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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

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

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

讽刺的是，庸碌无为的，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

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

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

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

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

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

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

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

如此循环往复，隋军无论如何攻不下辽东城，隋炀帝始终不悟。

结果，最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损失惨重。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便宜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隋炀帝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胜利的关键，实际上却是失败的渊薮。

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

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

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

”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

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

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阴谋诡计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东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

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不同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鲜卑之速叛;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

对领导者而言，如果给下级干预太多，甚至大包大揽，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结果反而没有效率。

“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

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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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原因何在？以往一些清史研究者多以年羹尧、隆科多“骄纵不法”作为唯一的答案，这是不准确的，也没有道出年、隆遇难的真相。

雍正为了制衡胤禩、、胤禵，搞了一些政治上的花样，但这些花样、戏法灵不灵，还要看雍正在政治上有无起色。

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不啻于向朝野内外宣告雍正的“知人之明”。

而且青海问题都没有解决利索，到了雍正手里不到几个月就出奇地料理干净，这让那些原本心存反对的敌对者也说不出来什么。

隆科多在拥戴雍正即位上立了第一功，年羹尧并没有直接参与拥立，所以，在雍正即位这件事上，年羹尧逊于隆科多。

可是到了清雍正二年，年羹尧建功西北，比较胤禵当初还要风光，势头开始超越隆科多，成为雍正在这一时期的头号宠臣。

年羹尧最巅峰的时候拜抚远大将军不说，还赐封一等公，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也受封一等公。

赏加太傅头衔，儿子年斌受封一等子(子爵)，说起来真是阖门显达。

年羹尧是川陕总督，可手伸得很长，云南的事情他也能管，山西巡抚不按照年羹尧的话办事，雍正就把这个巡抚给撤了。

朝廷有重大人事变动，雍正也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年羹尧保荐的人，吏部、兵部都特别重视，当做大事来办，一时号称“年选”；雍正还亲密地对年羹尧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 这还不算，雍正对年羹尧赌咒发誓说：“朕不为出色的，不能酬赏尔之待朕。

”也就是说雍正不当一个好皇帝，第一个就对不起年羹尧。

这种肉麻的话简直是亘古未见。

雍正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鲜，让驿站派人狂奔，从京师到西安只用了6天，比起当年“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杨贵妃，似乎也不差什么。

年羹尧虽说是“藩邸旧人”。

可并不真正了解眼下这位新皇帝，他满以为皇帝对他这么好，即使不能，也不至于出什么意外。

所以，他根本不做多余的考虑，进京朝觐时，王公大臣下马问候他，他也就点点头，有些臣僚跪接，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年羹尧气焰熏天的同时，隆科多也风生水起、煊赫一时。

隆科多拥戴雍正即位，受封太保、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大清会典》总裁官、《》监修总裁。

雍正提到他总是叫他“舅舅”，亲热程度是比较少有的。

年羹尧得宠看不起隆科多，雍正当然不能告诉年羹尧隆科多拥戴他即位的事，只能旁敲侧击地说：“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 隆科多一人兼了这么多的“臣”，威猛程度明显高于年羹尧，雍正还怕这两人心里彼此结成什么疙瘩，专门指定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为儿子。

隆科多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得到这个过继的年熙便告诉雍正说：“臣命中当有三子，今得皇上加恩赏赐，直如上天所赐。

”他还表态说：“我二人(指他和年羹尧)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

” 这就是他准备和年羹尧团结到底的意思，雍正、年羹尧、隆科多“三位一体”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样”，没有像雍正自己说的那样，更没有像年、隆期待的那样，不过一年多的光景，新皇帝就翻脸了。

雍正为什么对年羹尧、隆科多翻脸？年羹尧、隆科多本来是雍正对付胤禩集团的两把利刃，没想到先于胤禩集团走向覆灭。

到底原因何在？以往一些清史研究者多以年羹尧、隆科多“骄纵不法”作为唯一的答案。

这是不准确的，也没有道出年、隆遇难的真相。

“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的历史现象尽管较少，可并不是没有。

我们先来看年羹尧的下场。

年羹尧在雍正眼里是一个有“前科”的人物，早在皇子时代，雍正就因为年羹尧曾经示好于皇三子胤祉的门人孟光祖而大动肝火，骂年羹尧是“恶少”。

还威胁年说要去皇帝那里揭发，搞得年羹尧不得不俯首帖耳。

可是，年羹尧虽说是雍正所谓的“藩邸旧人”，但毕竟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雍正贵为皇子却没有直接统属年羹尧的权力。

最让雍正深感忌讳的是，皇九子胤禟曾派外国人穆景远拉拢年羹尧，穆景远对年羹尧说：“九阿哥貌似有福之人，将来很有可能会被立为皇太子。

”年羹尧并不为所动，可这一场景却被雍正深深地记在了心上。

此后胤禟被软禁在西北交给年羹尧管理，年羹尧上奏说胤禟“颇知收敛”，这明里已经给胤禟说好话了，雍正不以为然地批驳说，胤禟是奸宄叵测之人，继续提防才行。

可见在整治胤禩、胤禟这件事上，雍正、年羹尧是有一定分歧的。

因为年羹尧军功显赫，他被贬到杭州时，坐在涌金门一侧，见到年羹尧都不敢上前，说“年大将军在此”而作为后来雍正确定的皇储。

也对年羹尧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坚持认为像年羹尧这样难得的名将应该留下来应对西北的战事，此事来自于《永宪录》的记载。

当时朝中无人敢对年羹尧事件发表真实看法，只有弘历一个人这么说，可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从后来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缺乏得力的大将这一事实来看，弘历的建言比较具有远见。

年羹尧如此人望，也就差一死了。

年羹尧既死，“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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