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量的变化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千问解读】
古代黄金量的变化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那么在时期黄金量的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讨论货币本位之前，首先要讨论两汉时期的黄金是否为货币。
从现代经济学上来看，货币需具备五大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储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黄金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作进贡、赏赐、惩罚、行贿以及流通和作为价值尺度，可见其具有货币基本的支付、储藏、价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货币功能就时期来看，各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与贸易往来可看作是国际贸易，更是如此，其与西域、东亚、南亚甚至欧洲诸国都存在一定的商贸往来，因此当时的黄金同样具备世界货币功能。
思说：“当作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
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因此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确实是货币。
一、对古陆路贸易的影响 1.丝绸之路的诞生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后多用来形容15世纪之前从长安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东西方通道。
丝绸早在秦代就已经开始用于交换贸易，秦人倮就是一个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区的戎族畜牧业生产者，“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他把牛羊变卖给中原农耕区的农民，换成丝织品和宝物然后献给戎王，戎王奉还给他数十倍的牛马。
而戎王用这些和丝织品“向盘踞在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手中交换来的黄金”。
古罗马贵金属矿藏稀缺，黄金资源十分紧俏，“对于金银器的保护甚至写入了内——丧葬不得使用金银陪葬”。
可知当时古罗马对黄金的需求日益扩大，他们只能通过战争对外掠夺，其与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从撒马城“掠夺了3000公斤黄金”。
到了西汉时期，武帝曾派两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畅通，“在张骞的强烈建议下，还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励他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贸易政策与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从此之后这条路上的贸易也逐渐兴盛。
当时汉王朝和古罗马都处于扩张的过程中，而双方的交集点就在西域地区，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变得更加频繁。
2.罗马的策略 罗马将战争掠夺来的黄金大都用在对外贸易上，其中也是较大的受益者，购买汉朝的丝绸消耗了罗马的大量黄金。
“罗马在共和时代(西汉及以前)虽然不以黄金铸钱，但对外支付，是用黄金……在帝国时代(相当于东汉)更是使用金币。
所以当时的世界货币，即中国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黄金……罗马史家普里尼说……七千五百万以上约合黄金五千多公斤，应当是流到中国和阿拉伯”。
除了丝绸与黄金的交换，还有一些带有典型西方纹样和工艺的金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往中原内陆，并被内地工匠们广泛模仿制作、流传，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过外来金器的传播路线，可以明确西汉时期的黄金制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传播。
东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依然兴盛。
位于今阿富汗的“黄金之丘”曾出土过三枚黄金货币，一枚帕提亚金币，一枚罗马帝国金币以及一枚印度金币，其中帕提亚金币磨损十分严重，应当是经过长时间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两枚金币则磨损轻微，没有流通用的戳印，应当未经过长期流通。
《汉书·西域传》言国“民俗钱币，与同”，这与流通时间较长的帕提亚金币相契合。
有研究认为“由于罗马—西北印度—大月氏贸易路线的开通，大月氏开始使用罗马、西北印度金币”，而这一时期中国刚好处在东汉初期，与当时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频繁，西域流行使用贵霜钱币，由于与罗马贸易频繁从而导致罗马金币也流入西域地区，而贵霜所“铸造的金币与罗马金币的纯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黄金之丘”同样出土过几件具有中国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横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这时中国处于两汉时期。
