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夏朝诞生之谜：破解真实的大禹治水
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
【千问解读】
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
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
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
《淮·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
”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
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
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
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朝。
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
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
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
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
据《·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
”《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
未及禅，会皋陶卒。
”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
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
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
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之争、夷羿、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
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
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于鸣条。
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他出生于空桑之有。
据载，他也善于治水，《·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
”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
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
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
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
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
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不可阻挡。
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
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
齐桓公乘势而起。
据《·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
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
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
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
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
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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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南朝宋的建立
共传四世，历经九帝，享国60年。
因国君，为与后来建立的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又按五德终始之说，其为水德，故又称水宋。
在东晋末期的乱世中趁势崛起，先后平定孙恩、、刘毅、卢循、司马休之等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后秦等国。
不仅统一了中国南方，同时也收复了山东、河南、关中等地，最终代晋建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刘宋前期，社会安定，刘裕即位前后，大力推行改革，集权中央，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打击豪强士族，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亲自听讼，振兴教育，策试诸州郡，举善旌贤，多次遣使访民间疾苦，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
刘裕死后，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元嘉年间一片繁荣，史称""。
然因文帝晚年北伐失败致国力大损，刘宋后期，朝政混乱，帝王更迭频繁。
公元479年被权臣取代，建立南齐，刘宋覆灭。
刘宋是魏晋南北朝中第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的朝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 ，文化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家，如、刘义庆、鲍照、裴松之、、颜延之、、等，建康文学史论在此时期发展到巅峰，《》、《》、《志注》等名著诞生于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裕建宋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
幼年家境贫苦，年轻时，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
由于一向贫穷，遭乡里贱视，当时的人多不能赏识他。
刘裕生活的东晋后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藩镇林立，百姓负担沉重。
刘裕后从军，最初加入孙无终的部队，后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当了孙无终麾下的一名司马，成为北府军的一位下级军官。
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兵反晋，朝廷官军几乎被孙恩的义军全面击溃，独刘裕率军，身先士卒，屡次克敌制胜，以少胜多，收编义军，屡立大功，不到两年就全面击溃孙恩的数十万叛军，迫使其投海而死。
当时的北府诸将纵兵暴掠，涂炭百姓，唯独刘裕治军整肃，法纪严明，大得民心。
元兴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晋建楚，桓玄称帝后为消除隐患，瓦解，大力剿杀北府旧将，北府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次年，刘裕率北府兵残余兵将1700余人，在京口举兵起义，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
不到四个月，刘裕击败桓玄，次年，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从此掌握东政权。
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
义熙四年(408年)，占据长江上游的桓谦领导的桓楚政权被刘裕击破，桓楚王朝余部则于义熙六年(410年)被彻底消灭。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
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
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
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
敌虏已入吾掌中" 。
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
南燕几乎，南燕主只身逃回广固。
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 。
南燕亡，刘裕收复山东。
刘裕为消灭东晋国内割据势力进行了系列的统一战争。
卢循乘，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
义熙七年(411年)，收复广州。
义熙八年(412年)，刘裕率军讨伐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发兵讨伐割据巴蜀的西蜀政权，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兵2万，自江陵讨纵，纳刘钟之计，斩侯晖，大败蜀军，攻入成都，谯纵自缢而亡，西蜀亦亡。
义熙十年(414年)，发兵攻占汉中，仇池请降归附。
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亲率大军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于四月击溃司马休之四万军队，直捣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
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洛阳等重镇。
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
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义熙十四年(418年)，关中被夺去。
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
经过两次北伐，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刘裕据有。
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在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的同时，刘裕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义熙七年(411年)，针对东晋以来，朝廷的纲纪松弛紊乱，权贵之门互相兼并，老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的情况，刘裕施行土断，禁止兼并，会稽余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视国法隐藏逃亡人员一千多人，对抗刘裕的改革。
刘裕铁腕诛灭了虞亮，罢免了包庇他的会稽内史，法办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员，一时士族豪强肃然，谨慎规矩，远近遵法守纪。
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的仕进之途。
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
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
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
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
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
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
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
"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
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
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
至是，禁断之。
"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和刘裕这两次。
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刘裕在完成了上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号为宋，史称刘宋，是为宋武帝。
末期衰亡 宋明帝即位后，继续延续孝武帝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
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因镇压刘子勋等叛乱有功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佑，其兄弟辈东海王刘袆、巴陵王刘休若也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
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
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宋明帝对自己下手，举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 ，到泰始五年(469年)，刘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线基本退至淮河，刘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因此淮北除海州外，刘宋基本与北魏划淮河为界，史称"泰始之祸"。
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 。
宋明帝虽在即位初期，任贤用能，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了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去繁就简的政治举措。
但是他在"泰始之祸"后，便开始渐失意志，纵情声乐，使刘宋朝纲始终不振，以致晚年经常"载深矜叹" 。
同时，明帝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保证其子顺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门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刘宋末期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
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宋明帝病死，其子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够得以交结地方军镇都督，借此扩张势力。
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之后欲亲理朝政，试图将宫中内外大权悉数收回，准备剥夺萧道成禁军职权，遂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 ，同年七月，萧道成收买刘昱的侍从抢先一步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准为帝，自执朝政 。
此时，忠于刘宋朝廷的大臣袁粲、沈攸之等先后率众起义讨伐在建康弑君废立的萧道成，但都被残酷镇压。
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扫除障碍的萧道成篡夺皇位，废刘准自立为帝，刘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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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籍定样实行后起到了什么作用？对隋朝有着什么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重臣在文帝的支持下不得不采取与貌阅配套措施――“输籍法”。
“输籍，凡民间课输，皆籍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
输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也就是说，输籍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额及每户所承担的情况公开化;输籍法系“轻税之法”，农民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所受的剥削程度要轻一些。
应该说，高颎的改革抓住了当时问题的关键。
输籍法实施后收到了预期的成效，“自是奸无所容矣” ，也就是说隐户和隐瞒岁数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输籍法即轻税之法的实行，是隋代从政策上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的保证，它保证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获得及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
隋文帝推行，整顿户籍。
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共计164.15万口。
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
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 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
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另外还根据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
即由国家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的标准)，发到各州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到农村，依定样划分户等，作为征调赋税、力役的依据。
由于国家规定的赋税、力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
在大索貌阅的基础上，隋文帝又接受大臣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
即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集合里正、乡长、党长输籍定样，决定每户的征课。
自此以后，赋役根据人口状况由政府统一决定，地方官吏要在这上面作文章就很困难了。
封建国家和地方豪强之间在对人口的控制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政府积极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措施，从豪强士族手中把大批户口收归政府控制，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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