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明代科举：其中已有“同等学力”者被称“儒士”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
【千问解读】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
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
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
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
”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
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
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
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
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
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
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
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
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
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
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
“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
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
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
“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
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
哪“三场”?没有说。
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
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
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
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
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
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
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
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
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
“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
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
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
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
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
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
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
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
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
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
《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
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
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
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
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
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
”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
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
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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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密斋：我国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与李时珍齐名的著名医学家
原名万全，号密斋。
生于罗田(今属湖北)大河岸，是我国嘉靖至年间与齐名的著名医学家，被国家中医管理局评定为明清时期30位著名的医学家之一。
他治学严谨，医德高尚，行医五十多年，以儿科、妇科、痘诊科享有盛誉，在养生保健理论和实践方面，誉满鄂、豫、皖、赣，名噪明隆庆万历年间，后被嘉封为“医圣”。
所著《万密斋医学全书》对临床医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子目有《儿科》、《妇科发挥》等10多种，108卷。
其专著《养生四要》对养生保健、预防疾病、优生优育等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的“寡欲、慎动、法时、却疾”的养生理论不仅要比提倡的“心理平衡、营养均衡、适当运动、戒烟限酒”的养生理念早几百年，而且内涵更全面、更先进、更科学，为“中华养生第一人”。
其家世医，祖父兰窗公，号杏坡，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以幼科闻名乡里，惜早卒。
父万筐，号菊轩，继承祖志仍为小儿医，成化六十年(1480)因兵荒客于罗田，后娶妻生子，遂定居于罗田，以其术大行于世，远近闻名，人称万氏小儿科。
万密斋原是个廪生，科场不得志后，就决心学医。
由于他家世代以“医药济世”，医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再加上本人刻苦钻研，勤于总结临床经验，因而他的医学造诣很深，尤精于切脉、望色，一些疑难病经他诊断，便能明确辩证。
特别是对儿科、妇科、内科杂病有精深的研究。
在儿科方面，他在家传的十三方基础上归纳出小儿三种病因，提出不滥吃药，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颇有创见。
在妇科方面，他阐明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以培补气血、调解脾胃的见解，这在中医妇科史上有深刻的影响。
他发明的“万氏牛清心丸”，至今仍是治小儿急惊风的良药。
万密斋治病，除承继家学外，更以《内》《难》为本，精研《脉经》《本草》，博彩仲景、河间、东垣、丹溪诸家之说，兼通内、妇、儿科及养生之学，医术日精，噪闻于隆庆万历年间。
行医足迹遍及、罗田、蕲水、营山、麻城、黄冈，远至武昌、郧阳等地，活人甚众。
万氏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亦十分高尚。
他痛斥庸医误人，反对巫医惑乱，奉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视人之子如己之子”，治病不记嫌隙宿怨，不论贫富贵贱，同情劳苦，施医赠药，深受民众爱戴。
县、府、布政使司乃至巡抚，各级地方官亦常邀请他治病，曾两获知县和布政使赠予的“儒医”匾额。
临证之余，勤于著述，今所传世的著作大部分是他晚年完成的。
万全虽然于早年弃举从医，但对儒学的崇奉并未稍减。
他多次开办学馆，教授生徒，至老不辍。
他还撰著了许多儒学著作，自称“自经书子史律历，以逮百家，各有著述”。
惜其儒学著作均不见传。
万全家学渊源，很早就以理论结合实际的钻研《内》《难》经典，博极各家之说，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是促成他取得医学成就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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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
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贡举的大臣。
据《》记载，当时的礼部尚书张升是弘治十五年代替傅瀚而成为礼部尚书的。
而张升一直在礼部为官，直至掌权。
依据惯例，一个部门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尚书，所以吴宽的礼部尚书一职大概是南京礼部尚书。
引《明孝宗实录》原文可以看的比较清晰： 以纂修《大明会典》成，敕吏部加总裁官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刘健为少师兼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副总裁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吴宽礼部尚书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南京吏部右侍郎杨守阯为本部左侍郎加俸二级。
健等及宽俱上疏辞，不允。
对照上文可见，谢迁与吴宽均为礼部尚书，可见均为加衔。
同样，《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鋐奏宁夏镇守张僴报虏中走回军余……此户部尚书也应是加衔。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礼部尚书张并(此“并”应为“升”字之误)等具疏：弘治十四年以来南京及天下星变地震，摇动泰山……仍请两京及各处巡抚等官洗心涤虑，同加修省。
从之。
这应该才是真正管礼部实事的真正礼部尚书。
对照以上两处便可发现，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至少三个礼部尚书，肯定是有加衔和实职之分。
至于在史传中写吴宽进礼部尚书之类，很正常。
不论是用“进”、“升”、“加”应该都没有问题，毕竟礼部尚书一衔乃吴宽所获得的最高品级，所以在记载其人时，叙其最高品级也无可厚非，且合乎常理。
尽管仅仅为加衔，而非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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