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后，名叫猛女,是怎么回事？名字霸气，但结局凄凉

曹叡在位时间不长，但在位期间指挥一干辅臣防御了他国进攻，平定鲜卑，灭公孙渊这个祸患，对于曹魏的强大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政治上看，魏明帝曹叡应该算个明君。

但从个人生活作风上看，曹叡又是个不咋地的皇帝，他的好色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曹叡后宫佳丽多达数万，还不算传说中的男宠。

看到这个数字，心理最受刺激的估计就是后宫的正主儿皇后了。

在后宫这个复杂的圈子里，皇后游走在好色的丈夫和数不清的情敌之间，想平安度日保住后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不小心被废被杀都是有可能的。

曹叡的第一位皇后，就是因为问了曹叡一句话，然后就被杀了，这就是历史，虽荒唐却是事实。

明悼出身普通平民之家，父亲是个工匠，黄初年间，毛氏通过选秀进入平原王府，因为面容姣好，深得曹叡宠爱，入府后两人就终日厮守在一起，就连外出也要乘坐一辆车子。

毛氏入府同年，驾崩，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毛氏因宠被册封为贵嫔。

曹叡还是平原王的时候，早就娶了河内的为王妃，曹叡即位后，虞氏身为正妻，理所当然的应该被立为皇后，但此时曹叡和毛贵嫔正如胶似漆，就没有明确立后的事情。

曹叡登基的第二年，册立毛贵嫔为皇后，这个结果让虞氏心里、抱怨不断。

太皇亲自出面去开导劝慰孙媳妇，虞氏估计是被气急了，说话口无遮拦，她抱怨说：“你们曹家就喜欢立出身微贱的人作皇后，从来不以德取人。

皇后掌管六宫之事，皇上掌管天下大事，这两个人的职责本来是相辅相成的，现在皇上没一个好的开始，就不要指望会有个好的结果，也许在他们身上就会发生亡国之事、断送祖宗江山之灾。

” 额滴神啊，这段话实在太恶毒了，简直和泼妇骂街无二，顺带还诅咒了曹魏江山，而且打击面有点广了。

虞夫人口中所提到的“微贱的人”，无疑指的便是曹操的正妻卞氏，以及当下新鲜出炉的皇后毛氏。

太皇太后卞氏出身歌女，原是曹操的妾室，曹操第一任妻子死后被扶为正室。

而毛皇后则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工匠之家。

卞太后听后非常生气，便将此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孙子曹叡，曹叡大怒，虞氏被废黜打入冷宫。

虞氏把自己送进冷宫的同时还给毛皇后送了个大礼，她说过的话提醒了魏明帝曹叡，曹叡立即加封毛皇后的父亲毛嘉为骑都尉，其弟毛曾为郎中，后又封为散骑侍郎。

工人阶级兄弟毛嘉身份陡增，突然显贵起来。

魏明帝曹叡为了抬高老丈人身份，下令朝中大臣都去毛家道贺。

由于毛嘉出身卑微，原来交往的对象都是平民百姓，根本不懂得官场打交道的礼仪和规矩，突然之间又要摆出国丈的架势，所以总给人的感觉。

毛嘉动不动就自称自己为‘侯爷我’，言谈举止粗鲁无理，经常惹得大家背后笑话他。

彼时毛皇后一家红得发紫，后来毛嘉去世，曹叡又追封为光禄大夫，改封安国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前面的共达千户，谥号节侯。

追谥毛皇后的母亲为野王君。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魏明帝初始与毛皇后非常恩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毛皇后虽然出身低微，但却是一位端庄严肃、为人正派的女子，她经常规劝明帝不可过度沉迷美色，并停止不必要的营建工作，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方面。

魏明帝起初还能听听，但时间一长就对毛皇后产生了厌烦心理，把毛皇后的劝谏当做“”，夫妻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曹叡在做平原王的时候，还曾经把出身于河西大族的美女纳入王宫，对她也颇为宠爱，只是程度不及对毛氏那般深。

随着毛皇后的失宠，曹叡便将全部的宠爱投入到郭夫人身上，彻底冷落了正牌皇后。

有一次，曹叡带着妃嫔新宠们到后苑游乐，连低级的才人都召来了，就是不召毛皇后。

郭夫人怕自己成了毛皇后怀恨的对象，便说：“应该请皇后也来赴宴吧?”但曹叡非但不肯召皇后，反而传令谁也不准泄漏游宴之事。

皇宫就那么大，举行人数这么多的PARTY，毛皇后怎么可能不知道。

第二天，魏明帝见了毛皇后，毛皇后问道：“陛下昨日游宴，还欢乐吗?” 这本是夫妻间正常的问候，然而在双方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被敏感多疑的魏明帝误以为是毛皇后在讥讽自己。

