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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据初步调查，成都的袍哥“公口”(又称山头、堂口)数量就达到了1000多个，重庆也拥有300多个。

四川各乡镇袍哥组织发展很快，甚至形成了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公口的局面。

如雅安县(后雅安撤县设市)的袍哥总人数达到了10084人;巴中平昌县境内袍哥组织盛行，仅响滩、福申、白衣等地入会的就有近2000人等。

再如，出生于绵阳安县的作家沙汀创作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便是以安县秀水一带的袍哥茶馆为原型而写的，成为反映四川茶馆文化的代表作品。

据考证，安县最早的袍哥会堂口为花荄乡的西昌公社，成立于1862年，最晚的是兴仁乡的成城公社，成立于1947年，全县20个乡镇先后建立18个堂口，加入袍哥的人数最多时达3万余人，建国前夕，还有袍哥1.8万余人。

到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袍哥人数越来越多，袍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在袍哥组织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有高低级别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

其中，参加仁字堂的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充盈着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农民、小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大都来自“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袍哥的参政 民国初期，四川的党、政、军、农、工、商各界都有人参加了袍哥组织，甚至有人曾公开表示“没有参加袍哥组织者就很难在四川社会上立足”。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袍哥帮会势力开始广泛渗入到社团和政党阵营。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地方上的炮哥组织首领有了扩张势力的野心，同时也有了一定的实力。

然而面对国民党的禁令，袍哥组织的领导人物迫切希望通过政治上的“合法”化来对袍哥组织旧有形式进行改造，于是，参政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袍哥头目大多都开始着手准备，首先对袍哥会成员进行联合和集中，一些分散性的袍哥会抱团组成了更大范围的地区性的组织。

壮大后的袍哥团体打着“民主”招牌成功入围地方性政权和参议会，妄图参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由此，袍哥组织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途径跻身政坛，也就从秘密转为了公开，从非法转为了合法。

他们不仅穿上了民意代表的外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蒋介石曾经为了控制住四川地区，采用了联合军阀与袍哥组织的办法，让其联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务，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后遗症，袍哥力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

胜利后，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形势，各地帮会组织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欲给本组织的发展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而四川地区的最大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在此次风潮中建立了两大政党。

两政党之一的“中华社会建设党”是四川袍哥首领冷开泰、邓叔才所组织建立的，总部设在成都，政党之下还设有“汉华社” “生活互助社”等被称之为外围组织的社团。

这个“中华社会建设党”号称以“阐扬民生主义”为党的宗旨，实际上与原来袍哥组织一样，“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民主选举活动，由此引发的竞选闹剧一发不可收拾，更加刺激了袍哥参政的热情。

1945年秋，国民政府宣布取消“警保合一”制度，并正式实行民主选举制度。

选举程序大概是：由民众普选区代表，再由区代表选举产生区长;由民众普选出参议员，再由参议员选举产生议长和制宪“国大代表”;由民众普选出行宪“国大代表”，然后立法委员和参议会选举监察委员。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装点门面，稳定政治局势，在各县炮制 “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在这种背景下，四川袍哥会竟然在四川地区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垄断了选举。

袍哥总社舵把子(头目)胡开云是新津县参议会议长，在四川“防区制时代”当过成都警备司令，任过29军的旅长。

另一人蓝尧衢，新津人、省参议员，曾投靠过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以政客兼企业家身份活跃于成都，他是由国民党提名参加竞选的。

此次竞选名义上是普选，实际上都是由四川袍哥组织一手控制的，蓝尧衢凭借自己的财力在投票前夕进行拉票，最终当选。

还有一次在成都“国大代表”的选举大会上，曾因为袍哥强行介入选举，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差一点交不了差。

这一次，国民政府内部已暗中钦点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当时指挥着几十万兵马的郑州绥靖主任孙震为“国大代表”。

岂料这时出身袍哥组织、人称“西霸天”的徐子昌硬要和孙震争夺“国大代表”这个名额。

徐子昌甚至无视成都市政当局多方的调解和疏通，仗恃拥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

不仅如此，他的党羽还为他的竞选筹集资金，扩大声势，誓要让徐子昌当选。

最后虽然孙震做出了让步，但是却无疑让国民党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受到更多诟病。

