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女王会支持海盗劫掠行为 难道真的是穷疯了吗
” 海盗本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上面的歌词出自一首流传久远的海盗之歌。
十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几乎
【千问解读】
” 海盗本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上面的歌词出自一首流传久远的海盗之歌。
十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几乎垄断美洲与欧洲的贸易， 商船满载金银财物的刺激下，大西洋上的海盗劫掠蓬勃兴起，尤以英国、尼德兰和法国海盗为盛。
◢ 皇家海盗、海军与王室财政 这一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海盗兼冒险家是英国人 弗朗西斯.德雷克 。
德雷克早年追随表兄 约翰.霍金斯 从事奴隶贸易，偶尔打劫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
1568年的一次奴隶贸易途中，德雷克与霍金斯所在的两艘劫掠船之外，所有英国船只都被西班牙军队击毁。
从此德雷克与西班牙结下了深仇大恨。
约翰.霍金斯(1532-1595年) 1571年，经过长期准备，德雷克大肆劫掠西班牙加勒比海地区港口和商船，带回6.6万英镑的财富。
1577年，德雷克绕过麦哲伦海峡到美洲西海岸劫掠，掳获金银珍珠宝石无数，其后 德雷克率船队横穿太平洋和印度洋于1580年返回英国，成为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人。
这一时期以德雷克和霍金斯为代表的海盗被称为 皇家海盗 ，因为他们得到了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 的默许甚至鼓励，拿到了官方授权—— 私掠许可证 ，可以拦截、攻击、俘虏和抢劫敌对国的商船，甚至袭击敌对国殖民地的港口，无论两国是否处于战争状态。
普通海盗被俘会被处死，持有私掠许可证的海盗有时可获得战俘待遇。
德雷克的海盗船“金鹿”号 为什么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海盗劫掠行为，而不动用海军与西班牙正面交战?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当时的超级海洋强权，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合并后，西班牙全球霸主地位更为稳固，十六世纪晚期海上实力迅猛窜升的尼德兰 (即今天的 荷兰 )也很少在大西洋公开挑战西班牙，尼德兰和法国都或明或暗地支持海盗私掠来分享美洲财富、削弱。
英国海军在前期一度大力发展。
亨利八世死后，海军管理不善导致腐败横行和维护保养不力，舰船数量锐减。
到1565年伊丽莎白在位时，可航行的大型舰只仅有17艘，亨利八世时最多有86艘。
都铎王朝的债务负担更是。
亨利七世掌权时厉行节约，财政盈余丰厚。
继位的亨利八世肆意挥霍，并再度萌生对法国领地的幻想。
他多次进攻法国而且与苏格兰开战，一共消耗了214万英镑军费，相当于王室年收入的十倍。
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执政期间，王室财政并没有多少改善。
玛丽一世信仰天主教，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联姻，竟然投入巨资到西班牙海军建设。
因屠杀新教徒而被称为“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就面临前任欠下的25万英镑债务。
她在位前期不得不谨慎开支，海军建设所需的巨大投资只能缩减。
海盗作为英国海军的补充不失为一个折中、但也颇有成效的政策。
女王也打出宗教牌。
英国成为 新教国家 不久，国内天主教势力与西班牙帝国勾结，寻机翻盘，因此海盗劫掠被视作保护英国不被天主教国家西班牙侵犯的爱国行为。
伊丽莎白在位后期，英国最多有两百艘志愿船只加入私掠巡航。
支持海盗冒险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增加王室收入。
早在1564年，伊丽莎白就以自己的海船“ 吕贝克的耶稣 ” 入股投资霍金斯的船队，而德雷克的那次环球远征带给王室26万英镑收入。
◢ 海盗大臣、指挥官与无敌舰队 伊丽莎白因为支持民间私掠被称为 “ 海盗女王 ” ，当时的海盗领袖则是女王的“海上看门犬”。
伊丽莎白早就意识到英国海军内部腐败问题，1569年任命深得她赏识的霍金斯担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专业顾问。
霍金斯凭借多年的私掠和航海经验，设计建造出“ 复仇 ” 号。
这个五百吨的战舰属于中型船只，远比排水量更大的西班牙大帆船低矮，但速度和敏捷性胜出、造价低廉，而且装备射程远、射速快的船舷炮。
“ 复仇 ” 号 正是日后与作战的英军指挥舰之一。
“复仇”号战舰 1578年起霍金斯担任海军财务总管。
海军腐败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但在他主持下，一共建造出16艘新式战舰，性能大幅提升，为与西班牙开战打下坚实基础。
1587年2月， 曾经的苏格兰女王、英国天主教势力领袖、有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玛丽.斯图亚特被囚禁多年后，终被伊丽莎白送上断头台，这成了西班牙与英国开战的导火索。
导致战争的原因还包括英国派军支持新教的尼德兰反叛西班牙，以及海盗劫掠引起的损失及强烈不满。
英西海战本来能于1587年爆发，但已为英国海军效力的德雷克袭击了西班牙军港加的斯，击沉数十艘补给船只，同时在回程劫掠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私人货船。
德雷克的成功偷袭将战争延迟一年，为英国赢得了更多准备时间。
1588年与 无敌舰队 的决战中，英军只有34艘主力战舰属于王室，其余100多艘来自武装商船和民船，当时很多武装商船与海盗私掠船界限并不分明。
霍金斯和德雷克是英国舰队的实际总指挥和前锋指挥官。
遭火攻的无敌舰队 历史学界早期观点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是由于英军性能先进的战舰和优势火力， 但真正原因一是西班牙的海陆入侵计划过于复杂，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和组织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原因是无敌舰队返回途中不断遭遇风暴。
英国人毕竟赢得了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无敌舰队出征的130艘船只，仅有50多艘返回西班牙。
德雷克因在海战中的出色指挥，受封爵士，达到了个人生涯的辉煌顶点。
无敌舰队航行路线图，黑色小船代表沉没地点 西班牙并未因此战失败而丧失霸主地位，英国也没有迅速崛起为海上强权。
不过，英国人确实有机会一举歼灭无敌舰队的残余舰只，从而彻底扭转英西海上力量对比，历史走向或许会因之改变。
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为什么? ◢ 伊丽莎白的困境和选择 1588年下半年，英国得知无敌舰队残余舰只的停泊地点，欲派军偷袭。
由于支援尼德兰和与西班牙开战已经花费至少42万英镑，女王财政捉襟见肘，只能采用股份制组织这场远征。
女王承担三分之一的军费，剩余费用由陆军司令诺里斯、海军指挥德雷克以及商人自筹。
诺里斯和德雷克都认为无敌舰队残余无足轻重，他们有自己的盘算：攻占里斯本，策划葡萄牙独立，断西班牙之左臂。
这个计划野心之大，与无敌舰队远征不相上下，却是一场失败概率极高的豪赌。
在早年海盗生涯德雷克就是一个敢下赌注的冒险家，他也确实多次成功，但1588年之后，命运女神不再眷顾他。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年) 伊丽莎白为这场远征的商业性质付出了沉重代价。
她不断施压德雷克和诺里斯，指示他们把彻底消灭无敌舰队和其他西班牙船只作为首要目标，但仍无法阻止他们进攻里斯本。
海盗和赌徒容易被最直接的回报诱惑，而不计代价。
德雷克率领舰队在里斯本附近的克鲁那疯狂劫掠了两个星期，丧失了偷袭的突然性，西班牙做好充分准备应敌。
