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量的变化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在讨论货币本位之前，首先要讨论两汉时
【千问解读】
在讨论货币本位之前，首先要讨论两汉时期的黄金是否为货币。
从现代经济学上来看，货币需具备五大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储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黄金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作进贡、赏赐、惩罚、行贿以及流通和作为价值尺度，可见其具有货币基本的支付、储藏、价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货币功能就时期来看，各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与贸易往来可看作是国际贸易，更是如此，其与西域、东亚、南亚甚至欧洲诸国都存在一定的商贸往来，因此当时的黄金同样具备世界货币功能。
思说：“当作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
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因此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确实是货币。
一、对古陆路贸易的影响 1.丝绸之路的诞生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后多用来形容15世纪之前从长安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东西方通道。
丝绸早在秦代就已经开始用于交换贸易，秦人倮就是一个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区的戎族畜牧业生产者，“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他把牛羊变卖给中原农耕区的农民，换成丝织品和宝物然后献给戎王，戎王奉还给他数十倍的牛马。
而戎王用这些和丝织品“向盘踞在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手中交换来的黄金”。
古罗马贵金属矿藏稀缺，黄金资源十分紧俏，“对于金银器的保护甚至写入了内——丧葬不得使用金银陪葬”。
可知当时古罗马对黄金的需求日益扩大，他们只能通过战争对外掠夺，其与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从撒马城“掠夺了3000公斤黄金”。
到了西汉时期，武帝曾派两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畅通，“在张骞的强烈建议下，还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励他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贸易政策与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从此之后这条路上的贸易也逐渐兴盛。
当时汉王朝和古罗马都处于扩张的过程中，而双方的交集点就在西域地区，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变得更加频繁。
2.罗马的策略 罗马将战争掠夺来的黄金大都用在对外贸易上，其中也是较大的受益者，购买汉朝的丝绸消耗了罗马的大量黄金。
“罗马在共和时代(西汉及以前)虽然不以黄金铸钱，但对外支付，是用黄金……在帝国时代(相当于东汉)更是使用金币。
所以当时的世界货币，即中国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黄金……罗马史家普里尼说……七千五百万以上约合黄金五千多公斤，应当是流到中国和阿拉伯”。
除了丝绸与黄金的交换，还有一些带有典型西方纹样和工艺的金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往中原内陆，并被内地工匠们广泛模仿制作、流传，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过外来金器的传播路线，可以明确西汉时期的黄金制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传播。
东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依然兴盛。
位于今阿富汗的“黄金之丘”曾出土过三枚黄金货币，一枚帕提亚金币，一枚罗马帝国金币以及一枚印度金币，其中帕提亚金币磨损十分严重，应当是经过长时间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两枚金币则磨损轻微，没有流通用的戳印，应当未经过长期流通。
《汉书·西域传》言国“民俗钱币，与同”，这与流通时间较长的帕提亚金币相契合。
有研究认为“由于罗马—西北印度—大月氏贸易路线的开通，大月氏开始使用罗马、西北印度金币”，而这一时期中国刚好处在东汉初期，与当时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频繁，西域流行使用贵霜钱币，由于与罗马贸易频繁从而导致罗马金币也流入西域地区，而贵霜所“铸造的金币与罗马金币的纯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黄金之丘”同样出土过几件具有中国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横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这时中国处于两汉时期。
比如出土于号墓的驱龙战车饰件，从其束发和深衣宽袍的特点可以确定为汉代形象。
还有关于龙形象的一件金头饰，双龙中间国王的穿着应属中亚服饰，但龙却具有典型的东方元素。
郭物根据龙形上唇翻卷的形态，认为该器型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
无独有偶，在今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样出土了带有中国元素的鸟喙鸟爪纹金饰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纹、楚绣中的凤纹以及两汉时期的卷云纹。
这些金器的出土说明两汉时期的文化元素曾通过丝绸之路到达遥远的中亚乃至阿富汗地区，这些地区均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起到连接中亚和西亚的作用。
“黄金之丘”出土的两件金器上还具有典型的中亚元素——绿松石，因此本文推测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受到中国纹样的影响并用本土的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当地制作完成，器物本身就是文化贸易交流的证明。
