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珍贵食俗：五毒菜的传统智慧与健康之道

尽管后来军饷代替了食盐，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来，经过法语和英语的演变，最终以“ salary” 的形式出现，用来泛指“薪水”、“薪金”。

如今，物质生活非常优越，盐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然而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盐业发展史，可以说盐是立国之本，富强之基。

盐之所以如此重要，先从盐的特性说起。

维持人体健康必须盐的补充。

盐的咸味来自于丰富的钠。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钠能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协助新陈代谢，还可以维护人体渗透压和酸碱平衡。

古代对盐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不吃盐浑身乏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行军打仗更是空谈。

图1 古代用灶具进行熬盐 此外，在古代，食物不易长时间保存。

古人发明了盐腌的方法，将蔬菜和肉类制作成咸菜和咸肉，这样一来，食物的保质期大大增加。

百姓可以留着自用，有备无患。

商人通过异地贩卖牟利，类似于现在的冷链保鲜运输。

在古代农业社会，个人通过耕种满足自己的温饱需要，唯独盐需要外来供应。

而盐的产地，除了沿海地区比较分散外，中国内陆产盐地相对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贡、陕西花马池等。

嗅觉灵敏的商人首先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将原本孤立的个体，联结成一个贸易网络。

最先重视发展盐业的国家是齐国。

周武王灭商建周，因功受封在营丘(今山东淄博市淄博区)，建立了齐国。

姜子牙在齐国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业，尤其是大力发展盐业和渔业贸易。

繁荣的贸易往来，以及宽松的经营环境，给齐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货殖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 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凭借古济水的水运优势，建立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

对外出口食盐，换取齐国急需的粮食和物产。

临淄因此逐步发展为东方第一大都会。

春秋中期时，临淄人口有20万人，战国中期超过35万人，到了则达到了50万人。

《战国策·齐策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

人口的空前增长，是临淄对外贸易繁荣的一个标志，也是盐业红利的综合体现。

有识之士很快认识到盐业对国家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提出了“官山海”制度，即朝廷对盐业实行垄断经营，有贩卖私盐的不法之徒将处以死刑。

古代，人们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购买食品，粮食在商品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盐与粮食密不可分，控制了盐业，就控制了整个农业贸易。

另外，盐还具有“隐形征税”的作用。

个人的食盐消费量很少，对食盐的价格并不敏感，人们购买咸肉时，只注重咸肉本身，往往忽略了国家对咸肉中盐征收的税收。

控制了盐的产地、数量、价格以及流通，就能对消费者征税。

盐税成为古代财政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甚至可以称为“第二人头税”。

齐国大力发展盐业，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达到天下人向齐国交税的目的。

有了盐业做后盾，齐国迅速成为之一。

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秦国实行变法，也实行盐业专卖，富国强兵，最终实现统一大业。

西汉初年，政府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了盐业市场，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盐业市场。

盐商很快富甲一方。

汉武帝在位时，连年财政赤字，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汉武帝认识到了盐业对赋税的重要性。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大司马主持实行“笼盐铁”制度，将盐业经营权重新收归国有。

在产盐地，设置“司盐校尉”作为政府的代表，监督盐民进行盐业生产，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和销售。

可以说，产盐地是当之无愧的“国有企业”。

在汉昭帝和新朝时期，盐业专卖都有所松动。

不同的是汉昭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之议”，主动放开了部分盐禁，受到了史学家的好评和肯定。

而王莽新朝时期，大商巨富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公开或半公开“盗煮”，盐业市场受到了私盐的冲击，公元前22年，朝廷被迫废止盐禁。

魏晋时期，各方势力觊觎盐业的巨额利润，对盐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

对于盐田实行“国营”或“军营”政策，孙吴政权对盐田实行“军营”，由军队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

隋朝初期，隋文帝杨坚本着“官民共利”的思想，开放盐田、盐井。

个人遵循盐业生产制度，取得盐业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

没有合法手续的私盐，将受到朝廷打击。

隋朝末年，朝廷对盐业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泛滥，朝廷经常抓捕贩卖私盐的不法分子，导致民变四起，许多民变首领就是贩卖私盐出身的。

