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国：伊洛瓦底江流域佛教古国，都城为卑谬，有18个属国

骠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骠国以毗湿奴城为中心，后期骠国则以室利差罗城为其国都，作为前后期骠国的联系环节，是汗林。

在这漫长的9个世纪中，骠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关于前期骠国的情况，中国古籍已有一些记载，但十分简单缅甸工作者已经发掘了毗湿奴和汗林古城，这些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骠国的认识。

关于后期骠国，缅甸的考古材料和中国古籍的记载都十分丰富。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已能勾勒出骠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公元前后，缅甸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在金石并用时代就产生了早期国家。

骠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关于骠国的称号，《新唐书》卷223列传下《南蛮阁传》中说，“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婆国人曰徒里拙”。

毗湿奴时期，骠人已经建立了城市。

毗湿奴可能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出土文物的碳测定表明，这一遗址大约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城市很大，每边的城墙的建筑材料是砖和泥土没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

从这些方面来看，毗湿奴城还是较为原始的早期城市。

在毗湿奴城内发现约有100个古建筑遗址。

在城中心稍靠西北的地方，有一个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米的高地，周围有古砖墙环绕，很可能是当时王宫的所在地。

在王宫南部，有一个长20米，宽10多米的大砖房，里面设有小房间，很可能是当时大会议厅的遗址。

从这一发现看，毗湿奴时期的骠国，可能还没有最后脱离原始部落联盟阶段。

在毗湿奴城还没有发现一件与宗教有关的实物，很可能毗湿奴时期的漂人还没有受到来自印度的宗教影响。

与文字有关的实物，也仅找到一颗印章。

从印章上的字迹来看，估计是由印度文字演化而来，据此还很难断定骠人是否已经使用文字。

这些文化现象也表明，毗湿奴还处于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

在毗湿奴城也很少发现生产工具。

在一座建筑中发现大量陶器残片，说明当时制陶业和农业都已有较高发展水平。

其他的出土文物，有与建筑物有关的圆钉、铁条、灰泥块，还有土珠、石珠、料珠等饰物。

由此可见，当时的骠人已知道使用铁器，但其饰物还是很原始的。

此外，还发现了少量小银币，但尚不清楚是当地铸造的，还是后来从室利差罗传入的。

骠人盛行瓮葬，人死后将尸体火化，骨灰装入瓮、罐中。

在毗湿奴发罗时期的骠人，是完全相同的，反映了骠人共同的文化形态室现了大量的骨灰瓮、罐。

毗湿奴骠人的墓葬习俗，同后来汗林、室利差到汗林时期，骠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缅甸考古学家认为，汗林时期的骠国文化，既与毗湿奴时期有相似之处，又与室利差罗时期有密切关系，是联系这两个时期的中介或过渡时期的文化。

汗林时期，骠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汗林遗址出土的铁器更多，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铁工具，如铁凿子、扁斧、钳子、刮刀、铁铲、铁链和铁钉等，另一类是武器，有刀、剑、矛头、斧头、箭等。

出土的铜器有铜镜、铜匕首等。

在汗林遗址很少发现金属农具，也许在当时金属还较为珍贵，还没有广泛地使用。

相反，在汗林发掘出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工具，其中有石斧、石环等。

可见，石农具在生产活动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汗林时期的商业，也比毗湿奴时期发达，主要反映在出土的货币较毗湿奴时期的更多。

