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趣闻:秦始皇嬴政临死之时太子扶苏在干什么?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5 点击数:
简介:红潮导语:这一道伪造的诏书导致自杀,下狱。

修长城是为了阻挡北边蛮族的入侵,可是长城造好了,扶苏和蒙恬这两位巨人长城,却被、和三人联手自毁,种下了灭亡的前因。

【菜科解读】

红潮导语:这一道伪造的诏书导致自杀,下狱。

修长城是为了阻挡北边蛮族的入侵,可是长城造好了,扶苏和蒙恬这两位巨人长城,却被、和三人联手自毁,种下了灭亡的前因。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公元前210年),中国史上第一个秦始皇的末日来临了。

巡游到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时,秦始皇病重,命宦官赵高给远在北部边防的长子扶苏写信,让扶苏把兵权暂时交给大将蒙恬,自己赶回咸阳参加秦始皇的葬礼。

这通诏书,无疑就是宣布皇位的归属,长子扶苏将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

秦始皇驾崩的现场,只有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宦官赵高等五六个人在,他们把秦始皇的遗体放置在一辆又保温又通风凉爽的车子里,百官该上奏还上奏,该进饮食还进饮食,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只是秘不发丧。

这一年,胡亥刚满19岁。

猝遇这样的事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胡亥处于观望状态。

太子显然是哥哥扶苏,但是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和皇帝的玉玺(这块玉玺就是根据著名的璧制成的)都存放在赵高手中。

没有人不想做皇帝,可是胡亥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他只能观望。

网络配图 赵高第一个出场。

他游说胡亥说“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扶苏继位后你胡亥可能就毫无立足之地了,还是你来做皇帝吧。

胡亥当然想做皇帝,可是最顾虑的是丞相李斯的态度,于是胡亥先装模作样地推辞了一番,说:“废掉兄长而立弟弟,是不义;不遵守父亲的诏令,是不孝;我才能微薄,勉强依靠别人的帮助继位,是无能。

这三项都是逆德而行的事,大逆不道,如果天下不服我,我还想不想活了?” 如果不了解胡亥继位后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光听这几句漂亮话,还真以为这个人能够明辨是非呢。

可惜,面对赵高的步步紧逼,胡亥紧接着就问:“现在还没有发丧,也没有安葬,就和丞相说这件事,丞相会怎么想?”这句问话暴露了胡亥的野心,也暴露了胡亥的最大担心:李斯是什么态度?他是偏向扶苏还是偏向我胡亥? 于是,赵高的第二个博弈对象就指向了丞相李斯。

赵高是个很有策略和手腕的人,他找到李斯,直接了当地问李斯:“皇上驾崩,给扶苏的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手中,到底把谁立为太子,这件事只有你和我两人说了算。

丞相以为如何?”诏书和玉玺明明都在赵高手中,他却偏偏说是在胡亥手中,看来如果李斯不能遂赵高的愿,赵高一定会假借胡亥的名义除掉李斯。

球踢给了李斯。

李斯显然深刻地洞悉其中的利害。

李斯的答复波澜起伏,一波三折,其中蕴涵的激烈的心理变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来,恍如目睹耳闻。

李斯先是地回避这个问题:“赵高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之言!这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应当议论的。

” 赵高显然早就做好了准备,洞悉入微,一语点破李斯的软肋,“丞相自忖您和蒙恬将军谁的能力更高?谁的功劳更大?谁更能深谋远虑,?天下的百姓更拥戴谁?扶苏更信任谁?” 这五句话问出来,犹如抛出了五枚重磅炸弹,炸得李斯晕头转向。

他故作糊涂地问赵高:“这五项全能我都比不上蒙恬将军,你这么苛责我干吗?” 这句软弱无力的反问自然在赵高的意料之中,他回答说:“我赵高本来就是一个宦官的厮役,仅仅因为熟悉法律文书,很幸运地被选入宫中。

