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科举：高考生跳的“龙门”在哪里？
【千问解读】
北京城外有城，城内建城的建筑布局，使得连接内外各城之间的城门成了极为重要的设施。在北京众多的城门当中，的确存在着所谓的“龙门”，当然，这与封建时代的制度是分不开的。
由起创建的科举制度，取代了过去一直以来的世袭制度，由此，学子们得到了通过求学考试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相对公平的社会育才机会，使得封建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稳定。
网络配图 科举考试分为很多个级别，在历经各地区主持的考试之后，通过层层选拔的胜出者会取得到京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机会。
在京师的考试有两场，会试和殿试，而最终能够冲进殿试，并取得名次的，就拿到了进入仕途的入场券，成为国家的栋梁。
也就是说，原本平凡无奇的鲤鱼越过了“龙门”，晋级龙族，真可谓是“一步登天”成状元了！ 完成这一象征性加冕仪式的就是长安门。
长安门分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
长安左门位于大明门内东北角，长安右门位于大明门内西北角。
长安左门和右门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门前均竖立有巨大石碑，上面刻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诫语，并有禁军站岗。
平日，百官上朝都要从长安左、右门进入，并且无论官级大小、爵位高低，都要下马下轿，步行进入长安门，经天街，经金水桥，入承天门，继而进午门，上朝觐见。
并非两门都是“龙门”，只有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
明初时，曾在承天门外金水桥畔设案举行殿试，后来移至太和殿。
清沿用了这一形式，但后将殿试的场所改在了保和殿。
网络配图 殿试以后，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在殿上广布姓名，然后将名字写入“皇榜”，捧出午门，在鼓乐御杖的导引下，经承天门穿过广场，张挂在左面的“龙棚”内。
参加殿试的贡生们在这里集结看榜，无论考中与否，都经由长安左门离开。
所以，长安左门被称为“龙门”或是“生门”，靠中进士的人成为“登龙门”。
新科状元会披红插花，骑着御赐的，经此门出游“天街”，以显示“皇恩浩荡”，当然，这也是唯一允许在“天街”上骑马的时候。
此后，金榜提名的进士们会被接到顺天府衙饮宴祝贺，即所谓的“金殿传胪”的仪式。
越过“龙门”的学子们最终不负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跃成为天下闻名的新权贵。
与长安左门相对的，长安右门则是刑部主持全国“秋审”、“朝审”的地方，被称为“虎门”。
每年农历八月中旬，皇帝派刑部官员会同大理寺、都察院或九卿、王公大臣，在这里设案“秋审”，联合审理犯人。
每逢此时，由东到西，横列几十张大八仙桌，上铺红毯，判官面北端坐，互审各犯判文，然后再呈皇帝，皇帝只要红笔一勾，该犯的死刑就确定了。
网络配图 “朝审”则是委派兵丁，将刑部监狱内的死罪犯人全部提出来，押送到长安右门，排成整齐的队列，由长安右门的南门洞走入，一字形地跪在“朝审” 公案桌前，听候审问。
期间，每个犯人不能倾诉冤情，等到这一年冬至的清早，用囚车把犯人押到刑场砍头。
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进广场，不免悲伤哭泣，犹如身进虎口。
所以，长安右门会被称为“虎门”。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长安街的交通问题，遂于1952年将长安左、右门拆除。
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长安门了，但是，同为改变人命运的“龙门”和“虎门”却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传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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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官员的低薪制与科举制有何关系？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像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用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地主阶级的。
在一人权力的影响大于经济影响的社会里，权力本身很容易成为掌权者的腐蚀剂。
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至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相互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度。
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除宋代官俸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
汉代官吏有120285人，年支出俸禄20余万，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仅1389钱，这还不及当时被雇的杂吏。
官俸仅次于宋，而基层官僚的九品小官实际所得也仅仅合米10公石，微微高于一个手工业者。
官员如仅靠官俸生活，状况将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拿唐代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个普通的纸商生活做一个对照。
当时一个叫的纸商供养家人20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五千文。
而一个九品官如仅靠官俸生活，年收入仅35800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没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
如果他家像陈泰那样有20口，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
即使像宠妃杨贵妃之兄，权高势重，如果仅仅靠其司空的官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160石大米。
著名清官在淳安知县任上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
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活才买肉的。
但是像海瑞这样后来做到户部侍郎的二品大官，死后尚且无钱置棺，足见明代官僚如果只凭官俸生活，就会像先生所说的 “非饿死不可”。
与低薪制度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有关。
一般来说，只要在下取得功名，哪怕是最低级的生员，都可享有免除本人徭役的负担，而且见官不必再行大礼。
宋代特权最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补贴、仆人衣粮(宰相可领70个仆人的衣粮)、茶酒香料、碳、盐、马料等等，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
当时节度使每月俸禄四百贯，公用钱竟高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两三贯。