比如出土于号墓的驱龙战车饰件，从其束发和深衣宽袍的特点可以确定为汉代形象。
还有关于龙形象的一件金头饰，双龙中间国王的穿着应属中亚服饰，但龙却具有典型的东方元素。
郭物根据龙形上唇翻卷的形态，认为该器型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
无独有偶，在今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样出土了带有中国元素的鸟喙鸟爪纹金饰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纹、楚绣中的凤纹以及两汉时期的卷云纹。
这些金器的出土说明两汉时期的文化元素曾通过丝绸之路到达遥远的中亚乃至阿富汗地区，这些地区均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起到连接中亚和西亚的作用。
“黄金之丘”出土的两件金器上还具有典型的中亚元素——绿松石，因此本文推测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受到中国纹样的影响并用本土的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当地制作完成，器物本身就是文化贸易交流的证明。
但由于东汉与西域地区的“三通三绝”，草原丝路贸易随着通与绝经历了三次兴盛与中断，虽然后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来不绝，但中间经历的多次战乱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
一词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汉或秦时就已经形成，派东渡日本求长生不老药，这或许是最早的海上航线。
二、海上贸易 1.史书记载 关于西汉时期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当时的航程、所需时间、可抵达国家以及贸易货品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绪而往”，可见黄金和丝绸也在海上贸易的货物之中。
东汉时期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西域传》载，大秦“土多金银……以金银为钱……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国王派遣使节经海上通道，来到中国觐见东，进贡犀牛角、象牙等贡品，“并无珍异”，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摆脱了陆路的中转直接通过海上通道交流的记载。
合浦在当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合浦出发带到东亚、南亚等国的丝织品和黄金，换回来玻璃、珠饰和一些带有外国文化因素的金珠，而这些传入本国的东西又从合浦出发传入内地，影响了当地某些的生活。
这一点从合浦地区的发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东汉时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点包括今新疆、湖南、广州以及江苏等地，其中又以广州出土数量为最多。
本文在第一章中论述了这种多面金珠的大致传播通道，广州和江苏的金珠制品或许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诸国传播而来，经过当时的广州合浦县再北上到达江苏沿海地区，或者直接到达广州，再由广州传到江苏地区。
而湖南地区则可能从希腊罗马一带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陆，可见东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是两条贸易活动同时兴盛的线路。
2.考古发掘 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出土的黄金制品要明显多于草原丝绸之路，但由于东汉朝廷的黄金储备量不如西汉时期大，从而导致东汉政府与东南亚、中亚诸国交换的黄金器物随之减少。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途径，且由于西汉时期黄金数量巨大，这条路上不论西传还是东进的黄金货币和黄金器物都十分丰富，而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储存的黄金不多，在草原贸易中未曾有关于黄金货物的大宗贸易往来，且由于军事原因导致草原丝路贸易经历三通三绝，前后共历经长达百余年的贸易停滞期，导致草原丝路贸易大不如西汉时期，尽显衰颓之势。
与此同时，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却逐渐兴盛，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为通过港口传入内地的黄金制品，出口国外的金制品较少。
结语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这一体系下要求货币必须与黄金挂钩，货币供应一定是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而黄金作为稀有的贵金属，在中国古代的产量并不高。
根据夏湘蓉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中对历代金矿的整理，可以看出从魏晋到明清，我国的金产地以及金产量并不丰富。