我管事二十多年来,还没有见过丞相和功臣的封荫有能够延续到第二代的,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杀身亡。

皇上的长子扶苏刚毅勇武,知人善用,士人都愿意为他效劳。

他一旦继位,必定用蒙恬将军为丞相。

到时秋后算账,清算旧臣,您怎么还能够以通侯的身份衣锦还乡呢?相反,胡亥仁慈敦厚,轻财重士,口头上虽然没有表白过对丞相您的信任,但是心里明白。

如果立他为太子,对我们这批老臣肯定是尊重的。

”网络配图 李斯回答说:“你这是越俎代庖。

我李斯只听从皇上的诏令,至于我个人的命运嘛,那就听天由命吧,有什么可忧虑的?” 赵高步步紧逼盯人:“安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看着安全,也许其实危险;看着危险,也许反而安全。

不能早日决定安危,怎能称得上圣明?” 李斯回答说:“我李斯只不过是一个上蔡闾巷里的布衣而已,皇上所以擢我为丞相,封我为通侯,子孙也都封官进爵,是将社稷的存亡安危嘱托给我了,我怎能辜负皇上呢!再说忠臣只求尽忠,不能怕死;孝子不能因为过于勤劳而有害身体,无非是各守其职罢了。

请您别再说了,别让我跟着你做同案犯。

” 赵高继续步步紧逼盯人:“世上哪里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呢?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能够顺应时势。

俗话说得好:。

” 然后赵高图穷匕现,开始赤裸裸地威胁李斯:“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手中,可以说天下的命运现在都悬于胡亥之手,如果你胆敢以下犯上就是反叛!你想一想吧!” 李斯继续重复他的那一套大道理:“晋国更换太子导致三代不得安宁;兄弟争位,哥哥被杀身亡;殷纣王滥杀无辜,不听的劝谏,结果亡国。

倒行逆施,我李斯岂是那种人!怎能参与你们的阴谋诡计!” 和赵高的言辞比起来,李斯的答辩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赵高句句都打在李斯的七寸上,李斯却只能用这些道德高调来替自己辩护。

道德高调华丽而眩目,却无法把控当下的命运。

果然,赵高放出了杀手锏:“上下一心才是长久之计。

您若听从我的计策,定会长保侯位,世代相传;若不听从我的计策,定会祸延子孙。

何去何从,您自己考虑吧!“ 这是致命的一击。

这是最后的通谍。

这是燃眉的灾祸。

这是两难的选择。

李斯垮了。

他仰天长叹,:“嗟乎!谁让我遭逢到这样一个乱世呢!既然不能尽忠而死,到底把我的命运寄托到哪儿呢?”这就等于是默认了。

赵高博弈成功,回报胡亥表功:“我奉您的命令去游说丞相,丞相他怎么敢不奉令呢!” 于是三人谋虎,诈为秦始皇诏丞相,立胡亥为太子。

又矫诏赐扶苏:“你和蒙恬将军统率数十万大军屯边,十几年来不能前进一步,耗尽人力却无尺寸之功,反而屡次上书诽谤我的,因为不能解职回京做你的太子而日夜怨恨,这是大不孝,令赐剑自裁!蒙恬将军不匡正扶苏的错误,也应该知道扶苏的图谋,这是不忠,赐死!”网络配图 这一道伪造的诏书导致扶苏自杀,蒙恬下狱。

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阻挡北边蛮族的入侵,可是长城造好了,扶苏和蒙恬这两位巨人长城,却被胡亥、李斯和赵高三人联手自毁,种下了秦朝灭亡的前因。

于是三位阴谋家护送秦始皇灵柩返回咸阳,发丧,立胡亥为皇帝,赵高因功至郎中令,时刻服侍在秦二世身边,掌握大权。

秦二世刚刚继位,就暴露了之徒的本性。

他向赵高请教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恣意取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且“终吾年寿”,一辈要这样过! 赵高马上恭维秦二世说这正是贤明皇帝的行事,然后又以沙丘之谋百官怀疑的名义进谗言说,要施行严法苛刑,犯了罪的要连坐、灭族,让贫者富,贱者贵,以此扫尽先皇的旧臣,换上秦二世和赵高的亲信。

