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华人科学家会获诺奖吗？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呼声最高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的揭晓都会牵动全球科学界的目光。

2026年尤其引人注目，今年适逢诺贝尔奖设立125周年，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将每个单项奖项奖金提升至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有九位华人科学家同时进入各大国际预测榜单，人数之众在诺贝尔奖预测历史上实属罕见。

物理学方向，今年呼声最高的华人学者是薛其坤。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于2012年底带领团队在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体系中，世界上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果2013年发表于《Science》期刊，被杨振宁评价为“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所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即不用外加任何强磁场，就能让电子在材料边缘“走单行道、不碰撞、零电阻”。

这一发现攻克了零磁场条件下实现量子霍尔效应多年的实验难题，为未来低功耗量子电子器件打下了基础。

薛其坤今年9月获得了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这一奖项之所以被视为“诺奖风向标”，是因为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有89位引文桂冠奖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也是中国内地科学家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

英国物理学会旗舰刊物《物理世界》在9月30日的预测博客中，也将薛其坤列为今年凝聚态物理方向的热门人选之一。

物理学领域第二位预测热门是叶军。

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深耕量子精密测量方向。

他与德国科学家Immanuel Bloch共同获得了2026年沃尔夫物理学奖，表彰其在超冷原子系统调控上的变革性进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被视作物理学领域的重要风向标，这是该奖设立48年来第二次颁给华人科学家，上一次是1978年的吴健雄。

叶军的方向光晶格钟，被学界认为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有力候选，其精度可达“宇宙年龄”尺度。

生理学或医学方向共有四位华人科学家被列入热门预测。

但很可惜，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将已经给了光遗传学，有3位国外科学家获奖。

但这4位华人科学家还有下次或下下次机会。

卢煜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他在1990年代发现孕妇外周血浆内存在胎儿游离DNA，基于该发现开创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规避了传统穿刺筛查带来的流产风险。

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全球超过90个国家落地应用，每年为全球孕妇提供超1000万次无创产前检测。

卢煜明先后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未来科学大奖等重磅荣誉，是医学诺奖长天免疫基础理论，直接推动了肿瘤免疫和自身炎症疾病新药研发。

陈志坚先后斩获拉斯克基础医学奖、科学突破奖，并入选2025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是公认的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

黄大卫（David Huang），共同发明了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技术。

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全球眼科临床的核心筛查手段，广泛用于眼底病变和视网膜疾病的快速诊断，每年完成数百万次临床扫描，2026年入选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医学组。

何川，RNA甲基化m⁶A表观转录组领域的开创者。

他的工作揭示了RNA可逆化学修饰调控基因表达的全新机制，开辟了表观遗传学全新的研究分支，为癌症和代谢疾病的机理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另外，化学方向同样有三位华人科学家被视为热门人选。

刘如谦（David R. Liu），哈佛大学及布罗德研究所研究员。

他开创了碱基编辑与先导编辑技术，入选2026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化学组。

碱基编辑技术能够在不切断DNA双链的情况下实现精准的单碱基修改，被认为有望从根本上治疗多种遗传疾病。

庄小威，美籍华裔科学家，发明了STORM超高解析度荧光显微成像技术。

这项技术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的衍射极限，使科学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察细胞内部的分子结构。

邓青云，OLED核心奠基人。

他发明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技术，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视等显示设备，直接催生了一个千亿级产业。

诺奖的滞后性。

诺贝尔奖提名保密五十年，一项发现从发表到被认可，往往要等二三十年，等它被反复验证、写进教科书、救下无数条命。

换句话说，今天揭晓的奖项，奖励的绝大多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果。

而中国科研投入真正起飞，是最近二十年的事。

到了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39262亿元，投入强度2.8%，首次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也创下7.08%的历史新高。

薛其坤那一代科学家，站在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人才池里，起点和屠呦呦那一代人完全不同。

