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期中试卷后作文

生于世卿之家，而长于阡陌之间。

后继父为卿，与赵朔、栾书为至交。

前592年，继随会执政。

对内和睦众卿，对外与楚周旋。

于前589年，大败齐师于鞍，吹响晋国复兴的号角。

对敌虽刻，对内则缓，其博闻多能、惠而内德、智能翼君，有赵衰、范会之风，故谥之曰"献"。

前597年初，天下人听闻晋国的一把手郤缺死了，最兴奋的莫过于早已磨刀霍霍的楚庄王。

楚庄王决定乘此良机北上，与晋国再较高下。

前601年，赵盾死时，楚庄王就乘虚而入过，但晋国的局势竟然被狡猾的郤缺神奇般的挽回。

楚庄王不服，难道晋国的历任中军元帅都如赵盾、郤缺这般能干? 开春后，楚庄王亲自率领楚军主力北上，征讨郑国，发动了这些年来最强烈的一次进攻。

仅仅17天，郑国就难以支撑，准备向楚王求和，占卜一看"不吉利"。

于是郑襄公决定顽抗，楚军围攻了三个月，攻入郑国。

郑国求和，楚庄王接受媾和，并下令楚军退军30里。

雄才大略的楚庄王看重的自然不是这个小小的郑国。

正所谓"之意不在酒"。

直到6月初，晋国在办完前任中军元帅的丧事、重组六卿后，由荀林父带兵南下，与楚军会猎于郑国。

从楚庄王出兵的开春到荀林父南下的六月，晋国人的动作太过缓慢…… 晋军与楚军对峙于黄河，晋楚决战在即，晋军内部却发生了分歧。

晋军大部分将佐包括中军元帅荀林父、时任上军佐的郤克在内普遍认为，楚军势头强劲，领导优秀，内部团结。

相比之下，晋军则显得不够和睦，国君晋景公没来，正卿荀林父是个刚刚上任的领导，军中缺乏绝对的权威。

另外晋军中还有少部分，如中军佐先谷，以及赵同、(春秋时期的赵括，非之赵括)两兄弟他们坚持:晋国人要以战为荣，以逃为耻，坚持出兵，与楚军。

考虑到先氏与两大家族在晋国的崇高地位，荀林父难以抉择。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还是没有结果。

中军佐先谷决定不听号令，擅自带着先氏亲兵渡河，荀林父闻讯后大惊，司马韩厥提议全军出动，防止先氏被歼灭。

就这样，晋国全军被动应战。

最要命的是晋军中还出现了一个捣蛋集团，他们平时不得宠，这时候巴不得自家军队大败而归。

魏锜、赵旃以和谈的名义前往楚营。

两人前脚走，郤克就立刻提醒大家:这一对平时就的家伙去楚营，估计要去招惹敌人，咱们赶紧准备应敌吧，不然要吃败仗的!先縠反对:认为反正大家也没个统一注意，还准备什么?而郤克的上司士会则深以为然:有备无患，如果他们两个惹火了敌人，敌人掩杀过来，我们大家都可能，所以一定要准备好。

这次晋卿内部一团乱，但上军的几个领导间达成了一致。

情况紧急，来不及再等待荀元帅下达命令了，士会决定自己的上军单独行动:派大夫巩朔、韩穿在敖山前埋伏了七支伏兵，所以后来晋军战败，只有上军没有什么损失。

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郤克所料，赵旃、魏锜在楚军阵前出丑卖乖，激怒了楚军。

楚军向晋军发起了总攻。

晋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荀林父下令:先过黄河者有赏!晋军兵败如山倒，晋国人以极为耻辱的方式交出了霸权。

尽管晋军惨败而归，但是士会、郤克的表现很抢眼，这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铺平了道路。