于是咸阳城,这座横跨渭河南北的宏大都城里,开始了血腥的政治大清洗,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皇亲国戚,被杀被连坐的数不胜数,《秦律》也因此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

后来李斯也被杀人灭口。

太子继位才能转正,因此,胡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太子。

这个太子在皇上驾崩的时候,名义上处于观望状态,实际上却和赵高狼狈为奸,舌战李斯,在秦始皇驾崩的现场上演了一幕登基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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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是怎么回事?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之谜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

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

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丞相、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

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

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

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韩众、、卢生等人寻求仙药。

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忐忑不安。

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

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

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

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

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

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

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

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

“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

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

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

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

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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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嬴政暴政背后的三个“刽子手”:究竟是哪位?

一 时,有个超级聪明的大学问家,叫。

他写了篇文章《过秦论》,标题的意思是说:讨论一下所犯的严重错误——之所以研究已经灭亡的王朝治政得失,是以史为鉴,警示来者,避免重蹈覆辙而已。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前,所面对的对手极其强大,大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当时秦帝国的对手,像什么、、、、、,无一不是英雄之辈。

但这么多的英雄,在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之前,俱化尘泥。

而后,当秦帝国一统天下,却突然冒出来两个布衣百姓——和,这俩人说不过苏秦,吵不过乐毅,打不过吴起,算不过孙膑,拼不过田忌,斗不过廉颇,可是此二人轻抬腿,一脚就把个秦帝国给踹哗啦了,何以如此呢? 贾谊解释说:无他,功业相反也。

啥叫功业相反也呢?古史理论学者告诉我们,就是秦帝国的政策没有依据时代变化而调整。

以前,征伐天下时,难免要役使民众,劳力天下。

但等到六合尽扫,四海归一时,就应该相应地调整政策,由战时管制向民生经济转变。

秦帝国至少有两次大的时机,可以调整政策,稳定民心:一次是六国灭、四海一的始时代;另一次是始皇死、二世继的时候。

但遗憾的是,秦帝国却放弃了这两次机会。

何以如此呢?答案说出来会吓你跳起来——就是因为,秦帝国太讲究“以德治国”了! 二 在老早以前的史学研究中,对秦帝国的治政风格,评论起来就一个字——暴! 所谓暴秦是也。

但这是史学家的观点,不是的。

秦始皇认为,他德行深厚,恩泽天下。

证据就是——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就成了一名勤快的好驴友,他行经天下,巡游四方。

每到一处,就征召石匠,为他刻碑。

碑文上,往往开头就称: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又或是立石刻颂秦德……总之,在秦始皇所下令刻的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儿,就是个德字。

如秦始皇琅琊刻石,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秦始皇对自己的评价,与史学家完全相反。

史学家称其“暴”,而秦始皇则坚定不移地相自己才是圣帝大德。

双方观点完全相反,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再研析秦国的暴政思想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秦国人比东方六国更关注于对“德”的研究。

秦国历史上,进行过绝不会少于三次大规模的“德学”理论基础创建。

三 第一个下工夫研究并塑造秦国德政观念的,是。

商鞅,卫国人,他,,先去魏国找机会,没有找到,就去了秦国。

见,说以帝道,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下次商鞅再见秦孝公,就说以王道,可是秦孝公又睡着了。

最后一次,商鞅改说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得来精神了。

商鞅摇头,明白了:秦国人只能接受三流的霸道。

可霸道也是道,蜗牛也是“牛”!那咱就撸起袖子来干吧。

于是商鞅制定残暴的法令,限制秦国百姓随意迁陡,实行连坐政策,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一人犯法,全家株连,一家犯法,十户株连。