有一首名为《盐商妇》的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

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描写了盐商的夫人富有安逸，衣食无忧的生活。

中期，实行“榷盐法”。

盐民组织食盐生产，朝廷统一收购，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盐商将盐运输到指定的经销点出售，朝廷控制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削弱了盐商的盈利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唐朝中后期，盐业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两宋时期是中国盐业发展的辉煌时期。

朝廷设置了转运司，它是联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中介，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

转运使专管盐务，严格控制盐业流通，划分销盐区域，实行销界政策，某一种盐只能在指定地域销售，不得越界。

北宋时期，产自青海的青盐销售价是44文，其实际采购成本只有5文。

熙宁年间1石米的售价是400文，1石米的重量是100斤，换算下来1斤盐的价值约等于11-12斤大米，折算现在的购买力，1斤盐的价格达到了近30元。

盐通过北廷系统的运作，运销体系不断完善，朝廷府库日趋充盈，财政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盐税。

明清时期，朝廷延续了两宋的做法，实行“纲商引岸”制度。

盐商运销食盐，需要缴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购盐，再贩往指定的地区销售。

在，盐民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古代的设备开采盐井。

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厚厚的岩层，喷涌出黑色卤水，盐工们或许没有想到，这口盐井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是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堪称古代工程学奇迹。

盐业专卖，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保证民生的稳定，可以说，盐是国家级的重要战略物资，受到了历朝历代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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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的各种习俗中，围绕龙崇拜展开的舞龙、龙舟竞渡无疑是一大重头戏。