围攻里斯本失败，水兵和步兵因为逃亡和疾病严重减员，远征军费十万英镑，远超预期，结果还是女王出了六万镑摆平。
对英国来说，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失去了，如果能全歼西班牙本土海军，其贸易路线丧失有力保护，西班牙也就缺乏来自美洲的白银和波罗的海贸易的木材重建海军，英国趁机称霸大西洋并非可望不可即。
偷袭里斯本失败之后，1591年西班牙海军实力完全恢复。
1595年德雷克又提出了一个大胆惊人的计划——占领巴拿马地峡，切断西班牙的美洲陆上运输线。
这次女王出资三分之二，并且指派老成持重的霍金斯控制德雷克，但德雷克和霍金斯一路争吵不断，德雷克指挥也出现重大失误，远征又失败了，两个著名海盗头病死途中。
伊丽莎白一世(1559-1603年在位) 十六世纪最后几年，英国又对西班牙发起了两次远征，1597年那次，英国甚至有机会全歼西班牙第二支无敌舰队。
伊丽莎白没有吸取教训，仍然采用与商人合资这种方式。
结果一旦到了海上，远征军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劫掠攫取财富，英国的战略目标被弃之不顾。
伊丽莎白之所以与海盗和商人合资负担海军费用，是因为她在位后期，王室财政支出连年居高不下，军费主要用在欧洲大陆。
当时西班牙欲称霸欧洲，伊丽莎白奉行大陆势力均衡政策，出钱出人与尼德兰人联手抵抗西班牙，同时支持当时信仰新教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镇压国内天主教势力，甚至花钱请德国新教诸侯派兵支援法国。
仅为援助亨利四世，女王就花费了37万英镑。
对于英国而言，如果西班牙控制了尼德兰、击败法国，英国将直接面对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进攻，这要比无敌舰队的远征可怕得多。
因此女王分清主次，将主要资源用于欧洲大陆。
英国力挺之下，法国暂时摆脱了宗教斗争，成为制约西班牙的重要力量，尼德兰北部成功独立。
1580年的西班牙帝国欧洲部分，浅绿色为尼德兰 十六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在人口、王室财政和军事实力上都远不如西班牙，比法国也相差很多。
无敌舰队败北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有机会彻底荡平西班牙海军，改变海上弱势地位，但是海军军费不足以及海盗、商人的经济动机导致一再错失良机。
英国海盗长期劫掠给西班牙贸易造成较大损失，但不足以动摇帝国根基。
伊丽莎白的大陆政策和军事行动，为阻止西班牙称霸、保持欧洲势力均衡做出了很大贡献，英国本土安全也大致无虞。
英国海军的真正强大还要等待数十载，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也要到十七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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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谜：为什么很少发现元朝历代帝王陵墓?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
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
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
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网络配图 当年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
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
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
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
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
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
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网络配图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
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
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
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
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
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
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网络配图 元朝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
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地编造，使后代很难了解这方面的真相。
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
但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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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什么出台官员只可骑马禁止乘坐轿子的规定
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
清初，从王公贵族、官员到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 武职官员要带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轿，原本是中国王朝的一个传统，如《野获编·勋戚》卷五载：“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
即上马，不许用橙杌。
” 以骑射取天下，对此项制度的继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入关后，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所以对于官员坐轿之事，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
顺治四年及九年，清政府两次颁布有关制度，在提到乘轿与骑马一事时，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
当然，出于礼法的需要，清政府有时对乘轿一事也有关注。
如顺治四年五月，有官员就平西王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平西、恭顺、智顺、怀顺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
但大体上，不论满洲王公还是八旗将领、官员，一般均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所以虽然定了乘轿的规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网络配图 随着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弃马乘轿者渐多 康熙以降，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经济渐趋繁荣。
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
不仅王公贵族，而且旗籍官员、汉族中的武职将帅多有弃马乘轿者。
