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大国明朝为什么被淘汰出局？有何历史真相
但到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
【千问解读】
但到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出口大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这却没有使其真正富强起来，也没能改变其国运。
出口大国明朝的开创者来自社会最底层，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不仅建立了一个朝代，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方略，把一片废墟上建立的这个王朝治理得很不错，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趋于稳定，史称“洪武之治”。
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这些主要经济政策，先后开创了、和弘治中兴等所谓“盛世”。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自祖辈起就过着拖欠官府税款、四处躲债的生活，能踏踏实实当一名佃户都算是梦想，所以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敬畏，在他看来只要能顺利收上来税，让农民承担一定徭役，对一个朝廷来说也就足够了。
所以朱元璋的经济政策很保守，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发展小自耕农，打击工商业者，不允许发展对外贸易，规定“尺板不得出海”。
同时期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资本主义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
而另一边，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明朝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
这时，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
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
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白银帝国对于一个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帝国而言，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那么强劲，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放到现在，贸易顺差可以换来外汇，比如美元，而在那时贸易顺差换来的是当时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
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曾发行过“银币”，但在中期以前白银一直都不是主要流通货币，顶多是一种辅币，更多是作为储备之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盛产白银。
现在中国虽然是世界八大产银国之一，但近代之前中国勘探出的银矿资源一直稀缺，且矿石品位不高，含银量多在1%以下，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50%、西班牙银矿的25%无法同日而语。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明清之际中国年产白银仅10万-20万两，在世界白银总产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秦代以后“铜钱”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出现了纸质货币“交子”，明代也有类似的纸币，称为“宝钞”，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混乱，“宝钞”贬值很快，被百姓弃用。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结算的货币不是“宝钞”也不是铜钱，而是白银，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
大量商品出口换回来的是大批白银，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明朝政府的货币管理也十分滞后，当时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而明朝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比价约在1∶5.5－7之间，存在着投机的空间，许多外国商人于是把白银运往中国换购黄金，经过这种“套汇”手段轻易赚取了超额利润。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2－1/3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
据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仅1631年经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就在1400万两，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因为明朝鼎盛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00万两。
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的“白银帝国”。
但明朝的其他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跟进，“重农抑商”仍是国本，明朝此时仍然是一个农业占绝对统治的国家，没能实现经济转型。
在对外贸易方面，主导权其实也不在朝廷，而在外商以及本地的“买办”商人那里，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多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
通货紧缩伴随着大量商品和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这种货币迅速涌入，对市场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断，那就是通货膨胀。
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并未发生。
明朝“对外开放”后的“CPI”不仅长期不高，甚至有些低迷。
据彭威《中国货币史》，十五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十五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十七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
从很多记载可以看出，物价没涨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内需不足。
明人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
”明人王锡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
”白银不是越来越多吗？为什么会出现“银贵”的怪事？这正是上面说的，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由于没进入消费领域，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内需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此时崇祯已经继位，他是个充满忧患、试图发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经济是个外行，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他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在“开源”方面，崇祯提出加大税收，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在“节流”方面，他带头提倡节约，穿缝补过的衣服，吃粗茶淡饭，裁撤冗员，压缩朝廷经费。
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缓解了一些财政困难，但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税收增加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非常时期的撤员、降薪，又进一步动摇了统治的根基。
崇祯元年（1628年），远在大西北的一个朝廷最基层的驿站里一名驿卒接到通知，他被裁员了，原因是朝廷财政困难，到处在压缩编制。