但投入不等于兑现。

诺奖的偏好与中国科研的优势领域至今存在错位：医学奖常年是诺奖“出镜率”最高的奖项之一，而中国最拿得出手的成果多在物理、化学、材料和工程，生物医药的原始创新恰恰是短板。

再加上评审圈子的话语权、语言和学术网络的壁垒，华人学者的成果即便够格，要走进提名名单，也往往要熬更久。

值得注意的是，这九位华人科学家中，薛其坤是在中国本土实验室做出成果的，卢煜明以香港为研究基地，而陈志坚、叶军、刘如谦、庄小威、邓青云等人长期在海外科研机构工作。

这既反映了全球华人科学家的整体实力，也提醒我们：本土科研体系的整体输出能力，仍在爬坡阶段。

谁将问鼎？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诺奖风向标”的加持下，无疑是今年最受瞩目的华人候选人。

叶军手握沃尔夫物理学奖，在超冷原子领域的积累也已到了临界点。

当然，诺奖从来不是按榜单颁发的。

就算今年依旧没有华人学者获奖，也不必失望。

诺奖奖励的是二三十年前的发现，今天投进基础研究的每一分钱，都是在为未来的某个十月铺路。

九人冲击，谁将问鼎？

科学家重现神秘量子效应，让粒子完全静止

这一令人惊讶的量子物理现象，如今已被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重新验证。

他们利用一台混合量子计算机，演示了一种看不见的磁性影响如何能让模拟粒子的运动完全停止。

这项实验重现了一种被称为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的现象：当一个带电粒子环绕某一包含磁通量的区域运动时，即便其运动路径从未穿过磁场本身，其量子态也会发生可测量的变化。

牛津团队通过一套结合了量子比特（量子信息的基本单元）与量子振荡器（代表振动运动）的量子系统实现了这一实验。

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物理学》期刊上，展示了这种组合如何帮助科学家研究物质与场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而这类问题用传统计算机模拟起来正变得愈发困难。

1959年预言的奇特量子效应 在日常物理学中，带电粒子会对其所遇到的电场和磁场作出反应。

然而，量子力学揭示了粒子的某些行为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找不到对应的解释。

1959年，物理学家雅基尔·阿哈罗诺夫和戴维·玻姆预言，即便一个带电粒子的运动路径完全处在磁场区域之外，它仍然会受到磁通量的影响。

粒子不会沿路径经历传统意义上的磁力作用，而是其量子相位会发生变化。

量子相位描述的是粒子波动行为的一个方面，它影响着不同可能路径之间如何相互干涉。

虽然相位本身无法直接观测，但相位的差异能够产生可测量的效果。

这一预言后来被称为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并最终在涉及真实电子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它至今仍是证明量子世界遵循超越经典物理学常规法则的最清晰例证之一。

如今，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这一现象在更复杂的理论系统——晶格规范理论中的表现。

这类理论描述了物质如何与基本力相关的场发生相互作用。

它们将空间表示为一个网格，物质位于各个独立的点上，而场则与各点之间的连接相关联。

这类模型在粒子物理学和高能物理学中尤为重要，科学家借此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

挑战在于，随着这些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数学计算难度也会急剧上升。

即便是强大的传统计算机，也难以计算所有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是如何演化的。

量子计算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科学家无需试图用经典计算方法来计算量子系统的方方面面，而是可以构建另一个遵循相同底层规则的量子系统，然后直接观察其行为——这种方法被称为量子模拟。

科学家如何搭建这项量子实验 这个牛津项目始于2022年，由主要作者塞巴斯蒂安·萨纳博士、奥安娜·巴扎万博士及其同事发起，他们着手开发一种利用混合量子系统模拟晶格规范理论的方法。

