造得更可靠。
挫折是通往成功的桥梁。
”龙乐豪说。
今天的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屡创新高。
近两年，平均每年都要发射50次以上，从长征一号首飞以来已经累计实施670多次发射。
火箭运载能力不断提升，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向未来，龙乐豪有很多期许。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
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重复使用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让长征火箭的运力、可靠性、成本优势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龙乐豪说，瞄准中国人登月等宏伟目标，只要坚定信念，实干担当，在太空探索新长征路上，航天人一定能走得更稳更远。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 “中国人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我们自己的卫星送上太空的”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枚长征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举世瞩目，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当时就在总体组工作，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箭体写着几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韩厚健看来，“长征”这个名字，代表着航天人要发扬长征精神，克服前路上所有的困难，直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56年过去，韩厚健依然清晰地记得“长征一号”首飞那天火箭腾空的壮观场景。
1970年4月24日凌晨3点，韩厚健和加注分队队友一起，前往发射场。
直到13点许，加注才结束。
当天发射场天气并不好，气象团队同事个个手持仪表，在发射场跑来跑去。
问他们何时天气能好转？他们都愁眉不展，不作答。
韩厚健和火箭团队只好先返回阵地休息。
18点30分，韩厚健和团队又回到发射场。
突然，一名队友找到韩厚健，手里拿着一个直径仅8毫米的弹簧垫圈，是从离地面数十米高的第二级火箭上掉下来的。
这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查不清楚，现场工作暂停！”韩厚健和队友跑步进场，立刻上箭检查。
当时全火箭百余个火工品都已装好，火箭处在待发状态，电梯停用，他俩只能从工作梯一步一步地爬到离地面数十米的二级火箭。
四周寂静无声，韩厚健的心怦怦地跳。
但他边爬边想：这种直径8毫米的弹簧垫片，只有11个气瓶装置使用。
对，就开舱盖检查！结果发现，所有弹簧垫圈都完好无缺。
由此可断定：捡到的弹簧垫圈是个多余物。
韩厚健立即报告给指挥员，整个团队都放心了，继续开展准备工作。
天色渐渐暗下来。
终于，要发射了。
“一分钟准备”的口令下达后，韩厚健几乎屏住了呼吸，紧张得连眼都不敢眨。
21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准时点火，红光一闪，就带着震耳的巨响直冲夜空。
现场所有人鼓着掌，目送它远去，等着入轨的消息。
10分钟过后，21点45分，终于从几千公里外的观测站传来了报告声：“箭星分离！”“入轨！”听到这声音，韩厚健和队友们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从东方升起来了！ 在发射成功第二天的庆祝稿里，韩厚健动情地写道：“苍天可以作证，我们中国人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我们自己的卫星送上太空的。
” 韩厚健在多个公开场合展示过一张珍贵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手绘示意图，上面有几行醒目的大字是毛主席的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韩厚健坚定地说：“下一站，中国航天一定能够抵达。
” 长征六号系列运载火箭设计团队代表汪灏—— “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就会被淘汰” “北斗专列”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将北斗组网卫星送入太空；“胖五”长五系列运载火箭助力探测器飞向深空；“货运专列”长七系列运载火箭托举天舟货运飞船运送“太空快递”……长征家族各型号定位清晰、分工明确，能满足高、中、低轨道不同有效载荷发射需求。
汪灏所在团队倾力守护的，是长征六号系列运载火箭。
2015年9月20日，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为我国新一代“长征”火箭发射拉开了序幕。
“新一代‘长征’火箭，是伴随航天科技进步、发射需求改变而诞生的。
这要求运载火箭运力更大、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适应性更强，并采用清洁推进剂等。
”汪灏说。
新要求带来新挑战。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是我国第一枚新一代无毒无污染低温液体火箭，曾创下一箭20星的亚洲纪录，也是我国液体运载火箭首次采用“三平”测发模式，极大简化了发射设施。