至于重庆地区，“国大代表”在基层选举阶段也由袍哥所垄断，参选者90%以上都是袍哥，大都是来自乡镇保长和有袍哥背景的工商界活跃分子。

目睹“国大代表”选举的种种黑幕，原本没有袍哥会背景的人也寻求袍哥组织的支持，以提高当选的可能性。

有些人甚至在临选之前加入袍哥会。

通过这次竞选活动，可以清晰的认识到，袍哥势力不仅进入了军队还通过各种途径参政。

他们已经认识到从政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袍哥的非正常手段能够得到施展，其实正是利用了国民党的默许，利用了国民党妄图拉拢袍哥势力扩充自己实力的欲望。

可是，袍哥组织显然并不那么容易被控制或利用。

与正规军队和组织相比，袍哥会的纪律性较差，内部管理也更为混乱，对政治秩序的干扰远大于贡献。

袍哥头目声名狼藉 以当时的四川省什邡县(后撤县设市)为例，当地的袍哥头目有宣意儒、马伯华、丁聘如和徐乐斋四人，他们并称为当地的“四霸”。

这帮“袍哥舵爷”大都身兼本地要职，做了的“地头蛇”。

在他们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称“豆芽子”的手下作帮凶横行乡里。

“四霸”主要通过公口与亲属联姻的方式逐步建立并扩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实力，成为地方帮派组织。

当年，什邡的县长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备受袍哥的刁难;还有一任县长曾专程到去“袍哥舵爷”的家中拜访，拉拢关系;国民政府任命的最后一任什邡县县长刚到任就“拜袍哥码头”，寻求他们的支持。

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四川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外来上任的行政官员或者是客商，如果没有向袍哥“拜码头”，那么他们都可能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甚至有人为此丢掉性命。

什邡县的一个恶霸施泽，为打倒旧派袍哥势力，以“清乡副总指挥”的名义挫败“永兴帮”，并制造了1947年枪杀马帮贵和枪杀什邡县特委会情报组长两大案件。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最后竟也拿他无可奈何。

此外，袍哥会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让人不容小觑，用一次“大出丧”事件就可以来印证袍哥曾经的排场有多惊人。

1946年夏，成都袍哥协胜公口舵把子珊病故，现场设有灵堂，举办的流水宴席时间长达七天七夜，据称招待了上万人次。

来自军政各界的人士近三百人参加了送葬仪式。

祭幛、挽联、花圈、锣鼓，长达几十条街，身着的孝帕孝服，形成了白色的人流。

成都春熙路、东大街、总府街等闹市，竟出现万人送葬的场面，在送葬队伍中还有狮子龙灯，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

据统计，丧葬费耗资40万大银元，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而这笔巨额消耗，都由成都市和周边县城的袍哥筹集。

国民党对袍哥的态度 面对如此张狂的袍哥势力，国民政府不仅姑息其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袍哥组织打开了从政的大门。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区，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之手，要对这种“亦袍亦军”的人进行管理，其难度是的，国民党愈来愈发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后来袍哥的肆意妄为，已经祸及国民政府的统治。

1947年11月，面对地下帮会持续的肆意妄为，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1948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发出训令称“各地帮会组织因其份子复杂，行为诸多不轨，各级地府自不得准其备案。

” 在四川，重庆市市长收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的来信。

来信直言“川中社会下层多为哥老所把持，，乱者四应，前途未可乐观，应设法制止，以遏乱荫。

”然而，国民党其实另有打算，他们表面上称要肃清政治军事队伍，实则是在遏制共产党力量深入到帮会之中，同时一并打击共产党在川西的扩张。

不过，国民政府也确实担心袍哥组织制造出更多的混乱，因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秘密的政策规定，暗中禁止国民党党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以确保国民党骨干人员与帮会组织划清界限。

不过，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打击和削弱袍哥会既有的实力，其暧昧不明的态度实际上纵容了袍哥会的存在。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四川地区曾发布了一项秘密训令，一方面重申禁止国民党党员参加帮会，一方面又默认和允许军队中存在袍哥会成员。

国民党发布这样的命令，事实上是在拉拢帮会组织，某种程度上洗清其非法组织的名声。

这些“变通”的政策往往通过训令、“函电”等特殊形式秘密发布，因此只有其内部人士知道政策的变化，一般公职人员，甚至连地方行政官也不一定全部知情。

老百姓只看到了政府对于袍哥会的禁令一再发布和重申，却不知道其密令中的姑息政策。

于是，民众很困惑为何在政令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袍哥实力还是无处不在，依旧严重地影响着日常生活。

国民党非但没有花精力去清除帮会势力，相反，还把一部分袍哥拉入军队、警察和特务。

自1948年3月起，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罗国熙开始在重庆发展洪帮“五圣山”组织。