邲之战之后，晋国君臣如梦方醒。

他们开始走上长达30年的复兴之路。

前596年，在邲之战中被记大过的先谷回国后，整日心惊胆战，深恐受到牵连。

于是他勾结戎狄，进攻晋国。

阴谋失败后，晋景公将其新帐老账一起算，先氏惨遭灭族，退出晋国政坛。

郤克顺势提升为上军将。

前594年，中军元帅荀林父消灭潞国，自认为部分弥补了邲之战的罪责，宣布退役。

郤克又进一步成为了中军佐，直接辅佐士会执政。

邲之战中，楚庄王一战而定江山，一飞冲天，成为了中原霸主。

晋国人不得不铩羽而归，回去作深刻检讨。

在之后几年间，晋国人在中原似乎瞬间销声匿迹。

相对的，春风得意的楚庄王则饮马黄河，一雪当年的耻辱，狠狠的为祖父出了口恶气。

战后的晋国君臣清除了国内少数不安定分子(如先谷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自查。

他们决定从内部抓起。

晋军的实力本来不弱，甚至可能还要稍强于楚军。

例如士会仅仅用一支上军就能狙击的大部队、荀首为找儿子荀罃率领着(中行氏与智氏)亲兵在楚军阵营里横冲直撞。

关键原因还是晋国的内部各家世卿分权过激，国内的法度日渐败坏，行军阵前形不成合力。

在晋国霸业受到最严重削弱时，天下诸侯对晋国人不再像以前那般俯首帖耳了，小国们大多背晋而向楚。

楚庄王带兵曾一度包围晋国的铁杆盟友--宋，兵围8个月。

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不敢发兵，这个时候的局势对晋国人太不利了。

齐、秦等大国皆乘虚蠢蠢欲动。

首先是晋国的宿敌--秦。

当"秦晋之好"的蜜月期过后，两国关系就一直僵化，而且愈演愈烈。

从崤之战到彭衙之战再到令狐之战，总是秦人受气，秦国发现和晋国单挑不是对手，就开始联络楚国。

在邲之战后，硝烟未散，前594年6月讨伐晋国，想在晋国的后方捅一刀，打破晋国的战略封锁，令狐文子魏颗不负众望，在辅氏打败秦军，遏制住了敌人的反扑。

接着就是。

依仗着留下来的雄厚国力，称雄于东方，想摆脱晋国的节制。

楚国崛起后，齐国与楚国走得很近，大有联楚抗晋之象，齐顷公年轻气盛，屡屡用兵，颇有战功，齐国再次做起了霸业美梦。

在整顿了几年内政后，恢复了些许元气与自信，晋楚争霸又再次拉开帷幕。

面对齐国人在东方的蠢蠢欲动，晋景公、士会、郤克忧心忡忡，于是晋国派遣时任中军佐的郤克出使齐国。

结果这次去非但没有取得两国和睦，反而激化了矛盾。

郤克本就略显驼背，走路一偏一拐，在齐国的朝堂上走路的姿势不怎么好看，颇为滑稽。

这时候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在帷幕之后看见郤克的糗样，"哈哈……"笑出声来。

自尊心敏感的郤克被一个妇人嘲笑，。

出来后，愤怒地说道:"如果我不报此仇，今生定不过黄河。

"于是安排栾京庐在齐国处理一些外交事宜，自己就提前回国了。

《》中则更加详细的阐述了当时的情形:郤克在去临淄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同往齐国朝见的鲁国季孙行父、卫国使臣孙良夫。

于是三队人结伴而行，浩浩荡荡的来到齐国朝堂，会见齐顷公。

幽默的齐顷公一眼看出笑话，回去与母亲说起，于是母亲同意第二天她也来看看笑话，齐顷公开始导演一出……第二天，齐顷公安排一个有驼背的侍从领着本就驼背的郤克、一个拐子领着略有瘸腿的季孙行父、一个独眼龙侍从领着瞎了一只眼的孙良夫，出现在朝堂上。