一时之间秦国,血光弥天。

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抗议。

商鞅就写文章与大家探讨,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收入到《商君书》中。

在《商君书》第四篇《去强》中,商鞅地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商鞅 在这里,商鞅谆谆告诫统治者,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邪恶的人,这国家就完了,没救了,非得灭亡不可。

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用邪恶的人整治善良的人,OK,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人民群众就会、“喜大普奔”。

用善良人治国,战争时会打败仗,和平时经济衰退;用邪恶的人治国,敌人来了会主动撤退,你打出去就会赢,会获得大批战利品。

坏人当道的国家,国家就会富得淌油。

——商鞅这个说法,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人类历史证明的也是反例。

但商鞅既然说出来这话,邪恶者却一下子找到了“理论依据”。

更可怕的是,商鞅不只是这么说,他也要这样做。

史载:商鞅曾在渭水河边亲自动手,一日杀人七百,河水被染得血红,尸体堵塞了河道。

绝望的百姓号哭之声,惊天动地。

做个屠杀善良百姓的坏人,滋味有多爽?很快商鞅就品尝到更爽的,秦孝公死,商鞅立即遭到清算。

这时候的商鞅疾奔如飞,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他逃到一家客栈,敲门投宿。

可是店老板说:,这位客官,你没有通行证,不能收留你。

否则,如果被商鞅那个煞星知道了,他可是杀人不眨眼呀。

不是,别……商鞅还想解释,店家已经飞快把门关上了。

商鞅落入到他亲手打造的、由坏人用来整治好人的天罗地网,被,从此留下个——作法自毙。

商鞅,是秦国对德政文化塑造的开始,认为国家必须要由坏人来管理,德政要不得! 但下一个德政文化塑造者,对商鞅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四 吕不韦,和商鞅一样也是卫国人。

他在赵国邯郸,遇到了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以其奇货可居,就果断投资,赞助秦公子异人回国执政。

并送给秦公子异人一个绝色。

不久赵姬生了个娃娃,这就是未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先在秦国打点好,再帮助秦公子异人逃回秦国,等到异人成为新任秦王后,吕不韦就开始幸福地获得巨额投资回报了。

吕不韦和商鞅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削弱民权,是强大君权的。

但商鞅话说得太恶心了,他居然声称国家必须要由坏人来治理,好人必须要被奴役被践踏。

做人可以这样不要脸吗?吕不韦认为不可以。

坏事要干,脸还想要,如何才能呢?吕不韦也走了商鞅的路子,聚天下会写字的“坏人”,扎堆凑在一起,弄出本《春秋》。

在书中《仲秋纪第八》中,吕不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

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

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

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

在这里,吕不韦创造出一个新词——凶德。

吕不韦 吕不韦的意思是说:德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情来决定。

东方六国之所谓的德,是虚伪的,欺骗劳动人民的。

唯有秦国的凶德,才是真的德。

真的德就是杀人放火,杀人放火就是最大的德政。

要把德彻底扭曲成杀人放火,是很花费时间的。

等吕不韦完成这个理论颠覆工作,秦始皇也长大了。

看完这本书,秦始皇大喜:不韦相国,你费这么大劲儿颠倒黑白是非,真的太辛苦了,我替天下坏人谢谢你。

现在请你接受组织调查,我想想怎么弄死你最解气。

按你的逻辑,这是帝王对你最大的凶德。

……吕不韦傻眼了:我跟商鞅一样,只顾一门心思害人了,没想到把自己装进去了。

吕不韦替自己调制了杯毒酒,饮之,卒。

五 吕不韦死掉,韩非子来了。

韩非子是的学弟,也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整人专家。

只有他,才有可能把吕不韦的凶德落地,把一个理念实体化、制度化。

而韩非果然不负秦始皇所望,他提交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思想力作——《韩非子》。

这部书,也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思想史学家一致认为,此书的精华就在于《五蠹·第四十九》。