但由于东汉与西域地区的“三通三绝”，草原丝路贸易随着通与绝经历了三次兴盛与中断，虽然后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来不绝，但中间经历的多次战乱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
一词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汉或秦时就已经形成，派东渡日本求长生不老药，这或许是最早的海上航线。
二、海上贸易 1.史书记载 关于西汉时期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当时的航程、所需时间、可抵达国家以及贸易货品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绪而往”，可见黄金和丝绸也在海上贸易的货物之中。
东汉时期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西域传》载，大秦“土多金银……以金银为钱……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国王派遣使节经海上通道，来到中国觐见东，进贡犀牛角、象牙等贡品，“并无珍异”，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摆脱了陆路的中转直接通过海上通道交流的记载。
合浦在当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合浦出发带到东亚、南亚等国的丝织品和黄金，换回来玻璃、珠饰和一些带有外国文化因素的金珠，而这些传入本国的东西又从合浦出发传入内地，影响了当地某些的生活。
这一点从合浦地区的发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东汉时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点包括今新疆、湖南、广州以及江苏等地，其中又以广州出土数量为最多。
本文在第一章中论述了这种多面金珠的大致传播通道，广州和江苏的金珠制品或许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诸国传播而来，经过当时的广州合浦县再北上到达江苏沿海地区，或者直接到达广州，再由广州传到江苏地区。
而湖南地区则可能从希腊罗马一带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陆，可见东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是两条贸易活动同时兴盛的线路。
2.考古发掘 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出土的黄金制品要明显多于草原丝绸之路，但由于东汉朝廷的黄金储备量不如西汉时期大，从而导致东汉政府与东南亚、中亚诸国交换的黄金器物随之减少。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途径，且由于西汉时期黄金数量巨大，这条路上不论西传还是东进的黄金货币和黄金器物都十分丰富，而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储存的黄金不多，在草原贸易中未曾有关于黄金货物的大宗贸易往来，且由于军事原因导致草原丝路贸易经历三通三绝，前后共历经长达百余年的贸易停滞期，导致草原丝路贸易大不如西汉时期，尽显衰颓之势。
与此同时，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却逐渐兴盛，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为通过港口传入内地的黄金制品，出口国外的金制品较少。
结语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这一体系下要求货币必须与黄金挂钩，货币供应一定是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而黄金作为稀有的贵金属，在中国古代的产量并不高。
根据夏湘蓉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中对历代金矿的整理，可以看出从魏晋到明清，我国的金产地以及金产量并不丰富。
基于本章第一节中所论述的东汉黄金的货币功能因庄园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而逐渐减退，装饰功能日占上风。
魏晋以降，兴盛，黄金的装饰功能达到了高峰，造像涂金，佛经贴金，《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隋唐时期的金产地大部分都从先秦两汉继承而来，多了陕西、甘肃两省，其产地数无法跟铜、铁相比，甚至比不过同为贵金属的银，隋唐时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苏、贵州和云南五省不产银之外，其余省份都有多处产银地。
已经有明确的产量记载，以元丰元年为例，银的年产量为215385两，而黄金仅为10710两。
辽金元时期，的银矿和金矿数量都比宋代有了明显增多，“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约为287505两，大抵相当于北宋时期银的年产量”，明清时期采银业发展到顶峰，在云南一省的开采的银厂就有31处之多。
相反，清代“金矿不多，产量不大”，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属于开采黄金的兴盛时期。
因此基于黄金在我国历代的产量都不多，不足以制作足量的黄金货币以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不具备形成金本位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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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有着怎么样的医学成就？关于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中国天文学、中国历法学、中国农学、乃至中国文学、艺术都有其民族特色。
中国的固有医学，我们叫做中医。
中医学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仅《内经》一书就医学、哲学、数学、气象学、物候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于一体，从而形成一部以中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
清初，山东出了一位知识渊博、才思横溢而又被人非议的名医——黄元御。
本文试从中医学的结构、及黄元御的生平，谈一下他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
