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皇帝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是怎么回事？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千问解读】
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白天，雍正还在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当天半夜，他就去世了。惶惶无措的大臣们找到了他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的传位密诏，确定了接班人是皇四子，即。
乾隆听到是自己而非弟弟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无论王公大臣怎么劝解，他都不起来。
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血雨腥风。
只有他的即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
乾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乾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
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雍正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乾隆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到位，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
从第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傍晚，他一整天不吃不喝，哭个不停。
按礼制要求，黄舆(雍正的棺材)回紫禁城时，乾隆应该在乾清门(紫禁城内廷的正宫门)内迎接。
然而乾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黄舆回宫。
大臣们不同意，乾隆还特意下旨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我实在不忍心。
你们不要再劝了，让我稍尽孝心吧。
” 在护送黄舆回宫的一路上，乾隆“哭不停声”。
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下旨，说他不以新皇帝的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宫，而要由内右门(位于乾清门之西，军机大臣等官员自此出入)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父皇的尊重。
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尽管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他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时候起，乾隆就对严厉苛刻的雍正没什么亲近感。
在以后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对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浓”闻名。
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
年幼的乾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对他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而对父皇雍正，乾隆感受更多的是恐惧。
实际上，大臣们也都比较反感雍正：第一是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是他即位之后对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苛，其颁布的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几乎得罪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乾隆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皇这样偏执愚蠢，以致承受从百姓到官员的恶评。
读书时，他曾系统地研究过历史上所有的著名帝王。
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没发现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
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唐太宗和。
但是，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不足。
令他真正敬重佩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
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乾隆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皇。
说过，真正的孝道就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但自负的乾隆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他把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就毫不犹豫地与父皇唱起了反调。
在雍正驾崩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皇十分信任、供养于宫中的道士们赶出了皇宫，还发布圣旨说“先帝不过将这些道士当作取乐的优伶小丑，没有听过他们的话，没有吃过他们的丹药，还多次当面向朕说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喜造谣生事”。
正所谓“”，这道圣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的真正死因：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死。
雍正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还请一位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事务，“倚之如左右手”。
乾隆如此地否定先帝的宗教生活，可见他对雍正信用术士行为的鄙夷与反感。
雍正一生酷好祥瑞。
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嘉禾、麒麟、五星连珠……一样接一样地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上天感动于他的仁义，便降下这些祥瑞。
他想由此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雍正说”的一种变相回应。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
他一上任就下旨：如果百居乐业，就算没有祥瑞也无损于太平之象;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即使天天出现祥瑞也毫无用处。
他还明确告诫大臣，应该踏踏实实做事，切不可搞那些祥瑞的虚名。
在即位当年的九月，他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 雍正有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鼓励百姓开荒，并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的政绩。
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
由于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这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乾隆即位后，马上要求各省督抚详细核实开荒的亩数,对以前捏造的数字一一处理。
惠民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朝野一时间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当年的“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
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
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将八弟、九弟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十弟、十四弟永远囚禁，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