而古代先人们则将其视为非常重要的祭祀使节，重要性远在只知吃粽子的今人之上。

但你或许不会想到，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也有很多类似的祭祀习俗。

我们可以在史书中发现，他们在农历五月五日聚会在龙城，祭拜龙祠。

那么，匈奴在五月初五的祭祀活动跟是否有联系呢?莫非匈奴人在端午节也会吃粽子? 广泛分布的祭祀习俗 匈奴贵族的祭祀活动 匈奴的龙城，在史书上也有写作“茏”字。

根据的描述，匈奴人会在五月大会茏城，九月会于蹛林。

补充说匈奴有三龙祠，并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拜天神。

戊为干支第五位，意即每月的第五日。

这就意味着匈奴人也会在传统历法的五月五日，进行重要的祭祀庆典。

不管是“茏城”还是“龙城”，可以确定是一个匈奴人集体聚会之地，多被代指匈奴所居之地。

蹛林有时候也有被当作地名来代指匈奴，然而它却并非地名。

根据颜师古的说法，“蹛林”实际上就是匈奴的祭祀活动。

其中蹛就是绕着走的意思。

他还特别指出，后来的鲜卑人也继承了匈奴传统，祭祀时也会绕着树林走三圈。

匈奴龙城所处的大概位置 在鲜卑人接触中原文化以后，将祭祀固定化，我们可以从汉文史书找到拓跋鲜卑祭天的描述。

南齐书说平城城西有“祠天坛”，每年(农历)四月四日献上牛马祭祀，并且祭祀者会“边坛奔驰奏伎为乐”，也就是除了绕着祭坛走还有活动。

南齐书还记录了一次发生在公元472年的祭祀活动。

孝文帝身穿戎服，带着20余名公卿祭祀.祭祀分为两天，头一日“蹋坛”。

拓跋宏绕祠天坛一圈，公卿走七圈。

第二日正式祭祀，这一次拓跋宏要绕走祠坛三圈，公卿仍是七圈，齐人谓之“绕天”。

继承了匈奴祭祀习俗的鲜卑人 类似“蹛林”、“绕天”的活动，我们还举出多个内亚民族的类似例子。

如五部高车于秋天祭天，先是点起篝火，奉上牛羊等等贡物。

随后骑马围绕篝火转圈、扔下柳枝，祈愿祭祀完毕以后。

高车人也不忘娱乐活动，还会 歌吟忻忻一番。

契丹人也有与鲜卑、匈奴如出一辙的祭祀过程，可见于《礼志》之中。

契丹人于木叶山设天神、地祗神位，又植树分别代表“君树”，“臣树”。

一行到来后先奉上供品，然后皇室亲族要绕树三圈，余族七圈。

绕完以后，众人饮酒娱乐乃散。

虽然辽史记录中称作“祭山”，但实际上仍属于祭天活动。

契丹人的祭祀习俗与匈奴 鲜卑类同 从内亚各民族的祭祀记录看，这一祭天习俗的分布非常广泛。

无论东胡系还是语民族都有此俗。

其实伊朗语民族也有相似记录。

说塔什干的石国人“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这种在大型节日，自然会引入祭祀亡灵的活动。

高车人在祭天时，如家中有人不幸去世，便要大声哀哭以表达对亡灵的哀思。

即便是来自内亚腹地的昭武九姓 也有类似的祭祀习俗 至于祭祀完毕的娱乐活动，南匈奴有“走马及骆驼为乐”。

根据《太平御览》的说法，实际上是驱使马和骆驼相斗作为娱乐。

龟兹人在每年元旦也有相近的斗兽活动，只不过使用的是牛羊。

而再西一点的拨汉那则略为暴力，国王会钦点两个勇士搏斗。

根据以上记录，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匈奴祭天活动的情形。

匈奴人在正月、五月和九月聚会，以祭天为基础同时展开娱乐、祭祀、交际等活动。

而“龙城”、“龙祠”并非是实际的祠堂，只是蹛林时所围绕的树木或者篝火。

后来的蒙古人作类似祭祀时，则是围绕石头垒的“敖包”展开的。

当今的蒙古人还保留着类似的祭祀场景 谁是天神? 很多古代记载中的天神其实源自拜火教 崔浩曾说“西方胡皆事龙神”。

结合前面对内亚各民族祭祀活动的描述，可知在内亚祭天活动确实是一普遍现象。

那么龙神或者天神所祭何物?与楚人在端午节的龙崇拜有何关系呢?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天神所指入手。

天神当然可以解作蒙古高原上普遍存在的萨满教长生天信仰，但龟兹、石国、拨汉那等伊朗系民族也有同样习俗。

如果说他们也祭祀长生天，这话似乎说不过去。

西域出土的祭祀用金人 《》中有一条记载：祆,胡神,按《汉图》,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庙皆胡人居,中国所立，号天神。

这个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尽管拜火教最高神祗阿胡拉马自达一般在中文记录中作“胡天”或“祆”，然而却有不少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的记录。

公元173年，汉明帝的四世孙，刘宠被国相师迁举报与前任国相“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意图谋反。

当时因为前一年刚刚发生勃海孝王刘悝谋反之事，灵帝不忍心再施刑罚。

正好刘宠自辩所祭天神只是黄老君，为求长生不老而已。

灵帝于是放过了刘宠。

阿胡拉玛兹达神形象 这里刘宠所祭之天神，就是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自达。

此时初入中国，尚未产生天神(提婆)的形象，不可能被刘宠拿去祭祀。

而刘宠若真如其自辩只是求长生不老，那本来就不算犯事，也不需要灵帝赦免他。

通过此例，我们可知时期中国内陆拜火教已经有一定规模，并且时人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

同理，公元221年的登基诏书中，就有“告类于天神”的语句，也应当是为了统战蜀国境内的伊朗语系民族而加进去的。

一直要匡扶汉室的刘备也借用过阿胡拉玛兹达之名 上古伊朗民族的东渐 俄罗斯境内出土的匈奴贵族形象残片 那么，既然汉代的天神可以直接指向拜火教，我们是否可以说匈奴人和楚人共同的五月初五祭祀，是受到了拜火教影响呢?结合上古伊朗语民族的迁徙，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上古时代的伊朗语民族分布范围，远非今日可比。