基于本章第一节中所论述的东汉黄金的货币功能因庄园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而逐渐减退，装饰功能日占上风。
魏晋以降，兴盛，黄金的装饰功能达到了高峰，造像涂金，佛经贴金，《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隋唐时期的金产地大部分都从先秦两汉继承而来，多了陕西、甘肃两省，其产地数无法跟铜、铁相比，甚至比不过同为贵金属的银，隋唐时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苏、贵州和云南五省不产银之外，其余省份都有多处产银地。
已经有明确的产量记载，以元丰元年为例，银的年产量为215385两，而黄金仅为10710两。
辽金元时期，的银矿和金矿数量都比宋代有了明显增多，“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约为287505两，大抵相当于北宋时期银的年产量”，明清时期采银业发展到顶峰，在云南一省的开采的银厂就有31处之多。
相反，清代“金矿不多，产量不大”，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属于开采黄金的兴盛时期。
因此基于黄金在我国历代的产量都不多，不足以制作足量的黄金货币以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不具备形成金本位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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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使用量有多少？黄金有哪些应用？
那么你知道在先秦两汉时期，黄金的使用量是多少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三代黄金较为稀有，多用于制作小型首饰或作为青铜器、玉器等重器的装饰品;时期随着黄金原料的增加，其用途也逐渐多样化，特别是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期，黄金铸币广泛流通，不仅用于进贡、赏赐、惩罚、行贿，还可用作交换并代表一定的价值尺度，具备货币的基本功能。
非流通性质的黄金主要集中掌握于权贵阶层，用以规范礼仪制度并在墓葬中以彰显其尊贵的身份地位。
一、货币用金 1.先秦时期的货币 在确定黄金使用量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其主要使用途径。
关于三代的黄金货币，《》中最早记载周代以黄金为中币。
也说过“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西周九府中有专门掌管金玉等检验与收藏的官职“职金”，姜尚为周王朝制定货币管理制度时提及黄金，“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在九府圜法中规定了黄金作为货币的规格要求，然而并没有出土实物可以佐证。
依据目前可见的资料，三代黄金主要作为装饰品使用，用量少且使用范围不广，多作为青铜器的附属物出现。
商周时期“金”字内涵丰富，根据对出土的西周至战国带有“金”字青铜器铭文的整理分析，可知数量最多的一类是“吉金”，而“吉金”中的“金”指当时帝王赏赐给臣下用来制作礼器的青铜;其次，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存在大量关于赐金、罚金、俘金的记载，可以窥见当时“金”运用的范围很广，包括罚金赎罪、赏赐臣民、征收贡金等，除此之外，通过战争掠夺的“俘金”也多次出现。
从考古发现和铭文记载来看，贝类等实物货币应当是商周时期主要的流通货币，但由于天然海贝数量有限，大量仿制的石贝、骨贝和铜贝也足以满足当时并不频繁的商品贸易，加之冶金技术不高，因此三代时期金属货币的使用尚处于萌芽阶段。
黄金真正意义上作为货币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出现了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加剧了商品生产及流通，因此人们对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产生了新要求。
实物货币由于自身物理性质不稳定，不易携带、保存和计量，难以满足大宗交换所需，逐渐演化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2.便于携带和保存 而金属的货币功能因其便于携带、保存且价值大而逐渐显现，《国语》载：“公子夷吾……退而私于公子挈……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不敢当公子，请纳之左右”，这是我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文献记载，明确说明至少在公元前650年已出现并使用了黄金货币。
《》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此处表明黄金已具备了货币最基本的支付手段职能。
而当时的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黄金的货币功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可见当时统治者对黄金货币较为重视，且会通过掌握黄金货币以调控当时的货币流通，使得“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由此可推测战国时期黄金与铜已完全区分开来并真正用作货币使用。
二、更广泛的使用 1.考古证据 秦汉已降，黄金在日常生活中被更加广泛地使用。
