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抡起膀子耍的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

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

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

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

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

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了，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事迹)。

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

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

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

时人经常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

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

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 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的可能。

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 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 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

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

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生财之道：靠抢劫发财 杀洋人能领赏钱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

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

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

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

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 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 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

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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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

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

首领一：曹福田。

清兵出身。

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

首领二：张德成。

船夫出身。

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

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

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的盐商进行勒索。

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

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

但是事实上，义和团杀洋人，清政府是有奖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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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50两。

杀一洋妇，赏银40两。

杀一洋童，赏银30两。

” 这下，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

有奖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

其中，在“”中对“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 《西巡回銮始末：辽阳拳匪滋事记》记载：“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

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

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

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

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

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

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

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荼; 5、阁学贻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銮; 7、太常陈邦瑞。

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

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

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

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

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

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

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

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象一般，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

” 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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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唐玄宗这样的举动，朝政开始败坏，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安禄山和便借着“”的名义起兵，发动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见此，觉得他们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并不理会，最终酿成大错。

在敌军之时，唐玄宗仓皇出逃，而也因为这个事件而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别的不说，就说他一天之内杀掉三个儿子，其中还包括已经立为太子的，就可以证明，为了皇位，他完全没有起码的人伦人性。

虽说这三个儿子是诬告他们造反(武惠妃说宫中有贼，让三个皇子带着武器进宫捉贼。

三个皇子进宫后，武惠妃又给唐玄宗说，你这三个儿子在造反，他们都带着武器呢)。

唐玄宗也算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难道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力吗?毫无征兆，带个武器进宫就是造反，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唐玄宗很容易就判断出儿子们是不是造反，因为他只需要把儿子们隔开审讯，如果儿子们说的都一样，肯定就没有撒谎。

但最终他没有这样做，基本上是不问就把三个儿子废为庶人。

废为庶人也罢了，后来又把他们同时杀掉。

唐玄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唐玄宗太迷恋皇位了，他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他宁愿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

就算是自己儿子，他也要这样。

既然唐玄宗如此留恋皇位，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还要把皇位拱手让给太子呢? 唐玄宗晚年宠信杨贵妃，朝政混乱，搞的天下大乱，最后爆发了安史之乱。

后来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

人逃到了马嵬驿的时候，太子李亨通过一系列手段，拉拢了唐玄宗的手下陈玄礼，此人是统领随唐玄宗出逃军队的将军，一众兵马都归他指挥。

随后他们发动了著名的，杀死了杨贵妃和。

本来李亨的打算是连唐玄宗也一并杀了，直接在马嵬驿就夺取皇位。

结果陈玄礼不同意，他对唐玄宗非常忠心，他答应杀杨贵妃兄妹也是因为觉得他们确实该杀，让他杀唐玄宗就不行了。

唐玄宗见到局势不妙之后便选择了逃跑，而此时太子李亨为了性命着想也想要跟着唐玄宗一起跑，并以保护唐玄宗的理由说服众人。

但是人们听了之后，自然是不愿意的，毕竟都走了，谁指挥战争呢? 唐玄宗见到觉得倘若再耽搁下去，情况必定更加糟糕，于是便说：“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待之”。

就这样，唐玄宗在一批近臣的保护下成功出逃，留下李亨主持大局。

因为在整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的行径太让人失望了，而主持局面的都是李亨，因此唐玄宗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而他的权力也被彻底架空了。

唐玄宗在之后继续朝蜀中的方向逃窜，而太子则去了灵武。

在蜀中的唐玄宗并不甘心大唐的江山毁在自己手里，想要重整山河，为此他诏令自己的儿子来蜀中，听取自己的调遣，就在唐太宗在打算给大家下达任务的时候，有一个消息传回，说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要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而唐玄宗迟疑了之后，也同意了，让儿子们去李亨处听从指挥，如此以来唐朝的统一指挥就此成立了，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之后八年安史之乱的胜利。

其实当时唐太宗的迟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迟疑决定了唐王朝的最终走向。

因为李亨的皇位来的有些不正当，已经相等于反叛了，其实当时只要唐太宗不同意，以他多年累积的威望，李亨的皇位肯定不会坐的很稳定。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唐朝将会分裂，一个是以唐玄宗为中心的政权，一个视为李亨为中心的政权，这样下来内部肯定会形成争斗之势，很难拧成一股力量，安史之乱也不会就这样就结束。

由此不难看出，其实唐玄宗并非是自愿让出皇位的，而是被迫的，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何他活得好好的，竟然愿意让位的举动。

不过，这一切也是他活该，毕竟这叛乱是他引起的，并且还不是他解决的，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权利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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