他们还与马德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亚历杭德罗·贝尔穆德斯博士展开了合作。

他们的实验设计依靠两种执行不同功能的量子组件。

第一种组件由编码在被困离子（通过电磁场固定位置的带电原子）内部状态中的量子比特构成。

这些量子比特代表了理论模型中的规范场。

第二种组件则利用这些被困离子自身振动所产生的量子振荡器。

这些振荡器代表的是物质。

通过将两者结合，研究人员构建出了一个简单的环路，作为晶格规范理论的基本构建单元。

两个振荡器代表位于两个不同位置的物质，而两个量子比特则代表连接这两个位置的场。

尽管这套装置规模很小，但已足以重现物质与磁通量之间的重要相互作用。

量子纠缠带来意外解决方案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两个量子比特置于一种纠缠的量子态中。

量子纠缠是一种量子系统以无法用经典物理学完全解释的方式相互关联的现象。

在该团队模拟的晶格规范理论中，这种纠缠态代表了穿过环路中心的磁通量。

最初，研究人员曾计划将磁通量作为一种固定的背景条件引入系统。

然而，创造出所需的相互作用需要他们的量子硬件所不具备的能力。

将磁通量直接编码进量子比特中，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更重要的是，这使得磁通量能够成为这个演化中的量子系统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保持不变的外部影响因素。

“对我们而言，令人兴奋的一步是将磁通量编码进一个本身具有动态性的规范场中，”萨纳博士说道，“物质不再是在一个固定的背景中演化，而是物质与规范场成为了同一量子动力学过程的组成部分。

” 最初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最终却让研究人员得以探索这一现象更有趣的版本——即物质与场能够共同参与量子动力学过程。

让粒子运动停止的量子效应 搭建好模拟环路后，科学家们研究了物质粒子如何通过一种被称为量子隧穿的过程在各位置之间移动。

量子隧穿使粒子能够以在普通经典规则下不可能实现的方式，在不同状态之间转移。

当研究人员在没有磁通量的情况下运行模拟时，粒子可以在环路中自由隧穿。

而引入模拟的磁通量后，结果截然不同。

粒子沿环路存在两条可能的路径，但磁通量改变了这两条路径的相对量子相位。

结果，这两条路径发生了相消干涉，意味着它们的量子贡献相互抵消了。

这种干涉完全抑制了隧穿效应，使模拟粒子被“冻结”在了原始状态中。

这一结果证明了在含有动态场的晶格规范理论中存在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

这项实验不只是简单重现了粒子围绕固定磁性影响运动的常见行为，还展示了当物质与场都由相互作用的量子组件来表示时，这种现象是如何涌现出来的。

探索基础物理学的全新工具 牛津的这项研究成果与马里兰大学诺伯特·林克教授团队的一项相关研究同期发表。

马里兰团队同样使用了混合量子系统，但他们的实验侧重于模拟汤川势——一种描述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相关相互作用的数学模型。

尽管这两个研究团队各自独立开发出了自己的方法，但他们后来协调一致，将各自的研究共同提交给了《自然·物理学》期刊。

这两项实验共同表明，混合量子计算机有望成为研究那些难以用经典模拟方法重现的基本相互作用的重要工具。

通过组合不同类型的量子组件，研究人员可以构建出能够更贴近地反映所研究物理过程的系统，让物质与场以更接近真实情况的方式呈现出来。

牛津的这项实验正是这种潜力的一个例证。

一个在1959年首次被预言、后来通过电子实验得以观测的现象，如今已在一台量子模拟器中被重新实现——在这台模拟器中，场本身也参与到了动力学过程之中，这为科学家探索支配量子世界的奇特法则提供了又一种全新途径。

Q&A Q1：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是什么？ A：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是指一个带电粒子在环绕某一包含磁通量的区域运动时，即便其路径从未穿过磁场本身，其量子态也会发生可测量变化的现象。

这一效应由物理学家雅基尔·阿哈罗诺夫和戴维·玻姆于1959年预言，并已在真实电子实验中得到验证。

Q2：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是如何重现这一效应的？ A：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台混合量子计算机，结合了代表规范场的量子比特和代表物质的量子振荡器，构建出一个简单的环路模型。