结构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
结构的整体性是说结构具有内部的融贯性，各成为在结构中的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独立成分的混合。
整体与其成分都由一个内规律所决定。
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学著作《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起来的。
中医学的结构，由医学(狭义)、医术、医道三个级层。
医学 指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疾病的概念及其防治。
其内涵主要是医疗。
医术：是术数，中国特有的象数哲学在医学上的应用。
是以符号逻辑方法阐明自然界的规律及其普遍联系的自然哲学理论，它对于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医道 主要包函医学哲学。
历代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础，而精通医学(广义)。
故有“ 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
这实际最形象地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
黄元御，名玉路，以字行。
又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子。
清代山东昌邑黄家辛戈村人。
为清代诸生，约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
出身于，素有才华，聪明过人，“诸子百家书籍，过目冰消，入耳瓦解”。
而且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人，自称“涤滤玄览，游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
不幸三十岁时患目疾，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
自此深感医之重要，遂“委弃试帖”，弃举子业，“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刻苦攻读，溯本求源，理论结合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这与他坚实的文史哲基础是分不开的。
黄元御的著作，已知有十四种，医籍十一种，已刊行八种(《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义》、《素灵微蕴》、《玉揪药解》)，未刊行三种(《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另外尚有《周易悬象》、《悬解》、《玉揪子堂稿》等非医学著作三种，这充分说明了黄氏熟谙黄老之学，精通象数易，而古代的《周易》中也没有直接谈到医。
至明·张介宾才直接认为医乃是易用以研究人体之学。
将医纳于易体系中。
故此，黄氏是继景岳之后，又一位集“易”与“医”于一体之大成者。
黄元御对人体奥秘的研究，是以宇宙基本的真理大道为基础，以太极模型、阴阳、三五之道的五行为运筹和协原理，把气候、地理、医术各学科统一成整体，从而把人体生命本源的研究和天地之源的研究联系起来。
黄氏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和源，“天人相应”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故有“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的论述。
同时，他用象数易的哲理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皮肉、筋骨、毛发、空窍、精神等都赋以阴阳的属性，并解释的透彻入微。
黄氏崇尚《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提出“未识天道、焉知人理”的见解，并做“天人解”，并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及精神化生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天人观。
黄氏以太极精微，阐明五行精微，认可五行“皆以气而不以质”，指出“成质则不能生克矣”。
并按照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成金，天九成之;天五成土，地十成之”的术数理论，来解释五行的生成数。
指出阴阳的生成数，是出于阴阳匹配变化。
从而论证了古人的“天地生成，莫不有数”的论断。
同时对《尚书·洪范篇》“木曰曲直，金曰从革，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土爰稼穑”，及“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记载，从秉气和气化方面作了解释。
综上所述，由于黄氏对《周易》研究极深，从而洞悉了自然规律的真理大道，控制了术数运筹和协的原理，达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的深度和广度。
故此，在医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黄元御学术精湛，极力奋进，著述宏伟，标新立异，敢创新说，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学者。
他从习医开始至去世只有二十一年的时间，除去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外，竟能完成著作十四部之多。
纵观黄氏著作，剖析其学术思想，他推崇岐伯、、越人、仲景，并称之为四圣，称其著作“争光日月”。
他对内、难、伤寒、金匮均有精辟的见解，确有“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感。
13年(1748年)黄氏著《伤寒悬解》十五卷。
是书大旨，谓汉·张机因针灸刺法已失，而著作《伤寒论》以治外感之病。
其理则岐黄越人之理，其法则因岐黄越人之刺而变通之。
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
制汤丸以疗伤寒守五味也。
并以简篇多因失次，因之解其脉法，详其经络，考其变常，辩其宜忌，凡旧文之伪乱者，悉为更定。
乾隆18年(1753年)，著《四圣心源》十卷。
黄氏于《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五书，已各为之解。
复融贯其旨，而著此书。
这是一部以临床医学为主，结合基础理论的综合性医书，又是一部将医学(狭义)、医术、医道融于一体的医学著作。
黄氏的学术思想，在此书中可窥其梗概。
黄氏根据《内经》中“天人合一”的理论，而重点阐述“天人解”、“元气解”、和“六气解”。
