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三杰：中国历史著名画家
他的绘画活动主要在南朝宋文帝至明帝(424-472)年间。
他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
谢赫对他的评价是“穷理尽性，事绝
【千问解读】
他的绘画活动主要在南朝宋文帝至明帝(424-472)年间。
他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
谢赫对他的评价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
意思是说陆探微对于绘画对象的观察，极端严谨、细密，既能深入地研究事物的规律，又能把握事物的特征与状态。
因而在表现方面上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
张怀瓘特别称赞陆探微的笔法，说他“笔迹劲利”，有如锥划刀刻一般.，十分强劲有力。
说明他在“骨法用笔”上有独到之处。
历史上又有王献之作“一笔书”，陆探微作“一笔画”的说法。
所谓“一笔画”，当然不可能是一笔完成一辐画，而是说运笔时“气脉通连”，笔断意不断的念思。
可以推断陆探微画人物的线条，与顾恺之是同一类塑，采用“紧劲连绵，循环超忽”的密体画法，只是由于笔力劲利，因而绘画风格与顾恺之有差异，他是属于遒劲清秀一路的。
据唐代张彦远的评价:“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
名高，时无等伦。
”可见他在人物画艺术上超过他同时代的人，确有很高造诣。
可惜陆探微的画已不能看到。
张僧繇,吴中(苏州)人，生卒不详。
他在南朝萧梁天监年问(502-519)任过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右军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的出身应属于上族门第。
张僧繇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画家。
其一，他接受外来绘画技法，创造了凹凸画法。
时在中国广泛传播，随着宗教而来的是外来艺术。
张僧繇大胆吸收了印度绘画的透视法，使所画物象具有鲜明的立体感。
据唐代许嵩《建康实录》所载:“(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世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古印度)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世咸异之。
”张僧繇可能是最早掌握西方透视法的中国画家。
其二，他突破传统约束，创造疏体画法，自顾恺之、陆探微以来的一百年间，人物画都崇尚“密体”。
张僧繇从卫夫人《笔阵图》的书法艺术中悟出用笔的真谛，一变“紧劲连绵，循环超忽”的单一笔法，为“点、曳、斫、拂”等具有变化的笔法，所以他的画线虽然“离披点画，时见缺落”、却能“笔不周而意周”，别具一种“锋芒凌厉，森森逼人”的独特风格，在艺术上达到极高的造诣。
所以张僧繇与顾、陆并驾齐驱，而他们开创的密体与疏体两种画法，发展成为后世两种不同的艺术流派。
关于张僧繇绘画艺术神妙的传说，文献上有不少生动的记载。
《神异记》说:“(张僧繇画)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睛，每云，点睛则飞去。
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两龙未点睛者尚在。
”唐人《朝野佥载》说:“润州兴国寺苦(于)鸠鸽栖梁上，(粪)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繇，皆侧首向檐外看，至是鸠鸽等不复敢来。
”这些记载往往把传说与事实混杂在一起，不可全信，但可以说明张僧繇绘画的精妙生动，也可看出人民对他的艺术造诣是何等景仰! 顾恺之(346-407)，字长康，小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东晋画家，出身于士族。
其代表作《洛神赋图》为宋代摹本。
画卷采取连环画形式，开始画从京师东归，跋涉之劳后正在休息，忽见洛神从山边出现，那仙女正是他朝夕思念的恋人。
接着表现洛神往来飘忽于河上，并穿插以“冯夷击鼓”、“清歌”等神话故事。
然后画女神离去，曹植坐船追赶的情景。
最后画出追寻不得，只好坐上车马回东阿去。
洛神与曹植都在画面上多次出现，但由于造型准确，从各段中都能分辨出是同一人物。
人物造型手段与《女史箴图》相似。
山石、树木也用勾勒填色法，画水则只勾水纹而不染，整个构图较丰富完整。
《洛神赋》是三国时著名诗人曹植的作品。
据说曹植曾经热恋过甄氏。
后来甄氏不幸被夺去，抑郁而死。
有一次，曹植从京都返回封地，途经洛川，梦见已作洛水之神的甄氏来与他相会，人神相隔。