通过将量子比特置于纠缠态来代表磁通量，他们成功观察到磁通量导致粒子两条可能路径发生相消干涉，从而完全抑制了量子隧穿现象。

Q3：这项研究对未来的科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A：这项研究表明，混合量子计算机可以成为研究物质与场之间基本相互作用的有力工具，尤其适用于晶格规范理论等用传统计算机难以模拟的复杂系统，为粒子物理学和高能物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途径。

物理学最深的裂缝：引力为什么无法量子化

一把叫广义相对论。

1915年，爱因斯坦用它告诉人类：引力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本身的弯曲。

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因为太阳“拉”着地球，而是因为太阳的质量把周围的时空压出了一个凹陷，地球不过是在这个凹陷里沿着最省力的路径滑行。

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

这幅图景壮丽、精确，从水星近日点的微小进动到2015年LIGO探测到的引力波涟漪，无一不被它完美地驯服。

另一把叫量子力学。

它统治着微观世界，电子、光子、夸克。

在这个尺度上，确定性崩塌了，概率登上了王座。

你无法预言一个电子下一刻在哪里，只能说出它出现在某处的概率。

电磁力、弱力、强力，三种基本力都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被成功量子化，统一为标准模型的一部分。

这个模型对实验的预言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十位。

问题出在引力和量子力学的相遇。

这不是两个脾气不合的邻居偶尔吵架。

这是两种关于“实在是什么”的根本信念之间的正面撞击。

广义相对论说，时空是动态的、可弯曲的、由物质塑造的。

量子力学说，一切可测量的东西都在涨落，都服从不确定性原理。

当物理学家试图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得到的不是方程，是无穷大。

二、无穷大的噩梦：为什么引力和别的力不一样 量子化一个力，本质上就是把场变成粒子。

电磁场量子化之后，光子诞生了。

强场量子化之后，胶子诞生了。

每一种力的量子都是一份一份的，像零钱一样可以数。

那么引力呢？引力子，一个自旋为2的无质量粒子，理论上应该承担传递引力的角色。

麻烦就在这里开始了。

在量子场论中，计算粒子相互作用时，你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中间过程。

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相遇，它们可能直接湮灭，也可能先交换一个光子，再交换两个光子，再交换三个……每一个更复杂的中间过程都对应一个费曼图，每一个费曼图都贡献一个积分。

对于电磁力来说，这些积分里出现的无穷大，可以通过一种叫重整化的技术被吸收掉。

你可以理解为，把无穷大偷偷藏进几个物理常数的定义里，让它们从理论中消失，留下有限的、可计算的答案。

这个把戏，在电磁力和强核力上做得极为漂亮，以至于物理学家一度以为这是宇宙的通行法则。

但引力拒绝被这样处理。

当你在引力的费曼图里一圈一圈地往上加，发散越来越凶，越来越多的隐藏参数需要被吸收，而你必须做无穷多次这样的操作，每一步引入新的未知常数，永无止境。

这叫不可重整化。

不是计算太难，不是技术不够，而是数学框架本身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

电磁力像一个听话的孩子，犯了错可以改正。

引力像一个不断制造新错误的孩子，每改正一次，就带出十个新的错误。

费曼在1962年波兰华沙的引力会议上痛苦地承认了这一点。

他写信给妻子说：“我从这个会议里什么也没学到。

什么都没有。

因为没有实验，这个领域不是活跃的，所以最优秀的人都不在做。

结果这里充斥着一群笨蛋，这对我的血压不好。

提醒我再也别来引力会议了！” 三、最根本的冲突：时空是舞台，还是演员？ 要理解引力量子化为什么如此困难，你需要理解一个比无穷大更深的矛盾。

量子力学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几乎从来不被明说：存在一个经典的、固定的时空背景。