“目前，火热的商业火箭发射任务，大都借用长征六号火箭的‘三平’测发模式。
”汪灏介绍。
研制期间，团队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不计其数。
汪灏举例，为适应新一代运载火箭高带宽、智能化的数据应用需求，团队在国内火箭中首次应用1553B总线通信技术。
攻关阶段，总线可靠传输难题一度成为研制瓶颈。
项目团队反复开展试验迭代优化，攻坚克难，最终成功破解该项技术难题。
反复比较技术方案、优化起飞信号处理、试验新材料新工艺……他和团队坚信，要闯过这段“长征路”，唯有一关一关地闯，一山一山地翻。
在汪灏所在的长六团队心中，长征火箭的创新永无尽头，“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就会被淘汰。
” 在长征六号火箭02批上，汪灏作为团队骨干力量，参与验证了单十表光纤惯组、自主瞄准、自主配电、取消火箭的垂直度调整等多项新技术； 围绕长征六号甲，团队突破了固液捆绑火箭高精度动力学建模术、固体发动机分段对接、液氧加注后无人值守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面对激烈的竞争，团队于2020年初启动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研制，短短3年内完成了全部的研制工作，使用全数字仿真替代全箭气动吹风试验和模态试验，极大提高了研制效率。
这些“望远”“攀高”背后，支撑团队的，始终是那句“成功无捷径，创新有方法”。
经过50余年发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形成涵盖10余型火箭的完整谱系。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了从常温推进剂到低温绿色环保推进剂、从串联式到捆绑式、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飞船、从国内运用走向国际合作的发展进步。
“如今，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正在稳步推进，朝着可重复使用、大运载能力、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我相信，在全体航天人的努力下，更强劲、更安全、更聪明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飞得更远、更稳、更准。
”汪灏说。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青年科研人员赵俊淇—— “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只有永不停歇地攀登” 今年6月1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我国又一型新一代大运力、低成本商业火箭正式入列。
难以想象，这型火箭从无到有，留给科研团队的研制周期仅有21个月。
赵俊淇是团队里的年轻人，回想起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经历，不禁感慨道：“我们完成了一项听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当时，工程立项后，公司迅速组织各领域设计师，所有人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一旦有拿不准、吃不透的疑问，团队就马上策划试验进行验证，各专业人才优势互补，实现高效协同。
”赵俊淇说，那段时间，感觉自己被“掰”成了好几瓣，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瞄一眼墙上的首飞倒计时牌，再把心里的弦绷得更紧一点。
面对多机并联、大直径共底贮箱等全新技术难题，赵俊淇和队友历经无数试验，反复迭代，精益求精，为了探索商业航天模式新路径，团队迎难而上，坚持自主创新不动摇。
2025年冬天，长十二乙合练箭试验队进驻酒泉发射场，连续驻守2个月，圆满完成合练箭静态点火任务。
2026年大年初六，首飞试验队再次挺进戈壁，赵俊淇和队友一道出征。
经过近4个月连续奋战，最终保障长十二乙首飞箭成功发射。
两度进驻、累计驻守6个月，大家用接力坚守迎来了长十二乙的首飞时刻。
冬天，酒泉发射场室外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5摄氏度，团队开展箭地连接工作，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夏天，戈壁滩上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100多个日夜，陪着长十二乙，赵俊淇感觉自己也一起成长了。
红军长征胜利依靠全军上下同心、军民同心；火箭工程涉及上百个单位、成千上万人员协同配合。
“一项重大任务不是靠某一个‘英雄’单独完成，靠的是集体协同。
红军长征是这样，长十二乙的研制也是这样，正是团结互助、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抵达远方。
”赵俊淇说，青年航天人要握紧“接力棒”，把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首飞成功只是起点，长十二乙运载火箭设计团队正在坚定地向未来进发。
“航天事业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只有永不停歇地攀登。