同年末，调任泸县行政督察专员的罗国熙又在沪县主持四川五圣山“开山立堂”大典。

袍哥会的结局 直到三大战役之后，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性转变。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l月，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战略决战中基本被摧毁，剩下的兵力已无力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南下，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

危机之中的国民党当局再度利用袍哥势力，策划推行流氓政治与共产党相抗衡，作垂死挣扎。

在国民党的暗中指使下，袍哥队伍展开了疯狂的反共特务活动。

他们自恃为“地头蛇”，又与群众穿戴无异，随时都可以对解放军发起袭击，解放军由此损失惨重。

袍哥会在当时犹如黑社会组织一样，到处烧杀作恶，到了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依旧没有从失败的现实中清醒过来，蒋介石纠集一切反动势力同中国共产党继续展开殊死搏斗，妄图扭转局面，进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步伐。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后期，寄希望于迁都重庆来达到与解放军继续抗争下去的目的。

蒋介石妄图利用川西袍哥的实力来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吸收大量袍哥成员加入武装反抗军，其中尤以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最甚，学员几乎全是袍哥会成员。

袍哥武装不仅仅在四川有，各地成立的反共军队中也渗入了相当数量的袍哥分子。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南下川北，两支大军以之势，攻城拔寨，席卷大西南。

1949年11月30日 ，重庆解放;12月21日，绵阳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1950年3月下旬和4月初，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四川及西康全境获得解放。

四川袍哥会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地下帮会的高潮。

袍哥帮会组织被取缔，重庆袍哥头目石孝先、成都大袍哥头目冷开泰、绵阳袍哥头目左汉章等被镇压，各地方的袍哥组织纷纷瓦解，袍哥会的百年历史走到尽头，就此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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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实古代寒门士子唯一改变人生的通道。

从隋唐到清末的十万中，有的学子因为贫困不得不面对许多双重压力。

与在绝大多数私学里盛行的学生或门徒必须向先生交纳脩的情况不同，在这里，不仅免除学费，而且还给学生以一定的物质资助，让其安心于学业。

助学制度，是伴随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雄才大略的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继宣布，独尊儒术之后，又在中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太学，开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官学之先河。

在这一中央太学中，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汉一书·儒林传序》),所谓”复其身”有两个意思，一是免除这些弟子的徭役，二是向其提供食宿。

中央太学的设立，给地方设学以积极影响，在汉政府的号令下，地方设立了各级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东都赋》曾对此状况进行描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

”在这众多的官学中，也仿照中央太学的规程，一律对学生免役，提供食宿。

汉代的学制和多种措施，均为后代所承袭，这种在官学中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的做法亦在其中。

如在官学时兴时废的魏晋时期，太学生们均是为避役、为食而来， 多皆相从饱食而退”，以至时人感叹：“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志》卷13注引《魏略》)官学大兴的，亦有“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的记载(见《册府元龟.学校部》),到了明清，更有了廪生之称，所谓康生就是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生员(在官学中就读的学生称生员)。

除了官学以外，书院也是给予学生食宿之地。

书院兴起于它一般都远离府县，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向求学者提供食宿。

以前，书院多为民间集资而设，但它维持学生食宿的经费却很充裕，如全祖望说有的书院是“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福，纤悉毕备，有田租以资学者。

”(《杜州六先生书院记》)也有一些书院是接受政府资助的，使得“其田上之赐， 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 《文献通考》卷46) 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官学施行这种助学制度，或是资助书院以供给学生食宿，其实质乃在于让学生安心于统治者提倡的学问道德，礼盘之说、，是一种更为精巧的学术，思想控制的方法，但向时也在客观上扶持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即这种制度在使一些人为食面来的同时，也为一些有心问学者提供了便利，不少贫苦学生就是得益于这一制度而苦心攻读，最终近入仕途的，《崇安县学记》说“诸生无所仰食，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记，斋馆芜成， 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

”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地方官学提供食宿的重要意义。

在清代以前，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仅是向学生提供食宿，尚未发现给予钱财的记载。

以降，或许是由于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更为通行，在有关官学、书院的文献中开始出现了给银两的记载，如《清朝文献通考》卷96说:“令汉官记名旧家子弟无力延师者入官学，肄业左翼二十一人，右翼十一人，每月给银二两，令旗名就本旗官学肄业。

”显然，这时的官学中已实行了除食宿外还给一定银两的制度。

清以后，书院逐步沦为的附庸，许多书院完全官学化，不仅学生入院要通过州府的考试，而且书院的山长、教习也多由官府委派，由官府出资办理，因而这时的书院与官学相同，也有了发银两的定制，比如在年间，正课生每月有米有银，银为每月一两。