不胜惆怅，感而作赋，以寄情怀。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传颂千古的名篇《洛神赋》顾恺之为赋作图时，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再现了原文浓郁的诗的意境。
他笔下的洛神端庄美丽，时而徜徉于水面，“凌波微步”;时而遨游于云端，“若轻云之蔽月，若流风之迥雪”;“，”，，，把一个美艳多情的古代妇女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对曹植潇洒的文士风度，及其对甄氏的深情依恋而又无限惆怅的心理活动，也刻画得真切生动。
这正体现了顾恺之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特色。
这种诗情画意相得益彰的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开创了一个诗画结合的很好范例。
顾恺之所以在《洛神赋图》里，能够深刻地发掘曹植惆怅失意的内心世界，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端动乱的时期，战火不息，民不聊生，豪门贵族的专横跋息，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苦闷傍徨中采取消极遁世的态度。
于是崇尚玄谈，行为荒诞扩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顾恺之虽然出身士族，但无权无势，仍然要仰人鼻息过日子。
他曾做过大司马和荆州都督殷仲堪的参军，但那不过是大官僚门下的“清客”。
桓温死后，顾恺之又投靠其子。
有一次，顾恺之把一箱珍贵的画寄放在桓玄家里，被植玄开箱偷去，把一个空箱子还他。
顾恺之发现画被盗后，反而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如人之登仙也。
”好像完全不痛心的样子。
其实顾恺之何尝不知道藏画是被盗的，但桓玄是极有权势的人物，谁敢追查他呢?当时人称顾恺之有“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
其中“才绝”与“画绝”是恰当的评价，所谓“痴绝”也者，不过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而己，其用心也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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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封爵制度都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异同
比如秦王，晋王，这应该算是一个字的，而九江王，淮南王这算是两个字的，中国古代对封王的制度是很为严格和有一套完整体系的，在以前，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是王(天子)，这个时候其实王前边的的称呼是朝代，从我们熟知的商王，周王。
而下边的封国是没资格称王的，当时的晋，齐，秦，这些大国们也只能叫做公，也就是被认为是蛮夷的，反正天高领导远，自己搞了个王的称号玩玩叫楚王，然后后来周天子不行了，大家都称王了，什么齐王赵王燕王，连这样的国家也称王，只有这样的国家比较传统守礼没敢称王，这算是中国王的称王时代。
到了秦王统六国，觉得王已经不能代表他的丰功伟绩了，那么多称王的，于是从远古圣人的称号里组合了一下，成了，王这个称号也就被秦朝抛弃了，直到，高祖为了稳固统治，封了众多的王(注意，这个时候的王，是由皇帝封的，称为封王)汉朝的王并不说全是两个字的，而是以地域封王。
由于和他一起创业的股东众多，前期也封了七个异姓王，比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苪等，而汉朝的王众多，单单，长沙王，中山王，清河王这几个三个字的都已经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汉朝的王是以封地命名的，并不一定就说是两个字的，王前边的名称，往往是指他的封地。
而唐朝也是如此，李渊以唐地起家，立国号为唐，以封地为王号，诸如亲王一级的都是大国，譬如我们熟知的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等，这些单字的王号代表的是亲王，同样唐朝也有三个字的王号，比如江，河间王，汉阳王，这些就往往是郡王级了。
的封王制度有些复杂，所谓宗亲封王大概是用，恭诚端庄，英安廉淳，这些字来封的，字在王前，算是单字王，就算是郡王，亲王的分别可以看做廉郡王，廉亲王的分别，但也有顺承亲王，克勤郡王这种两个字的王号。
综上也就是说，这些时代的封王其实都是单字王和双字王，并不是汉唐就是单字，清朝就是双字，而是称呼的问题。
汉朝时候只是单纯的王爵加封地的作为称呼。