齐国朝堂之上，人人大笑不止。

三位使臣才察觉到被齐侯恶搞，都愤愤不平，于是他们约好，总有一天咱们有仇一起报。

回到晋国的郤克，实在无法忘记在齐国受到的奇耻大辱，这一阴影始终笼罩在郤克的头上。

郤克屡次向晋景公提出讨伐齐国，晋景公预料伐齐时机并不成熟，一直不同意，但自己的使臣，一国的上卿受辱，再怎么说也有损国体，晋景公此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与齐国大干一场。

郤克又提出:我带着我们郤氏家族的亲兵，与齐国去做个了断。

晋景公也不同意。

于是郤克终日，做事不按常理，完全丧失了先前的那种英明与睿智，甚至领导着他背后强大的郤氏家族制造了一些令晋国人恐怖的内讧。

晋国朝堂气氛非常紧张，执政大夫士会更是担忧不已。

眼睁睁地看着郤克怒气不息，除了报复齐国，根本没想工作了。

士会是个看人看事都的政治家，与郤克共事多年，对郤克的性格、为人、做派自然是。

士会通过半年的时间整理国家朝务、确立国家法制后，作出一个惊人之举--退役。

这年秋天，士会找来儿子范燮:士燮啊，我听说，人在大喜大怒的时候，行为合乎礼法的少，离经叛道的多。

《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发怒，祸乱止住;君子欢喜，祸乱停止)--君子的喜怒可以制止祸端，但如果不是君子，喜怒往往会制造祸端。

当下郤克的愤怒有两种结果，一、发泄在齐国，对晋国有好处;二、发泄在国内，晋国可就遭殃了。

我准备告老，让他有机会去攻齐国，使他的愤怒得到发泄，这样也许能挽回晋国的祸乱吧!你跟着各位大夫好好工作吧! 一番父子间的对话，一番对儿子士燮的教诲，完成了新一代交接。

晋国也开始新的复霸旅程。

郤克如愿成为了晋国的一把手，执政大夫兼中军元帅。

郤克上任后，自然将对齐国的外交视为晋国的第一要务，伐齐必然引起楚国的注意，也就在这段时间，郤克安排自己的侄儿郤至进入外交部，密切注视着楚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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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管着云南、贵州，陕甘总督管着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总督管着广东、广西和南海诸岛。

这些总督，个个可谓手握一方重权的封疆大吏。

总督的工资 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从年间到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

清朝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还没有现在一般的白领中产挣得多。

不过别忙，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除了这一项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心红纸张银”)288两，服装补贴(“案衣什物银”)60两。

三项补贴凑一块儿，总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另外，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

清朝定例，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

像年间的陕甘总督就是一等公，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

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

那么好，120两的基本工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

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搁普通人身上，绝对是高薪，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

因为在乾隆年间，小商贩、私塾教师、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

总督的补贴 年收入不到两千两，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当然不是，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

“火耗”类似以前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县统筹，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

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可是县太爷，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这一多交，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

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按照官场惯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

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道台分一笔，知府分一笔，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巡抚分一笔，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

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把各级地方官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个补贴，就叫养廉银。

各级官员私分火耗，极可能分赃不均，譬如甲地官员心狠，火耗加征到3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火耗只征1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

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

以乾隆七年(1742年)为例，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跟湖广总督持平，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

同样是总督，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 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528两，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粮食补贴 350两(石)，养廉银15000两，总共是16698两。

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所以不把它算进去。

有句老话人所共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没算他们贪污的钱。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

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

早在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

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

”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有的总督非常无耻，距李侍尧远甚，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四川人纷纷解囊，捐款汇往山东之前，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闹灾，朝廷发放赈灾款，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

”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

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

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

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

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总督的支出 可是对总督来说，每年的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因为他们的开销太大。

这里先说一项开销：聘用师爷。

从到清朝，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能力再强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让他们帮着记账、断案、草拟奏章、代写诗文、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就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时闽浙总督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当自己的师爷，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湖南巡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还有将领吴，雇过晚清状元兼著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财政饭，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

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

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管记账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管断案的，加起来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

前面咱们说过，总督比巡抚级别高，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跟康熙南巡相比，乾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皇后宫女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万、六万两不等。

”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乾隆修，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

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

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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