魏明帝一怒之下便将毛皇后赐死，并诛杀当晚值班的全部侍从。

不知道是出于愧疚还是其他原因，魏明帝在毛皇后死后给她加了谥号“悼皇后”，并将她安葬于愍陵。

毛皇后的弟弟毛曾先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后又任命为羽林虎贲中郎将、原武典农中郎将。

毛皇后一句问话就招来杀身之祸，后人难免很多猜测。

我翻看了史书，个人感觉毛皇后之死不过是曹叡政治生涯中一次无价值的牺牲。

曹叡从父亲曹丕手中接过江山，实际情况是官场的有些实权都被贵族们掌握了。

曹叡想过各种方法削减贵族实权，但都未能成功，尤其是人事权，大部分都被贵族们把持，曹叡多次想任命一些寒门子弟当官，都以失败告终。

曹叡不愿再册立贵族之女为皇后来增加贵族们的权利份额，于是改立平民女子为皇后，他开始有意加强毛家的权力，但遭到贵族们的普遍抵制。

可气的是毛家外戚也是狗肉上不了正席，毛嘉和毛曾都不给力，一点没改变现状，还落人笑柄。

曹叡觉得朝堂上受约束就算了，后宫这个自由乐土又蹦出来个毛皇后管他，一气之下杀了也就不奇怪了。

毛皇后死后，魏明帝曹叡也放弃了抗争，还是册立了贵族出身的郭夫人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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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印由纯金铸成，精巧玲珑，光灿如新。

印体呈方形，上立龟钮，龟首扬起，龟足撑地，龟背铸有六角形图案，龟甲边缘、双眼、四足等部位錾有圆珠纹。

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

印通高2.1厘米，重122.8克。

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布局疏密有致，字体端庄凝重，刀法遒劲老练，是汉印中的珍品。

经考证，“广陵王玺”是时期的印玺，其出土和所有者的推断还要从1980年南京博物院主持的一次发掘说起。

1980年春，南京博物院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境内甘泉山上的一座大型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的出土文物和高规格的墓葬形制，均显示出墓主人曾经拥有显赫的地位。

其中的一件“铜雁足灯”，盘沿上铸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铭文。

“建武”为东的年号，据《·光武十王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刘荆，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被封为山阳公，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山阳王。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去世，汉明帝继位，徙封刘荆为广陵王，并遣之国。

然刘荆终因谋反败露自杀，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从此再未封广陵王。

“山阳邸”“建武廿八年”等字样，显示出墓主人和广陵王刘荆密切的关系，但由于缺少实证，一时无法确定墓主人身份，人们就把这座墓命名为“甘泉二号汉墓”。

1981年2月，邗江县的一位村民在“甘泉二号汉墓”周围发现了一枚刻有“广陵王玺”的金印，经专家核实，确定这枚金玺就是“甘泉二号汉墓”的随葬品，并认定“甘泉二号汉墓”的主人是东汉广陵王刘荆。

“广陵王玺”也就是东汉广陵王刘荆的佩印。

玺印制度在便已形成了统一规范，汉王朝会给分封的刘侯王和臣服国的君王颁发金玺或金印。

关于《后汉书·舆服志》徐广注云“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纽，公式朱绶”的汉代印章制度，“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的关于汉代诸侯国的记载，以及关于汉代诸侯王玺别称“方寸之印”的说法，随着“广陵王玺”的出土都一一得到了印证。

而关于汉代诸侯王玺多为鎏金，西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前称为玺、之后皆称印等说法，也随着“广陵王玺”的出土被推翻。

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朔宁王玺”“滇王之印”等虽符合汉代绶印制度，但均非汉室正统诸侯王印。

而“广陵王玺”是我国可见的唯一出自地下的汉代诸侯王金玺，其价值珍贵可想而知。

同时，“广陵王玺”证实了“倭之奴国”接受汉王朝封赏历史的真实性，开启了中日交往史研究的新篇章。

“广陵王玺”常和“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金印被一并提起。

1784年，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了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有人认为这是中日交往的最早证明，但一直存在异议。

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滇王之印”，在尺寸、质地及印钮等各方面与“汉委奴国王”金印相似，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

直到1981年“广陵王玺”出土，其尺寸、重量、花纹、雕法和字体等都与“汉委奴国王”如出一辙，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加之文献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广陵王玺”绶印时间的记载分别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和永平元年(公元58年)，前后仅相差一年。

所以，“广陵王玺”的出土，大大提高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进一步证明了《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

光武赐以印绶”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起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事实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早在秦时就有“求仙，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的传说，日本古史也有“西年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传入日本”的记载。

“广陵王玺”对“汉委奴国王”金印真实性的证实，第一次从史的角度证实中日之间的交往，表明至少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已经通达，具备海上航行的技术条件。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国秦汉时期的海疆治理经略对海外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东海航线上的这条“”，在之后的绵延千年里，在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隔千年，“广陵王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与其他历史遗存一样，见证着中国与世界的友好，而这种和谐友好的交往方式，也必将在充满活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中得以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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