汗林周围一带，在耕田犁地时，也往往有骠钱币出土。

出土的不仅有汗林当地的钱币，还有来自室利差罗的。

在室利差呾罗也多次发现汗林钱币。

这说明两地有较多的贸易交往。

汗林时期骠文化分布的范围大致为:以汗林为中心，东边越过伊洛瓦底江到达新固、马达牙一带，西边越过钦敦江到阿亚多镇区，南边到达伊洛瓦底江与模河汇流之处的敏巫镇区。

汗林骠人肯定已开始使用文字。

早在1904年，就在汗林古城墙外东南角发现一块石碑，上面有两种文字的碑文，一种是骠文，其文字与室利差呾罗石质骨灰罐上的骠文字母形状相似，共两行。

每行骠文文字的下面，都用梵文刻着几个字。

据考证，其年代为4世纪，这是最早的骠文之一。

第二块石碑是1929年在第一块石碑出土处的南边发掘到的，碑文共八行字。

缅甸考古学家认为，其年代为7—8世纪。

在汗林也没有发现能够确凿证明当时居民宗教信仰的出土文物。

但出土的一块碑铭，上下两端有浮雕人像，中间刻有骠文，上端雕刻的似乎是神像，很可能或已传入缅甸。

汗林的骠文化，一直延续到9世纪。

在室利差呾罗时期，骠国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始于4世纪。

之所以称为室利差咀罗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骠人在室利差罗建立了他们的首都，以此为中心，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骠国。

室利差罗这一名称，始见于中国的《大唐西域记》。

该书第十卷“三摩呾吒国”条说:“从此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罗。

” 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卷“东裔诸国”注也提到室利差罗国。

《新唐书》和《》则称其为骠国。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室利差呾罗的始建年代，最早不会超过2世纪，而其鼎盛时期，则为5世纪到8世纪。

9世纪南诏军队侵入，室利差罗走向衰落。

本书所说的作为骠国发展后期的室利差罗时期，为五六世纪之交，到9世纪中叶南诏军队攻陷室利差罗。

至少到7世纪时，骠国已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旧唐书》第卷骠国条说:其国境，东西3000里，南北3500里。

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

《新唐书》则说骠国“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比《旧唐书》所说的要更大些。

综合中国史籍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室利差罗时期，骠国的疆域东起萨尔温江流域，西接阿拉干和今印度曼尼坡，北与南诏境相邻，南临孟加拉湾。

但从缅甸的考古发掘看，骠文化还传播到了今缅甸南端的丹那沙林，和西部的阿拉地区。

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源文化遗迹，在阿拉干还发现了骠文碑铭。

室利差罗时期的骠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它似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很可能是以室利差罗为中心、为霸主的，包括各属国和臣族部落的松散的国家。

《新唐书·骠国传》说，骠国有18个属国、9座城镇和298个部落。

但是，所列举的属国、部落，只有极少数的还能考证出来。

8世纪以后，中国云南地权南诏的势力向南发展。

南诏保和九年，南诏攻伐骠国，掠其民3000余人，迁到拓东835年，南诏军队又攻入骠国的属国弥臣。

此后，镖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

但直到12世纪中叶，骠国的文字仍然为当地居民使用。

13世纪中国史籍中还有关于骠人的记载。

这很可能因为骠国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保持着部落联盟特点的国家。

因此，一旦国都被攻破，这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就陷于分裂，各属国和各部落在其自己的地域范围内活动。

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骠族逐渐与一些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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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

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

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著有《简斋集》。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翻译及注释翻译自从金人的铁蹄踏碎了祖国的河山，十年了，回望故乡洛阳，路是那么的漫长。

岁月使我变得衰老不堪，今天，我独自一个，流落在青墩溪畔，在煦煦春风中，欣赏着盛开的牡丹。

注释①一自：自从。

②胡尘：指金兵。

入汉关：指入侵中原。

③十年：从靖康二年（1126）金兵攻陷汴京到诗人作此诗时整整十年。

④伊洛：河南的伊水和洛水。

《国语·周语》云：“昔伊洛竭而复之。

”因此，“伊洛”既指诗人的故乡洛阳，又暗寓他亡国的悲痛。

⑤青墩：在今浙江桐乡，当时诗人所居处。

⑥龙钟：年老体衰，行动不便的样子，诗人自指。

时诗人四十七岁，却有老态之感。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赏析作者陈与义是南北宋相交时的著名诗人。

这首诗是作者南渡后于绍兴六年(1136年)居住在青墩（今浙江桐乡县北，与乌镇隔水相望）时所作，距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正好十年。

“十年伊洛路漫漫”中“路漫漫”既是说离自己的家乡洛阳（伊水、洛水）是路途遥远，也是说家乡被金兵占领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久了（十年）。