”赵俊淇说，长十二乙火箭将持续迭代，逐步实现一子级重复使用，不断提升运载能力，满足未来更加多样化、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跨越航天征程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什么是航天征程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发射场的一线航天人说，当出现质量问题影响进度节点，一时没有办法快速完成定位、有效处置，就是摆在面前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太空驻留的航天员说，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一年期驻留的“雪山”“草地”，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任务，是专属于乘组的长征。
不仅如此，载人登月需突破地月转移、月面软着陆等难题，火星取样返回要在火星表面完成采样封装、起飞上升等前所未有的动作，没有现成路径可循，没有外来助力可借，甚至一枚螺丝的偏差就会导致失利……这些不断涌出、亟待突破的难题和挑战，都是摆在航天长征路上的新关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从苍茫大地到浩瀚星空，“长征”二字，承载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毅前行的精神追求。
90年前，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瞄准中国人登月、火星取样返回等目标任务，中国航天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使命，要不断跨越航天长征路上的新关隘。
跨越新关隘，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
当年，老一辈航天人从零起步，铸就“两弹一星”的辉煌。
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背后是长十乙千锤百炼，朱雀三号“涅槃”展翅。
这种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精神，是航天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跨越任何险关的力量之源，更与伟大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跨越新的关隘，更要靠扎实的行动。
要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加快突破航天领域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主动作为、奋力攀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次试验，以严谨的作风对待每一发火箭，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坚守拼搏、接续奋斗。
航天征程没有坦途。
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我们一定能跨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奔赴更远星河，创造更多航天奇迹。
彭建兵院士详解尼泊尔冰岩崩：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向与会者展示了一组令人窒息的卫星遥感影像。画面中，2026年8月发生在尼泊尔蓝塘里壤的冰岩崩灾害，裹挟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以泥石流的形式狂奔22公里，径直冲向了我国吉隆口岸。
灾后的吉隆口岸，满目疮痍。
彭建兵院士。
本文图片来自中科院山地所。
彭建兵团队通过大量的灾前卫星形变反演、地质构造解析与多期地震数据比对，以“冰岩崩孕灾的‘基因密码’”为题，对吉隆口岸灾害链触发的机理进行解析。
彭建兵认为，这场夺走无数人生命和安宁的灾难，绝非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四力递进耦合，将完整‘身体’逐渐改造为‘活的’临界灾体，最终在气温升高、融水入渗的触发下失稳成灾，这就是青藏高原冰岩崩的‘基因密码’。
”彭建兵总结。
冰岩体灾前已出现明显位移 冰岩崩是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并常诱发堵江、洪水等灾害链的冰冻圈灾害。
2026年8月26日10时5分，尼泊尔蓝塘里壤突发高位冰岩崩，冰岩物质坠落至海拔4000米左右，撞击铲刮，转化为碎屑流，冲击我国吉隆口岸。
彭建兵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冰岩崩灾害。
10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山地伙伴关系、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在成都举行。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形成大量灾害量的过程。
”彭建兵在会上指出。
泥石流约7分钟高速冲击22公里，直达海拔约1800米的我国吉隆口岸，表现出“超历史记录、超防范标准、超防御规划”等特征。
那么，灾前发生了什么呢？ 彭建兵团队在灾前的卫星形变反演图上，用一条红黄相间的色带清晰勾勒出冰岩体的异动。
数据显示，冰岩体在灾前已有明显的缓慢蠕变现象，位移量约为-20m/yr（20米/年）。