如在鄂尔多斯的朔方，就有渠搜国。

以《隋书西域传》说法，沛汗(拨汉那)就是古渠搜国。

可知朔方的渠搜是一支从费尔干纳盆地方向迁来的伊朗语民族。

曾率秦军进入河套，筑亭障以逐戎人，应当驱逐的就是这些渠搜人。

义渠人是先秦时代较为东方的吐火罗系居民 渠搜附近还有大名鼎鼎的大义渠，他们是吐火罗人分支。

击破匈奴，取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好和拜火教里以金人祭天符合。

“金人祭天“之地，有的史家补充说中原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秦占云阳后，祭天地才迁到匈奴去。

云阳一带最初是义渠人的活动范围。

祭天地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信仰拜火教的义渠人为秦并吞之后，一部义渠人逃到匈奴并将金山带去匈奴的明证。

北方匈奴人曾与多个伊朗语民族接触，受到拜火教影响并不奇怪。

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楚人尚火、尚赤，《》《》又说楚人以南有“炎人之国“，可见在南方也有拜火教活动的踪迹。

走西南路线联通外部世界的楚国 一样有内亚伊朗系影响 楚国有独特的官名“莫敖”，即上古阿维斯陀语中的moju，古波斯语中的magus对音。

这个词在被译作“穆护”，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拜火教教士称呼。

楚国上层王室也有显著的伊朗特征。

楚王王名多有“熊”字，根据考证是阿维斯陀语“ahura”和“君主”的变形。

而的“芈”姓，则和著名的米底(media)相和。

后者相传是穆护制度的起源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楚人的伊朗语上层与荆楚的越人接触，产生类似”泰伯奔吴“的效果，自然也将其拜火教节日带到百越之中。

并且这拜火教节日必定是一重大节日，以致于匈奴和楚人远隔万里，仍然能固定在五月初五进行祭祀。

大名鼎鼎的芈月 其姓氏源自伊朗的米底地区 波斯新年的祭祖活动 阿塞拜疆人庆祝诺鲁孜节时的摆放的贡品 我们回到前述《隋书》提到的石国情况，其中说石国人在正月六日将骨瓮“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拜火教徒自己有祆教历法，怎么会按中国的正月来巡绕?但如果理解为波斯的正月，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拜火教传统，在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第六日，贵族会扮演波斯历史上的大英雄伊玛(Yima)。

这是艾维斯陀语的称呼，现代波斯语称作贾姆希德(jamshid)，传说他曾经统治波斯700年。

一座中亚的拜火教神庙 按阿拉伯史学家比鲁尼的说法，纳乌鲁兹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伊玛会战胜恶魔，重返人间。

届时人们将会看到两个太阳。

因此伊玛也是太阳神的化身。

除此之外，伊玛还有多种形象存在，粟特壁画中就不少将其描述为掌管地狱之门的神祗，简单讲就是死神。

粟特人因此选在这一天进行祭祖，这与前述石国、高车人在祭天之时不忘祭拜祖灵是完全一致的。

阿拉伯人的史书则还对伊玛的形象做了补充，伊玛经常以手持长生药草的形象存在，使人类可以免去疫病、战争和死亡。

内亚系民族蹛林中扔下柳枝或其他树木，以及南方的楚人在端午用艾草或者其他草木祈祷驱逐疫病，应当有一定内在的关联。

今天的阿富汗人依然会庆祝诺鲁孜节 总而言之，匈奴和楚人共同存在的五月五日祭祀活动，有其共同的伊朗文化起源。

随着上古伊朗语民族东迁之际，拜火教神祗的形象也传到东方，其中就包括对伊玛的祭祀活动。

包含了祭天、祈祷、祭祖、除病的活动。

这些习俗东传后，分别和百越人/匈奴人接触，融入当地习俗产生了新节日。

今天的西域本地居民也会庆祝诺鲁孜节 最后，我们还是从匈奴的实际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出，“龙城”或者“龙神”跟中原的龙实际上也并无关系。

端午节中的龙，应当是百越的本土产物。

当伊朗语民族分别与越人、匈奴人接触以后，节庆形式已经大大改变，其内容可以说大相径庭，只剩下相同的五月初五日期。

自然，匈奴人也会过他们的端午节，但并不会去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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