关于秦代金币的具体情况记载较少，后正式宣布黄金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金币所知者，仅为镒别，以一镒为一斤……古金币之出土，本如星凤，秦金已无从见，能确知为始皇二世时物者，尤不可求”。
1929年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1963年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了8枚秦国金饼,含金量皆为99%，这两地都在秦故城遗址之内，这些秦代金饼的出土为乃至秦国黄金货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而秦国统一之后其所掌握的爰金应不在少数，“或为原楚国贿赂，或来自战争缴获，或从楚亡后被迫迁徙到洛阳的楚国豪富手中没收”，除了这些被国家所保有的爰金之外，还有大量流失于民间被继续使用。
西汉黄金货币的地位相较先秦和秦又有所提高，其所体现的货币功能更加齐全，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史书中记载、诸侯王等大量赐金，计算财产、罚款、行贿等均使用黄金以及西汉墓葬中所出土各类黄金货币都可看出。
根据先秦两汉黄金货币用途的迥异，下文将按交换用金、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贡金、赏金罚金及贿赂用金四个方面予以分类说明。
2.作用的不同 交换用金通过上文可知，由于从战国时期黄金货币才频繁使用，因此下文论述将从战国时期开始，而保留至今的战国金币又多为楚金，楚国金币出土情况前文已作出统计，关于其流通形式，经考古研究证明是需要精确称量和切割使用。
即只有当存在交换需要时，才会对货币进行精准切割和称量。
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套天平砝码，旁边摆着10余枚泥饼金，“封泥匣记录黄金百斤”，反映了当时楚国金币称量的过程和事实。
根据国家标准计量局度量衡史料组的统计，“在湖南清理发掘了将近二千座楚墓,其中有一百多座中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天平祛码”，虽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报告，统计范围也仅限于湖南一省，但这也足以看出出土砝码的楚墓占统计楚墓总数的5%，比例较高。
其中较为完整的有江陵九店M246出土了一套天平和砝码，“完整的一套天平衡器包括：天平衡杆、砝码、托盘及系提钮、托盘的丝线”。
1954年长沙近郊楚墓出土了一套10枚“钧益”砝码，关于“钧益”一词，传统学术观点认为是平均分割黄金的量值，陈隆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古代音律大小认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黄金货币的衡量单位是一种镒、斤并用的复合制度”。
且根据楚金币出土情况来看，多为残缺不全、被切割后的小块金币，较少有完整者。
根据前文统计的楚金币出土情况表来看，整版楚金仅在安徽霍邱、六安、阜南、黟县、寿县，山东费县、河南信阳、江苏盱眙以及陕西咸阳等地的遗存和窖藏中有发现，余地出土均为切割后的残块楚金，也可窥见战国时楚国金币在交换流通中广泛存在。
当时除了楚国，秦国也出土过金饼，且在《睡虎地秦简》也记载了“黄金衡累不正”即称量黄金所用天平砝码的情况，齐国、等国都使用黄金充当交换媒介。
战国时期借贷活动十分活跃，黄金货币也作为一种常用的官营借贷货币。
在《管子·山国轨》中有记载：“龙夏之地，布黄千，以币货金。
结语 巨家以金，小家以币”，此处“布黄金九千”是指向农民贷款。
另外，包山楚简中也有涉及黄金借贷的内容，有数条详细记载了关于为籴种而借贷“越异之金”或“越异之黄金”的简文，其中关于“越异之黄金”的简文有十一条，关于“越异之金”的简文有四条，根据夏禄的研究可知越异为楚国国库，此处“金”和“黄金”皆以益(即镒)和两作为单位，应当是楚国的黄金货币。
竹简记载了楚国司马命令陵公借贷黄金给鄗地区，用来籴种，同时记载了各地官员领取黄金的具体数额。
根据“钧益”砝码铭文，楚国一镒的衡值大概在251.3-255克之间，学界在推算时将一镒黄金换算为一斤，则官吏总共领取的黄金数额为94镒4两。
简文记载了同一年楚国令尹、太师等命令陵公借贷黄金给鄗地区，同样记载了各地官员领取黄金的数量，其中记载“三益刖益”，“刖益”即指半镒，第二次借贷黄金共计75.5镒4两，那么两次借贷累计数额为169.5镒8两。
丘光明根据对考古出土的楚国权衡器的研究认为，“一镒合今377.125克，一镒的重量约相当于秦、楚等国斤制的一斤半(二十四两)”，即楚国一镒约为1.5斤，楚国在一个月时间内就曾从国库中拿出64035.8克黄金以供借贷，可见楚国黄金数量之多。
另外，偿还借贷也存在黄金偿还的实例。
简43中有“九月己亥，君之右司马军臧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归板于登人以至命于郢，阩门又败。
秀不孙”，简44记载了同一事件，“九月己亥之日，右于尹鈜受期，十月巳之日不归登人之金，阩门又败。
秀不孙”。
简中的“板”即指楚国板金，是用来归还借贷的黄金，有“期至屈之月赛金”，后面都标有“期不赛金”，意为期限到了未偿还黄金。
《居延汉简》中关于黄金用于交换也有记载：“□毋穷大黄金为物遗平即价流通可□，桼铢二十五物铢卅十七，直泉万，重二十斤。
”这条简文应当有字讹误，其大意是黄金用于流通且可以交换20斤重的某种物品，但明确点出了“遣平”、“流通”、“直万泉”，可明显看出这是时期的黄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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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时候最残暴的军队：唐末真正吃人的黄巢部下