这种做法的出现，标志着延续至清的助学制度有了新的发展，给予学生的津贴费用(银钱等)，被人们称之为膏火。

膏火，原义为灯火，《庄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发愤于寒窗的读书人，往往是灯火相伴，，膏火两字就常常与读书结合在起，如就有诗:“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

”随着时光的推移，膏火两字被引申为给读书人的银钱资助了。

最早较为完整地表述此意义上的膏火的，是清人吴荣光，他在刊行于十二年的《吾学录》中提议:“直省省城设立书……皆奉冒赐帑赡给师生膏火，令有志向上而无力就师各生入院肄业。

”在谈到义学时说:“京师由顺天府尹慎选文行兼优之士延为馆师，诸生贫乏无力者的给新水，各省由府县董理酌给膏火。

” 这种传统的助学制度，特别是清代以来形成的膏火制，在近代的兴学中得到了突出的应用，也同时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历程。

1862年，迫于办理洋务的需要，早期洋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

建立伊始， 该馆限招八旗子弟， 但在“朝士皆耻言西学，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

”(见《饮冰室合集.未集》)的状况下，问津的八旗子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入馆者“厚其薪水”，将膏火制作为吸引学生的方法之一。

1863年， 在上海设广方言馆，也规定“建业膏火每日银一钱”。

1866年，左宗堂办福州船政学堂，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学堂招收的几乎全是非贵族学生，为了维持学生的生计，使其安于学业并鼓励上进者，该学堂规定:“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此后，在洋务派设立的所有学堂，无论是语言学堂，军事学堂，还是实业学堂，均实行这种包括膏火制在内的助学制度，比如1895年设立的著名的天津中西学堂，除供给食宿外，还给膏火，而且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学生的膏火银数量不同，就是同等学堂中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膏火银也不同。

显然，在近代学校的兴办中，在时人对西学不甚了解，风气未开的条件下，对这些招收普通人的新式学堂来说，供给食宿并给予较优厚的膏火，在扩大招生人数并稳定在学学生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各学堂的管理中，如考勤和奖励学习上，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种助学制度也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比如1898年以前的京师同文馆章程就规定:“大考、岁考、季考、月课，各学生除穿孝、完姻、告假外，俱不准托故不到，如不到者，月课罚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岁考半月，大考一月。

” 随着的开展，特别是甲午之后维新蒙运动的出现，近代科学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社会风气有了一定的转变， 不少人对西学由“不齿”到愿学甚而争学，从而使新式学堂由生源不足到人满为患，另一方面，由于诸多的洋务学堂不仅有食宿，膏火，而且毕业后可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可直接由洋务学堂获得一定的官职，这也给不少不堪忍受科举之苦的人以获得出身的希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新式学堂的人满为患。

这样，在新学堂就学的中，有真心求学者，也有实图膏火者，想从异途获取官职者，而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无心向学，成了形成新学堂弊端从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时人就批评京师同文馆说:“学生等平时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

”故此，对这些新式学堂从生员质量上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1897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宣布必须经考试合格方可入学，并规定除火食外，每月有膏火银五元。

由于报考人数大大超过招生人数，一个月后，张之洞修改了章程，公布了《自强学堂不给膏火示》，规定只给学生伙食和日用品，废除膏火，他认为:“在有志之士就学情殷，本不以膏火之有无为进退，倘有名为向学，实图膏火者，自必废然而返，变计不来，则入学之人皆系有志求益之士，学堂规矩更形严肃。

”(《张文襄公公牍稿》卷38)力求通过废除膏火来精选学生。

张之洞废除膏火制，这是在兴办近代学校中的一个重要变革，它显示出时代观念的转变，即对近代科学知识的尊重，由为钱学变为我要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终于在一定范围得于普及的历程;同时，它也标志着近代新式学堂在学校组织上向的近代学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张之洞废除膏火制后，不断有学校仿效之，这种兴起于清代的膏火制，虽在近代新学堂的兴办中曾有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又成为新学堂发展的阻碍，最终被人们所抛弃。

接着，经过了数十年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1904年， 我国终于颁布并实施了《奏宣学堂章程》。

该章程规定在全国设立有初等，中等、高等学堂，并有相应的实业、师范学堂在内的统一的学校系统，并规定除师范学堂的学生可以不交学费外，其余学堂的学生必须交纳学费，并废除膏火，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助学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束。

尽管此后仍有一些学校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传统的助学制甚而给膏火，而且去除助学制度的利弊如何也待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学校的组织发展上从此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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