在这首诗里，作者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在观赏，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时间我才能再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

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作者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创作背景这首诗作于绍兴六年（1136），当时陈与义以病告退，除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寓居浙江桐乡。

他虽身离官场，但心系魏阙，对国事非常关心。

陈与义是洛阳人，洛阳以牡丹闻名天下，因此他见到眼前牡丹盛开，勾起了伤时忧国的情感，写下了这首传布人口的佳作。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赏析二诗题是咏物，诗的内容实际上是藉物抒怀，所以不用咏物诗格，一开始就以回叙当年寄情。

诗写道，金兵入汴，已经十年，自己流离失所，漂泊无依。

“路漫漫”三字，表现了诗人很复杂的心理，既是说国运不昌，中原沦陷，无由再游故地，再赏洛阳牡丹，也是痛惜家国，不能回乡；又有感叹前途渺茫的意思。

由国事、家事、自身事，逼出下句，说自己老态龙钟，独自在桐乡青墩溪边，默默地对着牡丹。

末句有有余不尽之意，非常含蓄。

独立花前，不忍离去，显然不单独是赏花，更主要的是怀旧。

所怀内容，就是上文感叹“路漫漫”的无限心事。

这样收煞，诗便充彻着凄凉悲伤，于平淡处涵有浓郁的情感。

诗到末二字方才点题“牡丹”，使前面所流露的感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是点睛之处；到这句，读者才领会到，诗中的怀旧，都由独立看牡丹而生发，末句的次序应是第一句。

短短四句诗，使人仿佛见到诗人独自一人在牡丹花前怆然伤怀，悲苦欲泪，给人以强烈的感受。

读这首诗，很容易使人想到唐岑参的《逢入京使》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陈与义这首诗很明显受到岑参诗前两句的影响，但岑诗是怀乡，陈诗却凝聚着国恨家仇，感情更加沉痛深刻。

诗末句以花前独立蒙浑而出，包涵无限，这样写法，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元稹《智度师》诗：“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

”诗写一位在战场上立功的老将，晚年出家为僧，站在天津桥上，没人知道他往日的英雄业绩，只好目送夕阳西下。

末句勾勒出智度师无限心事。

陈与义的诗手法与元稹相同，一是写己，一是写人，都表现得很蕴藉深至。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鉴赏借《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以抒发国家兴亡之感，思念故园之情，是这首绝句的特色。

在构思和手法上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极为相似。

杜甫用“江南好风景”来烘托感昔伤今和漂泊他乡的凄苦之情，陈与义用看异乡的牡丹来抒发万千感慨，都是以乐景写哀情，起到倍增其哀的强烈艺术效果。

前半回忆往事，既有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的意味，也有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慨。

“国破家亡欲何之”这和杜甫因安史之乱而漂泊江湖，走投无路的境况也很相似。

对于历史背景的交代陈与义更为明确。

后两句化用张商英“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但陈与义写得更为含蓄，更为深沉。

杜、陈二人体验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一样，所表现的情景都和自己的生活血肉相连，所以写得一样深刻。

而艺术技巧还是杜甫技高一筹，写得更含蓄。

《咏牡丹》陈与义 古诗情感手法诗人的家乡洛阳是有名的牡丹之乡。

从金兵入侵中原，诗人避乱南奔，有十年之久，忽然在异乡见到了故乡的名花。

诗人感慨万千，国家局势的动态和个人身世的飘零使诗人以牡丹为题，抒发了自己真挚强烈的伤时忧国之情。

诗作苍凉悲感，言短意深，对故乡的怀念，对金兵的仇恨，成为强烈的弦外之音。

全诗自然流畅，“用诗深隐处，读者抚卷茫然、不暇究索”（楼钥《简斋诗笺叙》）。

葛胜仲所谓陈与义晚年“赋咏尤工”（《陈去非诗集序》），确非虚语。

除《牡丹》诗外，陈与义还有另外一首咏物名诗《春寒》：“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

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

”两首诗所咏之花虽异，而情怀、笔法皆同，都是写“名花苦幽独”的伤感，表现一种怀才不遇的孤独感和失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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