封建官员除了享有经济上的特权，高官还享有门荫权之外，在法律司法上也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种种特权。
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自行捉拿提审官员，只有经的批准革职后才可拿办。
官员犯有死罪的，只要按品级高低，缴纳数额不等的银子，就可抵罪。
中国古代老百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说完了官再讲讲吏。
吏员不算国家官僚机构的正式编制，多由人数众多的没有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来充当。
按规定，他们有时连薪金都拿不到，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为政府工作，常常相当于服差役，供官员使唤。
但他们是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牌徭役，捕人捉拿以及各种民事纠纷，都是吏员的事务。
一体化造成官员成为“万金油式”的通才人物，而吏员则多是精通文书、法律、财会统计或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
这就造成了大小政府官员不得不依赖吏员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
精通专业的吏员深知如何蒙骗不懂业务的官员，这就是使得吏员很容易利用为官府办事之机大行贪污利己之便。
北宋末年，全国吏员不给俸禄，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
熙宁三年开始定吏的俸禄，五年后，吏的俸禄几乎翻了十倍，但他们贪污受贿如故，因此北宋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
吏员们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
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就刻画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跳墙而逃的恶吏形象。
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这就造成一个官僚机构区域腐化的巨大利益网。
封建特权的存在，官俸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
所谓“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
顾炎武曾经很精辟的分析过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那么多人孜孜以求科举功名。
他指出，以当时每县300名生员计算，全国有生员以上功名的知识分子就不下50万人，但是其“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可人们还是。
因为一旦获得哪怕是生员这种功名，也就获得了最低的政治身份，在这种特权的荫护下，他们得以保家置产。
而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来当官。
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
幸臣、唐代、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
明代，要求想进京觐见的官员必须先缴二万两白银。
因此能做到况钟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
像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物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僚本身又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了权力便是。
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来加强控制而忽视了低薪制与特权制的危害。
其后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的过程，于是便带来了更严重的封建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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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的考卷去了哪里？
假如你在考场上，写着写着卷子被吹走了，该如何和考官解释?然而在期间，还真有一名叫做王越的书生，在最重要的大考中，发生了类似的故事，他在北京参加考试，结果卷子却飞到了朝鲜。
1426年，王越出生在了一个官宦世家，他“身材修长，力大而善射，涉猎书史，颇有谋略。
”很早的时候，更是饱读史书，经常为两宋之亡、外族入侵而愤懑不平，因此从小便苦读诗书，希望有所作为。
而到了1450年，24的王越，先是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三名，到了第二年，又参加了会试被录取，顺利成为了，最终他来到了京城，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学霸一起，冲击考的最高级别考试，殿试。
时间一分一秒的进行，考场上每个人都是在奋笔疾书，然而变故却至此出现，突然天空中刮起了一阵旋风，这阵风不偏不倚，刚好吹到了王越的书桌上，结果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卷子，一转眼就被吹上了天，不知道去哪里了。
无奈的王越，只好向主考官要了一张试卷，重新写起来，而这次事故，多少也让他受到了一些影响，最终成为了殿试第三十三名。
后被授予了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职务。
《》记载：“登景泰二年进士。
廷试日，旋风起，扬其卷去，更给卷，乃毕事。
” 然而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到了第二年，朝鲜的使节派人来到京城，向明代宗上贡，顺便还呈上了一张带有汉文的明代宫廷纸张，结果众人一看，这不正是当时王越被吹走的那一张吗?从此王越的名声也就传播开来，而算命的人更是预测，这是他“封侯万里”的征兆。
是不是听上去像玄幻故事?然而王越卷子被吹走的事迹，却如实的写在了最为严谨的《明史》当中，至于王越试卷被朝鲜使者送回的故事，也被记录到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以及 《列朝诗集》当中：“廷试王越卷为风飞去，上复给卷，足成之。
或云堕于朝鲜，次岁送还，上喜，擢越御史。
” 试卷自然不可能飞到朝鲜，那么真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飞到北京城外，被客商或者朝鲜使团捡到带回国内，要么就是为史料所杜撰，不过后者的概率性不大。
而我们再来说说王越本人，尽管他少为现代人所知，实际上王越是明代中期最为杰出的将领之一，科举之后，他的地位并不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御史，然而很快就受到了左都御史寇胜的赏识，因此得以一路高升，王越在职期间兢兢业业，最终被同僚推举为边塞之地的大同巡抚。
上任后王越便屡建奇功，大破，从而加封，总制大同及延绥军务，此外，王越在文学上，也是十分有才，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明朝备受推崇，更是认为，王越“计武烈，不减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
”其地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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