到了魏晋时期，王爵有了亲王和郡王之分，唐朝时候算是一字为亲王，二字为郡王，而清朝则以爵号加亲王为称呼，所以大家能看到的电视上怡亲王，廉亲王，其实这还算是一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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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变法，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较为成功
而当政者为挽救国运的颓势，也总会采取某些变革的措施。
虽然有些变革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却并不能改变其国运颓势的走向(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变革，战国时期的魏李悝、齐、楚、韩等人的变革，乃至北宋的、明末的等变革等)。
战秦的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变革较为成功的罕见案例了，这又是为何呢?任何变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划分，其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者。
就如同一块蛋糕，蛋糕就那么大，怎么分都会有人不满，失去利益的一方必将寻找机会进行反扑。
这也是历来变革者下场都比较凄惨的原因所在。
唯一能安抚他们的办法就是将蛋糕做大，这样才会让各方尽量满意。
而旧时的我国是小农经济，其产出可以说是定量的，也就是说蛋糕并不存在做大的可能。
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利出一孔、奖励耕战”，其变法的成功就在於其能够通过战争的手段将这蛋糕做大。
通常，我们都说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变强，以致其屡战屡胜。
但事实上，是两者互为促动，商鞅变法促使了秦人对战争的狂热。
而战争的胜利又保障了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推行。
如果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在其前几次的战争中都不能获利，那么其变法也就早夭折了。
秦统一天下的进程，都可以通过这种对外战争的手段，获得外部资源补充，这也是秦人好战的根源所在。
我们对比的版图与清末汉人的主要聚居地--“关内十八省”，就可以发现两者的版图基本相当。
秦朝的疆域就约相当於清末的“关内十八省”+明末的辽东都司。
我们虽汉唐时期都大力的开拓西域，但是却也只是在军事上的驻守而已，以当时的条件并不能迁徙内地的汉人去那里生活居住。
所以也并不能落到多少实处，其补给全仰仗内地，而且补给运输的损耗又过大，对帝国的财政上着实是不小的负担。
至期间，其时，日本对大明无礼，朱元璋还是强忍怒火将日本等国列为永不征讨的国家。
这并非当时大明欠缺征讨的军事实力抑或朱元璋有、不愿妄动干戈。
而是其看出征讨日本等国无利可言，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使，所以征讨日本等国也不过是徒耗钱粮、徒流将士鲜血而已。
所以说秦朝在当时，已经扩张到农耕民族的极限了(东至大海，西抵高原，南达岭南，北到戈壁)。
但秦并天下后，情况却不同了。
秦法严苛，视山东六国旧地的百姓如奴仆，肆意驱使，而无任何恩德可言。
秦奋六世之余烈兼并天下的同时，也积了六世之余怨。
秦自商鞅变法后，出关与诸侯战，采取的斩首授爵制，屠戮山东六国军民太重(秦军的斩首业绩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战俘与平民)。
秦人的残暴无道，终於招致了山东六国皆反(秦人之所以不反，是因为秦人是既得利益者，将其自身的矛盾与痛苦全部转移到山东六国百姓的身上)。
而此时，山东六国故地皆反。
就使得秦国当初并购过来的良性资产顿时全转化为公司坏账，不但无法再通过战争以获利，反而需要燃烧帝国自身的脂肪以去平定山东六国故地的叛乱。
从战争获利模式到战争消耗模式的转变，商鞅变法的那一套构思也就自然玩不转了。
秦以后的王朝，其痼疾也通常出现在人口六千余万的高峰期。
某些史书通常将之归结於“土地兼并、吏治腐败”。
其实，其本质就在於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土地再兼并，那些大地主们也不是自身耕种，而是依赖於依附他们的百姓去耕种。
而此时的变革，也就自然难见效用了(除非是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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