在这个章节里,韩非子严肃地指出: 天下有五种人,要先杀掉——甭管有罪没罪,先杀了再说。

这五种人是: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侠客和识字的知识分子,杀掉;第三种是议论家,也就是纵横家,杀掉;第四种是拒绝替君王去死的人,杀掉;第五种是工商业者,什么银行家大老板小摊贩,统统杀掉。

为什么要杀掉这五种人呢? 因为这五种人,都妨碍了帝王专权独裁,杀掉他们,世界上只剩下不识字的农夫、唯命是从的士兵,最多再加上工匠及官吏,以及皇帝老倌一个。

农夫替皇帝种粮,士兵替皇帝抢女人,工匠替皇帝盖监狱和宫殿,官吏替皇帝役使农夫、士兵和工匠,就OK 了。

此书一出,秦始皇,马上就要重用韩非。

这时候韩非的学长李斯在一边摇头:陛下,你差矣,你看他书上明明写着,识字的知识分子要杀掉,韩非他既然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按他的逻辑,就应该先杀掉他。

秦始皇说:嗯,我看行。

李斯忌恨韩非,诬其谋反关入监狱。

然后李斯拿了碗毒酒过来:亲爱的学弟,你的书写得太好了。

来来来,学长敬你杯毒酒,这也是陛下给你的稿费。

接过毒酒,韩非哭道:人说防火防盗防师兄,此言诚不我欺也。

李斯笑道:你跑这么老远来坑人害人,就没想过你自己也会被人坑?求“坑”得“坑”,你该无怨无悔吧。

韩非子饮下毒酒,卒。

韩非子 六 仔细检索秦帝国德政建设史,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早年间,秦国人对于德政的看法,是跟地球人没有区别的。

但在经过商鞅、吕不韦及韩非子三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倾注于对秦国德政观念的塑造与变革,最终导致了秦始皇对于德政的理解与地球人完全相反。

这个过程如前所述,先是商鞅明确提出以恶治国,反对德政。

接着是吕不韦把恶改称为“凶德”,语义彻底扭转。

再由韩非子把这个观念落地,至此秦国人的观念就完全颠倒了。

此后的秦始皇,脑子就跟正常人类完全不同。

正常人类提到德,指的是做好事,护苍生。

而秦始皇说起德时,内在定义却是主刑杀,虐民众。

正是因为秦始皇脑子是非完全颠倒,所以他到处刻碑,称颂自己有德。

这时候他的人格已经分裂,称自己有德时,字面的意思是所有人理解的那样,真实的本意则完全相反。

而此后,积千余年暴政之高压,中国人的脑子与心智,被迫分裂。

形成了商鞅、吕不韦到韩非子的思维模式,毫无缘故地替暴政唱赞歌。

甚至主张用暴政残害自己。

最可怕的是,吕不韦首创“凶德”之词,将两个内涵完全相反的词语扭接在一起,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坏人们最经常干的事儿。

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始终重演着这个的过程。

每当人类的政治文明向前推进,有全新的文明观念出现,中国坏人先是像商鞅一样对抗,过段时间就会把这个文明观念拿过来,头前或尾后添加个语义完全相反的词,于是“凶德”之类的怪异术语,在中国大行其道,让民众脑壳越来越秀逗,彻底陷入混乱虚妄。

“凶德”之类本意完全矛盾的词出现,不唯导致了民智大幅缩水,更使得中国人讨论问题,变得不可能。

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大家嘴里说的是同一个词,但心里的定义却是完全相反。

这也是秦帝国统治者干起坏事,根本停不下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为了愚弄黔首,把自己脑子也弄残了。

你一跟他说应该调整政策,转向民生,他大喜, 立即拎起刀子开始狂杀。

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的德,是凶德之凶。

是非的颠倒,使得思考成为新一轮暴政的开始。

诚如的《赋》所说: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政以恶为善,指凶为德,混非为是,颠黑称白,极大地残害了中国人的民智。

让可怜的中国泥陷于与文明背道而驰的暴政千余年,这是国人应该补上的重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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