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总想离开地球？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今年早些时候，NASA“阿耳忒弥斯 II”（Artemis II）的四名宇航员绕月飞行时，刷新了人类距离地球最远的纪录，比 1972 年阿波罗 13 号创下的纪录还多出了约 4000 英里。

按照规划，“阿耳忒弥斯”计划将在 2030 年代由美国联合国际与商业伙伴，在月球南极建立长期有人驻留基地。

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计划在相近时间、同一区域建设自己的载人月球基地。

另一边，蓝色起源（Blue Origin）和 SpaceX 等商业公司已经开始争夺逐渐成形的太空旅游市场，希望先把普通人送上私人航天任务，长期目标则直指月球，甚至火星。

但伴随着新一轮太空探索浪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消失：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把人送上太空？

载人航天既危险又昂贵。

如果只是为了科学探索，甚至开采资源，机器人或许可以做得更便宜、更安全。

既然如此，人为什么非得亲自去？从载人航天诞生之初，人们就给出过无数答案：国家实力与地缘政治、拓展疆域的冲动、精神体验、科学好奇心，以及商业利益。

但“阿耳忒弥斯”计划之后，人们提出了另一个更简单、也更底层的解释：人类就是闲不住，天生就想往外走。

地缘政治、科学探索还是商业开发，这些宏大理由背后，或许都指向一种更古老的本能：不断扩张、探索陌生环境，并设法适应它。

太空人类学家迪安娜·韦贝尔（Deana L. Weibel）就在新书《The Ultraview Effect》中，把人类探索太空视为一种古老“朝圣冲动”的延续。

数千年来，人们会为了抵达某个神圣之地，穿越险境，只为获得一次改变世界观的体验。

今天，太空或许成了新的朝圣地。

韦贝尔说，“我们去太空，是因为我们想探索。

我们想知道，走在另一个世界上究竟是什么感觉。

”心脏病专家艾曼·贾汉吉尔（Eiman Jahangir）搭乘蓝色起源进入太空，并在《A Heart for Space》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NASA 前宇航员焦立中（Leroy Chiao）则在回忆录《Dinner with an Astronaut》中总结，人类似乎就是有一种冲动：想知道“另一边到底有什么”。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浪漫：去陌生的地方，开辟新的边界，再把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类生活的样子。

但问题在于，当人类真正大规模进入太空，我们也一定会把地球上的问题带过去。

月球和火星将不再只是承载科幻想象的遥远世界，而会变成宇航员的工作场所、商业公司的生意场、军事竞争的新空间、游客的目的地，甚至是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

到那时，规则由谁制定？目前，依然只是少数国家、机构和企业。

因此，如果把“离开地球”简单理解成少数国家或者超级富豪满足探索欲和征服欲的游戏，已经不够了。

随着载人航天逐渐走向现实，它最终会涉及所有人。

每一个在意人类太空未来的人，都需要思考：我们希望未来是什么样子？

在阿波罗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冷战。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关系高度紧张，载人航天是展示国家技术实力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同时，登月也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投身科学和工程，焦立中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1969 年，8 岁的他在堪萨斯州威奇托观看了阿波罗 11 号登月直播，从此被深深吸引。

几十年后，他三次执行航天飞机任务，还担任过国际空间站指挥官。

但早期太空竞赛光鲜的一面背后，藏着军事威慑。

毕竟，把宇航员送入太空的火箭，本质上和洲际导弹共享大量底层技术。

一个国家既然能够把人送上轨道，自然也有能力把核弹头送出去。

如今，NASA 正在公开强调，美国已经进入另一场太空竞赛，不过这次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中国。

上一轮竞争更多是象征性的：谁先登月，谁就证明自己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

这一轮却可能更加实际。

焦立中认为，新的“头等奖”可能不是一面旗帜，而是资源。

比如水。

月球南极可能存在大量冰。

如果未来能够利用这些冰生产饮用水、氧气甚至火箭燃料，那么对最适合开发这些资源的区域拥有实际控制力，就可能产生巨大价值。

现行太空法禁止任何国家直接宣布月球某块土地归自己所有，但这些制定于几十年前的规则，很快就要接受现实考验。

美国和中国都计划在月球南极建设能够长期支持人员驻留的基地。

这类基地很可能需要核反应堆供能，而为了安全，反应堆周边势必要划出隔离区。

结果可能出现一种微妙局面：一个国家并不能在法律上“拥有”月球土地。

但却因为最早在那里建起设施，事实上获得了对周边关键区域的优先使用权。

换句话说，在月球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先到先得”可能成为一种现实优势。

当然，这一切目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法律、政治、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怀疑者都认为，所谓繁荣的“太空资源经济”未必会很快出现。