量子粒子在这个背景上运动、涨落、纠缠。

这个背景本身不参与量子游戏。

它是舞台，不是演员。

而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洞见恰恰相反：时空本身就是引力场。

它不是舞台，它就是演员。

物质弯曲时空，时空引导物质，两者互相塑造，没有谁在外面。

当物理学家试图量子化引力时，他们不得不量子化时空本身。

但一旦时空被量子化，它就会像所有量子系统一样变得不确定、涨落、叠加。

那么，你用什么来定义量子涨落？你需要一个背景时空。

而这个背景时空又必须是量子的……你掉进了一个概念的莫比乌斯环。

惠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提出，在普朗克尺度（约10的负35次方米）上，时空不再是光滑的，而是沸腾的、泡沫状的，量子涨落让时空的拓扑结构不断生灭，像沸水表面不断冒起和破裂的气泡。

这是一个美丽而令人不安的图像。

美丽在于它给出了一个自洽的直觉图景；不安在于，在这个泡沫里，时间这个概念本身失去了意义。

惠勒和德维特后来写出了那个著名的惠勒-德维特方程，试图描述量子时空的演化。

但方程里没有时间。

它描述的是一个时间之外的宇宙波函数。

这个方程的推导过程本身就暴露了深层危机：在一个量子化的时空里，演化是什么意思？如果时间是时空几何的一部分，而时空几何在涨落，那时间就在涨落。

时间在涨落，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参照系来定义变化。

物理学家把这称为时间问题，量子引力理论最令人不安的哲学伤口。

你试图用量子力学描述时空，结果发现量子力学赖以运作的时间本身变得不可定义了。

量子力学在等一个舞台，但引力说，舞台也是演员。

两个演员互相等待对方先出场，于是大幕永远拉不开。

四、岔路口的两个巨人 面对这堵墙，理论物理学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决定绕过墙。

弦论说：问题出在你把粒子当成点。

如果最基本的实体不是点，而是一维的弦，那么引力的发散就会被弦的延展性抹平。

弦的振动模式中自然包含了一个自旋2的无质量态，引力子，而且弦论天然地只有一个有限的量子引力理论。

代价是什么？你需要额外的维度，不是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而是十维或十一维。

那些额外的维度卷曲在普朗克尺度上，我们看不见。

弦论在数学上极其优美，但它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它似乎能容纳10的500次方个不同的真空态，每一个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宇宙。

你如何从这景观里挑出我们所在的这个？弦论没有给出答案。

物理学家伦纳德·萨斯坎德曾坦承，这让他怀疑弦论到底算不算一个理论。

另一个阵营决定正面凿墙。

圈量子引力说：既然问题是时空的连续性，那就放弃连续性。

在普朗克尺度上，空间不是光滑的，而是由离散的量子单元编织成的网络，自旋网络。

面积和体积不再是连续的，而是像乐高积木一样，只能取离散的值。

你搭不出半块砖，宇宙也拼不出半个普朗克面积。

圈量子引力在数学上严格得惊人，它把广义相对论的几何变量直接量子化，不引入额外的维度或未知粒子。

但它的困难在于：如何从这个离散的自旋网络里，恢复出我们熟悉的、光滑的、连续的时空？如何让引力子从这个网络结构中涌现出来？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两条路，一条通向无限的景观，一条通向离散的深渊。

它们都在数学上自洽，都没有被实验验证。

五、有人开始怀疑：也许引力根本不该被量子化 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远征中，出现了一个反叛者。

Jonathan Oppenheim，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家，曾经是一名弦论学家。

在深入研究了黑洞信息悖论之后，他逐渐产生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念头：也许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错误的问题。