在雍正执政的13年间，虽然没有大臣敢对雍正的处置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
为了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贵族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皇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圣旨：“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继续把他们开除宗籍，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
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请诸王和文武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朕。
” 这道圣旨分明是要给雍正的兄弟政敌平反，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们建议乾隆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
不久，几乎所有因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也重见了天日。
乾隆下令，给允禩、允禟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
就连最重要的案犯，雍正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十四弟也被放了出来，乾隆赐给他公爵爵位，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让他安养晚年。
乾隆还想把十四叔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发还，因十四叔坚辞不受而作罢。
新皇帝的“宽仁”如春风一样，让这些人重获新生。
这一重大举动确实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脉的怨恨之情。
下一步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
令大家欣喜的是，乾隆性格，与雍正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
雍正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臣子，对他们的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乾隆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都会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
乾隆却没有这样做。
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不对他们直呼其名，而称呼他们“先生”“卿”，并且动不动就赏赐。
乾隆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乾隆则效仿祖父康熙，以宽大待人，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
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戴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
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释放了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比如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的几位名将;一些令人同情的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便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
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的官员也一律获得了宽大处理：赔款到此为止，不株连亲友。
乾隆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
他还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若有一丝可以宽恕的情形，就予以宽恕。
在乾隆初年，被从轻处理的官员超过了2000人。
这立刻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
雍正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惴惴不安;现在，他们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
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最重要的是，经过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
此时化严为宽，乾隆既可享受父皇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 所以，当时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仁慈善良，如春风拂面，值得万民称颂。
于是四海之内无不，江南还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的歌谣。
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政绩，认为他是贤君。
乾隆志得意满，继续前进。
等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光州一个倒霉的人被举报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气势太宏大，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不可妄用，将此案列为文字狱大案火速上报的地方官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像这样吹毛求疵，天下还有谁能幸免?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
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连一度盛行的文字狱也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血雨腥风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乾隆已经发现，持续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乾隆盛世都已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
在乾隆四十五年，70岁(虚岁)的乾隆亲笔写了一篇文章《古稀说》，把全国的形势形容为“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真可谓“古来稀”了，而朕也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
完成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70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从70岁到80岁这十年间，他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
这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乾隆四十五年的70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75岁大寿，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80岁大寿。
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他费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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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皇帝司马懿为什么要装病？宣皇帝司马懿的目的是除曹爽吗
根据明帝遗诏，大将军、太尉共同辅政。
起初，曹爽由于司马懿，又是自己的前辈，每有军国大事，不敢自专，都要由司马懿决断。
后来，曹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引荐了一些人为心腹，驾空了司马懿。
司马懿面对这种情形，一时也无可奈何。
自己虽然受明帝遗诏与曹爽共同辅政，但毕竟曹爽是宗室贵族，而自己是远属，太尉兵权又被夺去，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傅，无法与曹爽抗争。
此后，司马懿便称病在家，以躲避曹爽的锋芒。
司马懿居家不出，正中曹爽下怀，心病一去，。