但无论如何，一个围绕载人航天展开的经济体系，已经开始显现轮廓。

而且，想从中分一杯羹的并不只有政府。

马斯克最终希望 SpaceX 把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送入轨道，并在火星建立永久定居点。

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尚未可知，但 SpaceX 的确在持续向商业载人航天推进。

贝索斯创办的蓝色起源则已经把超过 80 名普通人送上亚轨道太空，其中包括《星际迷航》演员威廉·夏特纳（William Shatner）、歌手凯蒂·佩里（Katy Perry），以及心脏病专家贾汉吉尔。

贾汉吉尔出生于伊朗、在美国田纳西州长大。

他多年来一直努力成为 NASA 宇航员，却始终没有入选。

最终，他通过抽奖赢得了蓝色起源“新谢泼德 26 号”（New Shepard-26）任务的一个席位。

2024 年 8 月，他终于飞到距地面约 65 英里的高空，整趟旅程只有 10 分钟。

对他而言，这 10 分钟几乎是一场持续了半生的朝圣。

他在书中写道，为了这短短 10 分钟，自己做了 40 年的梦，奋斗了 20 年。

它并不是他儿时设想的那条路（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成为 NASA 宇航员。

不过，他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抵达了太空。

）

从个人体验来看，这类旅行当然可能意义非凡。

但从商业角度，太空旅游最终是一门生意。

而公众显然还没有完全接受“载人航天商品化”这件事。

2025 年 4 月，蓝色起源曾执行一次全女性乘员任务，乘客包括凯蒂·佩里、电视记者盖尔·金（Gayle King），以及贝索斯的妻子劳伦·桑切斯·贝索斯（Lauren Sánchez Bezos）等人。

这次任务原本试图被包装成一个女性主义里程碑，却在网络上遭到大量嘲讽和批评。

它暴露出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去太空？他们为什么能去？以及一次昂贵的太空旅行，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商业载人飞行越来越普遍，这些争论恐怕只会越来越激烈。

现在，一批太空企业家正在测试下一代火箭，设计月球基地，抢占未来载人航天的入口。

但人类想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地球之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实力、技术炫耀或者商业利益。

这种冲动比现代国家甚至现代文明都古老得多。

它原始、本能，而且很可能无法阻挡。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如果运用得当，它甚至可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上的生活。

韦贝尔长期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朝圣”。

几十年来，她一直记录前往法国西南部罗卡马杜尔（Rocamadour）村朝拜“黑色圣母像”的朝圣者。

雕像位于一座依悬崖而建的教堂中，人在那里既会感到眩晕，又会产生强烈的宗教敬畏。

韦贝尔认为，宇航员在太空中的某些体验，本质上与此非常相似。

她把这种体验称为“超远观效应”（ultraview effect）；这个概念源自著名的“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

“总观效应”由太空哲学家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提出，指的是宇航员从轨道俯瞰地球时产生的心理冲击：当整个地球第一次以一个小小的、脆弱的整体出现在眼前时，人们往往会重新理解国界、生命和人类文明。

而“超远观效应”把视线转向相反方向。

不再看地球，而是看向宇宙。

在那里，人面对的不是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而是几乎无法理解的无边黑暗。

宇航员描述这种感受时，往往会同时使用“敬畏”和“恐惧”。

你会被它震撼，却也会感到疏离、渺小，甚至无法理解眼前究竟是什么。

18 世纪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把类似的体验称为“令人愉悦的恐怖”。

韦贝尔写道，正是在这些奇异和震撼的瞬间，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宇宙里存在着大量人类根本没有能力理解的谜团。

今年 4 月的一场 NASA 发布会上，“阿耳忒弥斯 II”指挥官里德·怀斯曼（Reid Wiseman）回忆起自己在月球附近看到月球遮住太阳的一幕。

当时他对队友说，他甚至不确定，人类是否已经进化到了能够理解眼前这一切的程度。

《The Ultraview Effect》最初的灵感，也来自月球背面。

韦贝尔在书中采访了一名匿名的阿波罗指令舱驾驶员，并把他称为“扎克”（Zack）。

当飞船进入月球背面后，他没有继续看月球，而是关闭舱内所有灯光，让眼睛完全适应黑暗，然后望向深空。

眼前只有令人眩晕的、似乎永无尽头的宇宙。

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无限”的理解。

在他看来，“无限”根本不是一个人类真正能够想象的概念。

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看待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也会跟着改变。