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历史。
而在这些灾难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
发生在部队里的吃人事件，无非是生死存亡的环境迫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可见古代的战争是多么的残酷!翻开每一页都是血淋淋的历史! 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只用车子载着盐和人的尸体，饿了就割肉烹食。
后来发展到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做成人肉干随军携带，作为军粮。
历史上也有不少凶暴的将帅用人肉充作军粮，十六国时，前秦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
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
”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因猛异常。
隋末的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
五代时的赵思绾领兵占据长安时，城中没有吃的，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
正义之师中也有这种情况，中的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三十万人。
唐末时局不稳，吃人现象屡有发生。
末年，天下动乱，乃兵四起，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也捕人为食。
究其原因大多跟暴政残酷有关。
但是在老狼看来，历史上著名的这几支部队吃人事件，都还只是把人杀死，把人肉用烤或者蒸的办法烧熟来吃，唯有秦宗权的部队随军携带盐，以人肉干作为军粮，这哪还有什么人性可言，简直就是虎狼之师!秦宗权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军阀! 秦宗权，蔡州上蔡人，一作许州人。
宗权初为许州牙将。
广明元年，许州大将周岌逐忠武节度使薛能而代之。
宗权亦逐蔡州刺史，遂据蔡州。
同年冬，率起义军入关，僖宗奔蜀，宗权以蔡州军从监军杨复光攻击义军，以功授奉国军(蔡州军号)节度使。
中和三年，黄巢退出关中入河南。
宗权迎战，为义军所败，遂降黄巢。
四年起义军败于山东，黄巢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殉难。
宗权乃据蔡州称帝，分兵四出，所至焚杀掳掠，“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
当时唯有汴州及陈州赵各守其州城。
朱温乘间出击，屡败宗权。
光三年，宗权攻汴州，朱温联合兖(今属山东)﹑郓(今山东东平北)军，合三镇兵大败宗权，使其势稍衰，所据诸州守将皆弃城遁走。
龙纪元年，宗权为部将执送朱温，斩于长安。
秦宗权之乱在唐末也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对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黄巢起义又无疑是给致命一击!秦宗权所率领的部队，打不过起义军，就投靠旗下，后来黄巢战败，他就，乃据蔡州称帝。
秦宗权率部南征北战，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来，秦宗权占领了不少城池。
并遣将四处攻掠，所到之处屠杀焚毁、酷虐残暴，老狼认为秦宗权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秦宗权之乱史册的记载：公元884年，梁太祖入陈州，犨兄弟迎谒马首甚恭。
然犨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为自托之计。
以梁援己恩，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谒。
以其子岩尚太祖女，是谓。
黄巢已去，秦宗权复乱淮西，陷旁二十馀州，而陈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
后巢、宗权皆败死，即以陈州为忠武军，拜犨节度使。
犨已病，乃以位与其弟昶，后数月卒。
其实历史上的吃人事件有很多，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
这种现象史书常见记载，每个朝代在遭逢大饥荒的年头都会出现吃人的惨象，即使是盛世也不能免。
历史上还有封建迷信导致的吃人现象，或为了治某种疾病，或为了长生不老。
比如《隋遗录》所载的麻胡子子现象，还有笔者前段时间所写的，诸葛昂和高瓒这两个禽兽，以吃人设宴相请并互相攀比的，以及史上记载的一些关于吃人心、吃人脑以求长生不老的的吃人事件。
这与秦宗权的“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来比较一下，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史上有载的关于作战军队中发生的吃人事件来看，秦宗权的部队不带米面，只带盐和人的尸体，并做成人肉干作为干粮随军携带，历史上罕见!笔者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发现其他的例子，秦宗权所率领的这支队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军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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