更令人警惕的是，位移量结果表明，该区域在灾害发生前24天，累计位移已达约5米，灾前冰川运动显著增强。
除了形变，灾前影像还揭示了更致命的细节。
在灾害源区，存在一条规模巨大的先存破裂面。
这表明，在灾难发生前，山体的“骨骼”早已出现了致命的裂隙，为后续的崩溃预置了物理边界。
为什么看似坚固的高山会突然崩溃？彭建兵团队摒弃了将灾害孤立看待的传统视角，将其置于青藏高原地壳浅表层圈层结构与高山冰川地貌垂直分带的宏大框架内。
团队将青藏高原划分为雪线之上、冰线之上、雨线之上和高山苔原线四个垂直地貌带，并指出，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正是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地带。
构造、隆升、地震、冻融：四力共同酿成冰岩崩 在彭建兵看来，吉隆口岸的冰岩崩，正是四种机制共同酿成的结果。
在报告中，他详细拆解了这套“基因密码”的形成机制。
报告现场 彭建兵说，青藏高原经历了长期的挤压、剪切和差异隆升。
这种地质历史时期的持续构造变形，使断裂、节理及原生结构面不断产生、错动和组合，逐步将完整岩体改造成多尺度破碎结构网络。
区域逆冲断裂体系如同刻刀，把山体“预切割”成块体，局部结构面的组合进一步限定了吉隆冰岩崩源区的后缘、侧缘和底部边界。
其次，伴随持续挤压的是隆升动力——松开灾体结构。
河流深切的侵蚀与地壳构造隆升的协同作用，使得山体在“长高”中不断变陡。
彭建兵指出，在深切的峡谷岸坡，由于侧向约束的解除，极易产生强烈的卸荷回弹与松动。
这种卸荷作用导致拉应力集中，使得原本已经受损的岩体进一步“松绑”，扩展了岩体内部的裂隙，为冰岩崩提供了松动的结构基础。
真正的“重创”来自地震动力，放大了灾体伤痕。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距吉隆镇仅约43公里。
地震波使岩体节理张开，裂缝变成水流的通道。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次大地震将吉隆山体推入了“亚稳定状态”。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陈剑也曾表示，“吉隆一带，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就已经造成岩体损伤，产生大量裂隙，破坏岩体原有结构；叠加冰川反复冻融持续削弱岩体强度，再遇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冰体消融加速，最终诱发冰岩崩。
” 报告特别强调了地震的“滞后效应”：强震输入导致岩体损伤累积，从“完整”走向“亚稳定”，在随后的暴雨、冻融下持续发生破坏，甚至在数年乃至十余年后仍诱发潜在崩塌。
彭建兵指出，除此之外，2015年尼泊尔7.2级、2025年定日7.1级等多期强震的叠加，使得应力不断传递，岩体损伤不断累积，灾害触发风险急剧增加。
最后是冻融动力加剧灾体破损。
高海拔源区冻融频繁，存在昼夜冻融与季节冻融两套节律。
彭建兵指出，一天之内跨越冰点两次，每年昼夜冻融循环可达上百次。
水在结冰时体积膨胀率约9%，其冻胀压力远超岩石的抗拉强度。
冻融作用持续削弱冰岩连接，不断扩展既有裂隙，推动高寒岩体由完整向裂隙化、块裂化演变。
“构造给了裂隙，隆升松了结构，地震撕开了伤口，冻融则是最耐心的‘执行者’，日复一日，把伤口变成断口。
”彭建兵用这样一段严谨而残酷的表述，概括了这一过程。
冰雪融水是“最后一根稻草” 彭建兵说，当构造、隆升、地震与冻融将岩体推向临界状态时，冰雪融水可能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报告指出，冰岩崩的启动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从渐变损伤累积到临界灾变的连续演化过程。
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首先是裂隙网络贯通，为灾害孕育提供了结构前提；随后，融水强盛入渗，使诱发条件趋于成熟；接着，有效应力降低，岩体强度进一步劣化；当强度跌破阈值，灾体便进入临界状态；最终，冰岩崩启动，转化为灾变。
彭建兵院士用两个比喻概括了这一机制的核心：“温度是开关，融水是润滑剂。
”温度在冰点上下波动，控制着冻胀与融化的交替；而融水沿裂隙渗入，则起到软化结构面、降低有效应力的润滑作用，二者共同将长期累积的损伤推向失稳的临界点。
彭建兵在报告中提到一个不少人的困惑：如此巨大的泥石流，水究竟从何而来？在灾前卫星影像上，山里并没有多少水的痕迹。
经过与专家的探讨，谜底被揭开——冰川内部拥有极其复杂的“三层水”，即冰下水、冰中水和冰面水，甚至还有隐藏在冰川内部的冰面湖。
巨大的水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导致原本新鲜的岩体在泥石流沟里瞬间破碎成粉末状。
报告总结指出，裂隙网络一旦贯通，强度跌破阈值，岩体必然失稳启动，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力耦合”过程。
“对自然而言，这是5000万年的演化；对人而言，崩塌只发生在一瞬间。
”在报告的最后，彭建兵院士说。
吉隆口岸的冰岩崩并非孤例。
彭建兵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类似问题很普遍，“不是某一个地区……整个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已成为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带。
防灾减灾理念必须从只看表象，转向关注岩体是否已接近失稳临界。
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