不过，正在放纵欢乐的曹爽也没有忘记司马懿的存在。
没过多久，曹爽的心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曹爽便让他去司马懿处告辞，借机窥探一下司马懿的动静。
司马懿已经知道李胜的真实用意，便让两婢女搀扶着，自己坐在床上。
见李胜之后，用手拿衣服，衣服掉在地上，又向婢女示意口渴，婢女送上一碗粥，司马懿喝粥时，粥汁又都顺着口角流到胸前。
看到司马懿如此衰朽不堪，李胜装模作样地哭说：“方今主上尚幼，天下人都依赖明公，过去人们只听说您重病复发，可是没想到病得这么严重。
”这时，司马懿长吁了一口气说：“我.年老沉疾，危在旦夕。
君屈当并州，并州离胡人很近，，恐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 李胜连忙纠正说：“我是赴任本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又装作昏聩地说：“君将要去并州，努力自爱。
”这时的李胜，再也顾不得用那些文雅的交际语言了，说：“我是去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这才稍稍地明白过来，说：“君还本州做刺吏，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我与你分别以后，以后恐怕再也见不到面了。
” 接着司马懿又把两个儿子、叫出来，并让他们与李胜结为朋友，求李胜在他死后多多照顾，说着，司马懿又呜咽起来。
其实，马司懿这时身体状况很好，故意装作昏馈的样子来迷惑李胜。
李胜是荆州人，所以把到荆州做刺史说作“当忝本州”，本、并音近，正好被司马懿钻了空子。
李胜从司马懿家出来，复见曹爽，地说：“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肯定活不长了。
”从此，曹爽不复以司马懿为意，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弄权。
岂知这正是司的诡计。
翌年正月，幼主曹芳按惯例到高平陵去祭把祖先，曹爽兄弟都随驾出行。
司马懿立即在城中部署兵马。
先占据了武库，控制了都城。
随后，屯兵在洛水浮桥，派人向曹爽等送信说：“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外专权……天下汹汹，人心危惧。
现在皇命罢免曹爽兄弟官职，自回家中，不得在外逗留，如果胆敢违抗，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兄弟回家之后，司马懿征发民工800人，在曹家宅第四围筑高墙，布置人在上面观察曹爽举动。
曹爽兄弟不知道司马懿究竟做什么打算，便给司马懿写了封信，说家中没有粮食了，求司马懿接济一些。
司马懿接到书信，马上令人送来100斛，并且又送了一些肉脯、盐、大豆，曹爽兄弟见司马懿送粮给他，又都欢喜起来，以为自己可以免死了。
曹爽又一次上了司马懿的当。
这期间，司马懿在朝中翦除曹爽的党羽，将其投入监中;不久，又将曹爽兄弟下狱，以谋反大逆的罪名，诛杀尽净。
从而，与的权力之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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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上吊后明朝本来还有复国的机会 结果被自己人活活玩死了
明朝末年国力衰微，趁此机会攻入大明都城，见不是对手，在煤山上吊自尽。
没有逃跑、没有投降，真正做到了“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
崇祯死后，大明王朝宣告灭亡，李自成攻入都城后，皇位还未坐稳，便被清军推下了台。
虽说，大明都城被占、天子已死，但是，明朝残余势力还在，直到清朝时期，想光复大明的人都有不少，就像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
朱由榔是桂王朱常瀛的儿子，皇家子弟，，在曾经的那个年代，家族爵位是可以世袭的，朱由榔便继承了自己父亲的爵位成了新的桂王，若是大明王朝一直不衰败，他或许还能一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生于乱世之中的他，注定无法一辈子平淡生活。
身体之中的皇家血脉，更是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在大明朝灭亡以后，朱由榔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于广东肇庆继位，建年号为永历。
而于此同时，另外一个皇家子弟朱聿粤在广州称帝，建年号为绍武。
但是，永历、绍武却是水火不容。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自然明朝的政权也不可，谁都想当，谁也不愿意退让。
按理来说，国难当头，朱由榔和朱聿粤应该团结一心，先攘外在安内，可惜，他们非但没有如此，两股政权未来谁是正统争的、矛盾重重。
两股政权的争夺，最终，以绍武被清军所灭而告终。
其实，绍武政权的灭亡，何不是断了光复明朝的羽翼呢?在绍武被灭以后，永历政权也举步维艰，朱由榔为了躲避清军逃往广西，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与此同时，除了朱由榔想要推翻清朝外，还有一大批的农民军也有如此信念。
他们多是李自成旧部，李自成虽已经死亡，但是，其羽翼还在，有共同目标在一起也正常。
朱由榔也是走投无路了，联合农民军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农民军有兵力，朱由榔的身份可以笼络民心，两者联合使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
不久，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自此，南明也有了一定的势力。
永历政权毕竟刚建立不久，而且，一直都在抗清，内部的整治并不好。
1652年的时候，孙可望、李定国也投靠了农民军，永历势力逐渐壮大，在两者联合之时，孙可望、李定国差不多已经把云南都占领了，同年攻入湖南、广东，打败了驻守桂林的南王，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亲王尼堪。
不得不说，这李定国真称得上是一位猛将，若就此发展，永历和清朝对抗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孙可望和李定国就在这时不和，两虎之争让清廷找到了机会。
李定国战功累累，威望也是越来越高，孙可望本就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自是不愿让别人越过自己。
为了让自己成为南明的一把手，孙可望决定谋杀李定国。
李定国不想内部相争，便自愿离开，顺便带兵收复广州等地。
没想到，李定国战争失利，李定国回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挟持的朱由榔。
这也直接让两人的正式爆发，第二年孙可望出兵攻打李定国，孙可望虽有八万大军，但人品不行，很多将士都不愿意与他为伍。
，李定国赢也在意料之中。
公元1658年，孙可望自知在永历无立足之地，便向清朝投降，拱手把广西等地给清廷，永历因此元气大伤。
公元1659年，朱由榔被清军追杀，无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困于草屋之中，生活的非常屈辱。
李定国多次和缅甸方交涉，想要接回朱由榔，可都遭到拒绝。
朱由榔被困的缅甸，内部政权不稳，缅甸国王新的哇达姆摩刚杀了自己的哥哥成功继位，因为，谋夺皇位的手段不堪，国内还是有很多人不服他。
就在这时候，出兵要求交出朱由榔，缅甸此时自身难保，自然不敢与吴三桂为敌，只好同意交人。
为了骗取朱由榔的信任，吴三桂假意与他联盟，让他的属下一个个出门喝饮咒水。
当朱由榔下属依次出去之后皆被杀，朱由榔最后的屏障也没了。
为了，朱由榔写信吴三桂，希望他能留自己一命，可是，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是清朝之人。
在吴三桂眼中，朱由榔若在，有心之人就不会放弃光复大明，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是断不可留的。
此时的朱由榔真可谓是孤立无援，手下的大部分人死于阴谋之下，身边仅仅只有二十几个人，这么点人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之后，朱由榔沦为了阶下囚，被押送到昆明。
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抓后，几个八旗兵看到永历帝的容貌，感觉永历帝具有帝王之相，先后聚集不少人，争相剪掉辫子，最后企图救他但没有成功。
按理来说，像朱由榔这样的人物，应该被押到北京由清廷统治者亲自处理的，但是，吴三桂担心夜长梦多，也怕途中出现变故。
最终，吴三桂在请示清廷统治者之后，就命人把朱由榔等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活活绞死，之后的“迫死坡”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到了年间，地方官员觉得这个名称有损于朝廷威名，对执政者是个讥讽，对老百姓会存有潜意识的逆反心理，就把这坡改名为“升平坡”，并立“升平坡”短碑于坡头。
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坡头的石碑可以改头换面，可“逼死坡”的旧称始终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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