此种现象在康熙时即已引起当朝注意，雍正、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旗员与武职官员不准乘坐轿子的规制。
康熙二十七年，曾下令将一名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
雍正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
嗣后副参游守等官概不许坐轿，以长怠惰之习。
倘有不遵，该督抚提镇即行指名题参。
”雍正六年出台规定：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不乘马，“擅自违制乘轿者，革职”。
当然，雍正时期的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还没有对旗籍官员乘轿一事作出规定。
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规定，到乾隆时期成为定制 乾隆时期，陆续出台了禁止武职官员、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乘坐轿子的规定。
乾隆五年，针对汉族武职官员多有乘坐轿子的情况，重申了雍正时期的规定：“自副将以下至都司守备，俱公然乘坐四轿，甚至有前呼后拥，喧耀街衢者……各省督抚提镇，务将朕旨通行申饬。
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题参，交部议处。
” 乾隆十二年，下令禁止年轻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职大臣乘轿：“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
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
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
此关系我满洲旧习，着力行禁止。
”至于旗籍武职大员，“自应遵照旧制骑马，以为所管辖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则官兵技艺，安望精熟。
” 乾隆十四年，进一步强调外放为官的旗籍文武官员，60岁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轿。
乾隆十五年，细化了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
规定所有旗籍文职大臣，除60岁以上，身体的确不好者，一律禁止坐轿。
除辈分高于和年纪很大的以外，王公亲贵亦禁坐轿。
有乘轿资格的年轻亲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礼仪场合需要“列仪卫”，可以坐轿子以外，平时一律骑马。
倘禁止后有坐轿者，着察旗御史即行察参，若御史不参奏，经访闻，连御史一块治罪。
网络配图 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发布禁止乘轿的上谕后，有的官员以为皇上是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乾隆帝不得不再次发布上谕，反复说明不许坐轿的意思：叫你们不坐轿，不是说你们没资格坐轿子，也不是你们不应该坐轿子，而是要你们保持“娴习武艺”，不要把满洲人的传统全都丢光了。
乾隆二十二年，对于外省旗籍武职官员也明确规定：“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视在京都统副都统，凡武官皆乘马，将军、都统、副都统、总兵官，有老年不能乘马者，听奏明请旨”。
亦即说，不仅旗人，绿营汉族将领都不得坐轿，年老体弱的要请旨，得到批准后才能坐轿。
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 清朝对于违制乘轿的官员进行惩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开始。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项规制，都难以贯彻到底，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也是如此。
其间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
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当局出面给予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
如，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武臣无乘轿之例，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着格外。
赏令乘轿。
”但这种特许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员感到乘轿也是一种尊荣，遂出现效仿者。
如年间，特许因保卫皇帝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乘轿，却导致一班官员“继者亦相率因之”。
同时，也有一些特许，使贪图安逸的官员有了乘轿口实，如曾在谕令中说，如遇到“，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等情况，可以允许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竿之类，这导致一些官员以此为由，寻机违例乘轿。
大体上，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越到后期，处罚越轻。
有时是以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有违制坐轿这一条。
道光时，尚有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被革职的事例，后来，类似的严厉惩治渐渐减少。
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整饬营伍，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公然乘轿，毫无顾忌。
旧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
但到了处罚时，却又说“姑念相沿旧习，量予从宽”。
只不过是“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而已。
网络配图 公然违制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乾隆时出征台湾的大将军，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36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
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
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很多，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
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违制之事渐渐相沿成习。
无独有偶，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
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錱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专制时代的政令，往往难于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于此类违制行为，也多是有人举报、弹劾时才进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时才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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