这种体验并不只属于执行任务的专业宇航员，哪怕只是参加商飞行的游客，也曾描述过类似的感受。

2021 年，威廉·夏特纳搭乘蓝色起源飞船进入太空。

返回地球后，他明显受到了冲击。

他把地球的大气层形容成“一床蓝色的被子”，把地球称为“母亲”和“生命”。

但当他把目光从地球移开，看到的却只有一片黑暗。

那是一种令他不安的“黑色丑陋”。

他甚至问自己：“那就是死亡吗？，死亡就是这个样子吗？”

贾汉吉尔也有类似体验。

他在《A Heart for Space》中写道，地球比他想象中任何东西都更明亮。

可只要视线稍微向上移动，就会看到一片无边无际的漆黑。

那是他见过“最黑的黑色”，像凝视一瓶墨水。

他只能呆呆地看着，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

也正是在那一刻，他突然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大气层之下的地球就是家。

一个必须不惜代价保护的家。

这些经历已经超出了所有关于载人航天“值不值”的现实争论。

国家之间争第一也好，商业公司追逐巨额利润也好，太空技术是否能够催生新的科学突破也好，把这些层层剥开，最后剩下的或许还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故事：英雄离开故乡，走向未知，再带着新的认知回来。

在人类历史和神话中，总有人忍不住想追逐地平线。

有些朝圣者再也没有回来。

但那些回来的人，往往会带回某种新的经验、新的世界观，甚至是让旧世界变得更好的启示。

对于马斯克而言，这场“英雄之旅”的终点，是把人类文明扩展到火星乃至更远的地方，让人类真正成为跨行星物种。

几个世纪以来，不少太空梦想家都把走出地球视为人类文明“成年”的最后一步。

俄罗斯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那句著名的话，就概括了这种思想：“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

把人类散布到星际之间，从而避免文明因一次灾难彻底灭绝，这个愿景极具吸引力。

它既是科幻小说最常见的母题之一，也被越来越多人当作人类未来的一份路线图。

但焦立中对此要冷静得多。

在他看来，靠太空“拯救人类”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他说，开发小行星防御技术当然重要，让人类有能力在火星这样的星球长期生存也很重要。

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人类终究会消失。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他反而从这个事实中感到某种安慰，“我们并不是在参加一场拯救自己的竞赛。

”也许宇宙本来就有自己的秩序，每一种智慧生命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周期。

灭绝，也未必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或许人类制造的机器人飞船反而会比我们活得更久。

事实上，它们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胆的先遣队。

机器人可以贴近太阳飞行，可以探索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的行星，甚至已经飞入星际空间。

但机器人再强大，也无法完全取代“人亲自去了那里”带来的冲击。

焦立中说，当真正有一个人出现在太空中时，人们更容易把自己代入其中。

机器人探测器传回的数据和照片当然同样令人惊叹，但在人类探索和机器人探索之间，他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韦贝尔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阿波罗时代，其实早就有机器人探测器从月球轨道拍摄过地球。

但真正改变公众认知的，却是阿波罗 8 号宇航员威廉·安德斯（Bill Anders）亲手拍下的那张著名照片——《地出》（Earthrise）。

照片中，蓝色地球从荒凉的月球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耳忒弥斯 II”任务中。

宇航员从飞船上拍摄的照片迅速传播，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娜·科赫（Christina Koch）透过舷窗凝望遥远地球的一幕。

人类有很多理由留在地面。

航天风险极高，长期宇宙辐射会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成本也高得惊人。

但我们大概还是不会永远留在地球上。

哪怕人类最终走不了多远，我们也很可能会不断尝试。

原因和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穿越沙漠、海洋和山脉，并没有太大区别。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8/18/1141614/book-review-astronaut-role-in-flux/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

随着天气转凉，双鸭山市境内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重要的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的关键补给站。

万千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蓄势奔赴南方越冬地。

大批候鸟结队从湿地上空飞过 近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白枕鹤已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间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翩跹。

数万只雁鸭类成群集结，湖面上鸟影密布，它们时而低头采食水生生物，时而凌空盘旋，万鸟齐飞的壮美生态画卷频频上演。

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系纵横、饵料丰足，为长途迁徙的候鸟提供了充足食物与安全的栖息空间。

近年来，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一系列保护工程，不断优化候鸟停歇栖息环境，湿地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充分彰显了这片内陆湿地在国际候鸟迁飞网络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候鸟在湿地休憩觅食 自迁徙季开始，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机制，加大重点区域值守力度，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伤病鸟类救护和生态科普宣传，严厉查处惊扰候鸟栖息的各类行为，用心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候鸟迁徙通道通畅无阻。

（通讯员：田铭；记者：潘宏宇；摄影：潘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