“那种观点根深蒂固，”他说，“但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

” Oppenheim提出了一种“后量子”的可能性：引力保持为经典的，但它与量子物质之间的耦合是随机的、概率性的。

量子物质在经典时空上演化，而经典时空因为量子物质的不确定性而抖动。

这不是把引力塞进量子力学的框架，而是让两者以某种混合的方式共存。

他甚至和圈量子引力的代表人物卡洛·罗韦利、弦论的代表人物杰夫·彭宁顿打了一个赌：5000比1，赌引力不是量子的。

罗韦利和彭宁顿愿意接受这个赌注，说明主流物理学界对引力必须量子化这件事的信念有多强。

但Oppenheim的赔率如此之高，也说明他的观点在主流中几乎不被认真对待。

一个5000:1的赌局，赌的不是科学判断，而是信念。

这里有一个令外行惊讶的事实：至今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证明引力必须是量子的。

我们所有的直觉，引力当然应该被量子化，来自一个类比：电磁力被量子化了，强力被量子化了，弱力被量子化了，所以引力也应该被量子化。

但类比不是证明。

电磁力之所以能量子化，是因为它有量子化的自洽基础。

引力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六、裂缝的最深处 费曼在1962年那次演讲中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引力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有某种非理性，所以很难解释你为什么要去做。

” 这句话的沉重之处在于：费曼不是在抱怨计算难，他是在承认，你无法用现有的任何理论框架来自然地推出量子引力。

你得靠直觉、靠猜测、靠某种近乎艺术的东西去摸索。

而黑洞给这个困境增添了一层更深的黑色幽默。

彭罗斯和霍金证明，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坍缩必然产生奇点，曲率发散、测地线终结、物理定律失效的地方。

奇点是广义相对论自己告诉你的： “我在这里不管用了。

” 而量子力学在奇点面前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奇点处的能量密度趋于无穷，量子场论的发散同样爆炸。

两大理论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同时崩溃，指向同一个方向：你需要一个量子引力理论。

但所有试图构建它的努力，都在某一步上撞回原点。

这就是那道裂缝。

它不是一条物理上的裂缝，不是两个理论在某个边界处的小矛盾。

它是两套关于实在的基本框架之间，概念地基的错位。

广义相对论说时空是动态的，量子力学说一切动态的东西都是量子的。

把这个三段论合起来，你得到：时空是量子的。

但量子时空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

你试图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描述时空，却发现量子力学的语法里没有时空这个词。

你试图用广义相对论的语言构建量子引力，却发现它的词汇表里没有概率。

七、裂缝对面是什么？ 2025年以来，实验物理学家开始尝试用引力诱导纠缠实验来检验引力是否需要量子化。

核心思路是：如果两个量子系统通过引力相互作用，而引力是经典的，那么它们之间不会产生量子纠缠；如果引力是量子的，纠缠会出现。

这个实验在原理上清晰，在技术上极其困难，你需要把两个宏观物体同时置于空间叠加态，并让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强到足以产生可探测的纠缠。

乐观的估计是，还需要十年到几十年。

如果实验证明引力不是量子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对量子力学适用范围的理解需要彻底重写。

量子力学可能不是万物理论，而只是物质理论，它描述物质，但不描述时空。

这个可能性让一些人兴奋，让另一些人恐惧。

如果量子力学有边界，那这个边界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边界？边界之外是什么？ 如果实验证明引力是量子的，那么问题回到了起点：弦论还是圈量子引力？还是某种我们尚未想到的东西？而那个最深的悖论，量子理论需要经典时空背景，但量子引力意味着时空本身是量子的，仍然需要被解决。

费曼在1962年写完那封暴躁的信之后，并没有停止思考引力。

他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讲授引力课程，那些讲义后来被整理成《费曼引力讲座》。

在讲座的开头，他留下了一句比任何方程都更能描述这个领域的话： “自然可能在这里试图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量子化引力。

”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自然到底想说什么。

那道裂缝还在。

它等待着某一天，一个物理学家带着足够疯狂的想象力和足够严格的数学，走到裂缝的边缘，朝对面看一眼。

也许对面是一片新大陆，也许对面什么都没有。

但在那之前，裂缝本身，那个关于时空是什么的最深追问，仍然是物理学最诚实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