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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方六镇的军事贵族，依然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原有习俗，却无法阻止洛阳贵胄们的心向汉化。

孝文帝也成功的用汉化贵族，削弱了地方军事贵族的权势。

那么，同样是异族政权的元清，为何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呢? 在任何实干家眼里 孝文帝改革都是教训而不是成功经验 后来的朝代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就是矫枉过正，也有其设立之初的缘由。

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实际上摧毁了北魏帝国的根基，自然会被后来者引以为鉴。

孝文帝改革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观里，是非常政治正确的选择。

“天命所授”的有为之君，顺应天时来统治大地。

一定会尊重儒家传统，进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

但如果以大部分鲜卑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孝文帝的迁都与改革 其实是鲜卑人的灾难开始 因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并不在乎什么汉化与否，只是希望将贵胄和尽可能多的精英都汇集到个人麾下。

那种旧式的贵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须被磨平消除的“落后传统”。

因而要将首都从毗邻六镇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汉语教育。

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君主借助儒家之手，完成个人权利的独裁进程。

如果当时的儒家，依然是先秦时期的周礼分封提倡者。

那么孝文帝根本不会尊崇儒家，找个类似法家的学说来为自己代言即可。

要是发现事情不可调和，完全可能对儒生直接开刀。

但儒家本身在时期，已经由董仲舒一派改造为君权的最有力鼓吹者，在政治投机方面占得先机。

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就是毁灭帝国的六镇兵变 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也是立竿见影。

孝文帝死后不久，鲜卑就因为洛阳与北方贵族间的矛盾，爆发了六镇兵变。

接着才有这样的权臣出现，大量杀死南方的汉化鲜卑贵族。

六镇被镇压和北魏皇族的被集中清洗，也预示着北魏帝国分崩离析的开始。

这种因素在后来的蒙古人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但程度远远不及过去的鲜卑王朝。

因为蒙古人在彻底征服东亚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经大量接触了中亚和西域的文明成果。

他们的贵族已经分别笃信了、摩尼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等文化。

在政治习惯更加多元实用的他们，因为汉化契丹人的劝诫，才对儒生高看一眼。

但儒生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优势。

蒙古人在一统东亚之前 已经见识了更多其他文明成果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了直属区域和藩属领地。

治下的民族无论出生、文化和语言习惯，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

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团、西南的苗人土司与被保留下来的大理王室。

当然，还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与军户后裔。

这些复杂的封建成分，都让儒生无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国的思维中枢。

当然，蒙古人后来也接纳了汉人丞相的儒家式治国理念。

他们在汉官的建议下发行更多纸币，开挖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但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权宜之计。

儒生离开境内，而跑去金帐、伊尔或察合台等汗国，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地位。

出了东亚的吏制地区 儒生的那套学说就很难获得优势 至于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情况又与蒙古人有很大不同。

一方面，制度的规模和控制力上，强过了大部分时候蒙古大汗对治下部落的掌控。

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让满洲人只有通过大量学习和引入儒家文明的习惯法，才能去理解更高层次的文明和组织形式。

所以清军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官，在数量与重要性方面，已经可以比肩旧的满洲贵族。

入关后的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师傅的帝王教育，将自己包装成儒家文明的保护人。

不同的发家轨迹让满清在一开始就比蒙古人更亲近儒家 但为了防止鲜卑悲剧的出现，清朝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入关八旗的身份属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

这样，尽管很多人后来都可能都不太会说满语，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外人想要加入这个群体，大都无法通过考试或熟读圣贤书来完成。

即便是有特殊功绩而被皇帝赏赐抬籍，也无法撼动八旗内部的多元成分。

因为他们可能在加入旗人行列后，发现自己不仅是在面对满洲的旧贵族。

还有很多早期投靠的汉军大老粗、蒙古部落的王爷，以及在雅克萨战役后自愿留在东方的哥萨克俘虏。

一直到皇帝的时代，他都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经不足以保持满人的武力优势，很快会有形同虚设的危险。

于是，他下令将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请了旗人的队伍。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屁用都没有一个。

但从中你就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融合问题是非常谨慎的。

作为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加入的集团 儒生在八旗内部无法获得优势 最后，在东亚的各帝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很少被人提及的统治模式。

这就是辽国实行的五京制度。

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在对控制区域的各地方而言，更像是一种共主身份。

与契丹人有密切联盟关系的还包括了奚人和渤海人。

西部的蒙古人和南方汉人，也在自己的内部享有自治。

至于在帝国内的权力大小，则根据入伙时间的长短而定。

辽国的五金制 很好的平衡了各地本土势力 辽国的这种制度，在其被女真人最终灭亡前，一直都有着良好的运作。

哪怕是在其基本覆灭后，还有幽州等地的汉人贵族不服北宋统治，选择归附金国。

草原上的大量蒙古和部落，也愿意继续跟随作战。

只是因为辽国不是引人瞩目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其政治成就也鲜有人问津。

辽国的平衡制度 给了他们超乎宋人想象的生命力 所以，孝文帝的强行全盘汉化，实际上是给后来人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

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满人，无论出生如何，发家轨迹如何，都针对孝文帝的自毁策略做了修正。

从这点而言，很多人对于孝文帝的吹捧，完全是脱离了历史实际。

只有虚无缥缈的赞扬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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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有一项最重大的要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显著羸弱。

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

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式的。

但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式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最终决战决胜，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

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

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接下来约15年的过渡时期，对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亦对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皆是一个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

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完全延续朝贡和平;可是七年过后(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

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

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当时拥有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之幸，因为他将发动大反攻，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尽管他在完成伟业之后的后续政治长期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

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

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将领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又大胜。

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

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

”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自此，直至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

尽管十六国、时中国经历了漫长和广泛的族裔屠杀、血腥征服、人口剧减和社会凋零及野蛮化，但开这过程的主要不是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而是匈奴帝国被击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内乱之后的所谓“南匈奴”(与远徙中亚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对)。

他们依附汉帝国并且部分地汉化，逐渐移入华北河套与其以南地区，与中国愈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内战相伴相随而“大乱中华”。

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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