其在“劳伤解”中，极力阐发其“崇阳而卑阴”的学术观点，反对“贵阴贱阳”之说，虽言词过于偏激，但促进了学术争鸣，从而使各家学说竟相发挥，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同年，黄氏又完成了《金匮悬解》二十二卷的著作。
黄氏谓：金匮治杂病，大旨主於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自滋阴之说胜，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
其于四诊九候之法，解释颇详。
乾隆18年(1753年)，著《长沙药解》四卷。
黄氏根据伤寒一百十三方、金匮七十五方，合二书所用之药，共一百六十种，各为分析排撰，以药名药性为纲，而以药方用此药为目，各推其因证主治之意，颇为详悉，从而另辟径溪，开从药物性能研究经方之先河。
乾隆19年(1754年)，黄氏著《伤寒说意》十一卷。
黄氏根据《伤寒悬解》文简意奥，非读者所能通晓，故会通仲景大意，而后著此书，以开初学伤寒者之门径。
同年，黄氏尚有《素灵微蕴》四卷问世。
以胎化、藏象、经脉、营卫、藏候、五色、五声、问法、诊法、医方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医案。
其虽多处诋诃历代名医，但不失为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的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斯年，黄氏还有《玉揪药解》四卷问世。
是书谓：诸家本草，其论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乃别择而为此书。
故后人有评：大抵，欲驾千古而上之，故于旧说，多故立异问，以矜独解。
至于《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三种未刊行著作，据《》所述，黄氏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著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因参互校正，而作《素问悬解》十三卷。
如五运六气南政北政，旧注以甲乙为南政，其余八干为北政。
元御则谓天地之气，东西对峙，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
并谓东西者，左右之间气，故不可言政，此南北二极之义，其论为前人所未及。
同时，“亦以经文错简为说”著《灵枢悬解》九卷;以《难经》“旧本有伪，复多所更定”著《难经悬解》两卷。
黄元御以其高超的理论，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医学成就于医林之中。
尽管他对唐以后历代医家持有否定态度，“自命甚高，欲驾出魏晋以来医者上，自黄帝、岐伯、秦越人、张机外，罕能免其诋词者”，但就其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上，及其结合临床经验的大胆发挥，总结写出了多种有独特见解的传世之作，其影响是深远的，是无可非议的。
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对黄氏的医学成就的评价，尚有中肯：“能读黄氏之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大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人生之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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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身份象征的黄马褂，为什么到了晚清成了烂大街的东西？
在一些影视剧中，黄马褂常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比如在《九品芝麻官》中，李公公给他的干穿上了黄马褂，那么就算是也不能打他。
、 而在历史上，黄马褂也是真实存在过的，不过历史上的黄马褂并没有影视剧中那么厉害，黄马褂既不能当免死金牌，也不会有见黄马褂如见的效果。
清朝的黄马褂只是众多荣誉中的一种，清朝最有含金量的荣誉是，其次就是巴图鲁，铁帽子王世袭而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巴图鲁则是可以作为免死金牌使用，比如就因为是巴图鲁，所以被免除了死罪。
黄马褂在清朝的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皇帝身边的人穿着来给皇帝造声势，另外就是是拉拢人心的一种荣誉性服饰。
黄马褂并不是只有朝廷重臣才可以穿，看过影视剧的都知道，皇帝身边的侍卫大臣都是穿着黄马褂，皇帝打猎的时候身边的侍卫大臣也都是穿着黄马褂，当然黄马褂本身也有区别，这些人能够有资格穿黄马褂只是因为他们是皇帝身边的人，需要穿上黄马褂来给皇帝造声势，含金量比起来被赐予黄马褂的大臣要低的多。
而在皇帝狩猎的时候，如果射中的野兽比较多，也会被赐予赔猎的资格能够穿上黄马褂，不过狩猎结束后黄马褂就不能穿了，只能作为纪念品收藏。
侍卫的黄马褂类似于现在的工作服，不过这种工作服只能在上班的时候穿，如果离职不干了那么就不能穿了。
除了这种造声势的黄马褂，还有一种赏赐给朝廷重臣和有功人士的黄马褂，也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黄马褂，这种黄马褂的授予是有一定的荣誉性的，所以地位也比较高。
不过黄马褂的地位高并不是因为黄马褂能给穿戴者带来多高的地位加分，而是因为穿戴者本身就是朝廷重臣，黄马褂也只是罢了。
在《大内群英》中，失去了权利的，虽然穿着黄马褂，但是依然还是受到下级官吏的欺压，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黄马褂本身不具备价值，一旦皇帝的宠信消失，黄马褂也只是一件衣服罢了。
在镇压的过程中，大部分湘军和淮军的主要将领都被赏赐了黄马褂，这种荣誉也因为使用过多而不再像之前那么尊贵。
在清朝末年出访的时候就喜欢穿着黄马褂，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误认为李鸿章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当时的一些国外媒体甚至称李鸿章是清朝总统，这个说法也让李鸿章再也不敢炫耀自己的黄马褂了。
这时候的黄马褂也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尊贵了，大臣们只要稍微让太后高兴一下就可能被赏赐黄马褂，甚至连给太后开火车的司机都因为几句话讨得了的欢心，然后被赐予了黄马褂。
综上所诉，黄马褂只是一个荣誉象征，在皇权至上的清朝，皇帝的宠信才是真正的"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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