这个驿卒就此失了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经过多次碰壁后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6年后他成为最大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首领，率部攻入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他就是。
面对起义军围城，还想放手一搏，但他面临着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国库里没钱了。
为了筹钱，崇祯下令变卖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参；他还放下天子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但除了几个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员都表示自己很穷，没钱。
城破，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侯门、宦官、百官、商贾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纵观明朝灭亡的过程，说它亡于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偏颇，但严重的经济问题确实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它虽然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
李自成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面对这么多“钱”他大概也想不出来如何花，能做的只是化成银板往老家运而已，而这些“钱”也没能帮助他坐住江山。
崇祯原本还有别的办法挽救危局。
鼎立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很“聪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货币贬值。
当时用的是铜钱，也照样能贬，一个办法是减轻铜的重量，他们最后铸的铜钱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铜钱的面值，所谓“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就是一枚铜钱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对崇祯来说，这个办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比“开源节流”显然更高明，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认了银本位制，论斤称两的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明朝政府等于丧失了货币发行权，或许可以在最后关头拿来拯救这个王朝的一条路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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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于谦被杀，又为什么说他的死决定了明朝气数将尽
似乎中国历朝历代的腐朽之处都被他所继承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昏庸、、贪污腐化、严刑峻法······ 明朝中期发生了一件事，对于后人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了大明的气数将尽。
这件事就是被杀，于谦死了，一个一心为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忠臣死了。
他的死对于整个官场来说，实在是一场“大地震”，此后的明朝虽然维持了一百多年，但实在是苟延残喘。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于谦的死，又为什么说是他的死决定了大明气数将尽呢? 图1 于谦侧身像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明英宗时期，当时发生了一件令大明蒙羞的事件，即“”。
即位后，在司礼监大王振的怂恿下，由于指挥不当，致使五十万大军覆没殆尽。
于是，王振被群情激奋地军士打死，就连皇帝也成了俘虏。
这时候，国内是群龙无首，该怎么办呢?一些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慌失措、，一些则主张南迁。
真是“国危思良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孙下了道懿旨，立英宗之弟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并立英宗之子为太子。
就这样，朱祁钰即位，也就是宗，代宗升于谦为，予以重任。
也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于谦毫不慌张，指挥众人，经过一系列殊死的抵抗，终于挡住了也先的进攻。
在这次中，明军斩首万余，九万多瓦剌兵溃散逃亡，使得也先狼狈撤兵。
也先败退后，加之内部出现了矛盾，便决定议和，并愿归还英宗皇帝。
这可真是个难题，英宗回来了该如何妥善安置呢?尽管代宗皇帝内心一万个不情愿，但拗不过众臣，于是便与也先议和，将英宗迎了回来。
英宗迎回来后，代宗将其安置在南宫，派人严密监控，杜绝和外界的联系，与阶下囚的生活无异。
英宗也早已死了心，安于现状。
图2 朱见深(1447年—1487年)，即 过了几年，代宗废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可是，天不遂人愿，朱见济命浅福薄，不久便暴病而亡。
太子一死，立储风波又起，众臣皆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于谦也持此意见。
但代宗迟迟不表决心，众人也就不敢再提。
这时，出现了三个人，、、，他们在代宗朝并不受重用，于是决定铤而走险，让英宗复辟，自己也就有了拥立之功。
在他们的秘密谋划下，英宗皇帝被迎回了金銮殿。
当群臣看到太上皇变成了皇帝后，面面相觑，却无人敢反对。
这就是发生在明朝中期的一件重大政变，史称“”。
这个时候，代宗皇帝正好在病危中，英宗不顾其死活，执意将其迁往西山，几天后便驾崩了，享年二十九岁。
关于代宗的死，坊间有种种说法，或认为受刺激而死，或认为被英宗所谋杀。
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皇室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于谦做铺垫。
代宗一死，也意味着于谦的命运将不大妙，他当初可是力主拥立代宗皇帝的。
英宗即位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为王振立碑，并派人逮捕兵部尚书于谦。
拥立他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也终于如愿以偿，皆一一封官进爵。
面对这种现象，你也许会异常愤恨，可是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事情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图3 夺门之变 于谦被逮捕入狱后，众人都心知肚明他是被冤枉的，可又无可奈何。
英宗要想杀他也不容易，总得找个像样的理由。
于是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这三人的蛊惑下，以“意欲”谋逆之罪将于谦处以极刑，史称“二字狱”。
你也许会疑惑，这不是和一样吗?对，简直是如出一辙，岳飞也是“忠而被谤”，一心一意保大山，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死前直呼“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所谓的“意欲”即是指于谦伙同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
英宗也心知肚明，于谦保卫了大明江山，“于谦实有功”于朝廷，正在犹豫不决时，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不正”。
于是，于谦就这样惨死。
据《》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北风呼啸，天下冤之”。
老百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于是编了童谣传唱：“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范广)。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
”我们需要记住这一年，景泰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距离大明灭亡(1644)还有整整一百八十七年。
也许你会说，大明还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可见于谦的死和这没有太大关系吧? 图4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不，绝对有关系。
我们分析一下于谦死后的大明局势就知道了。
于谦死后，英宗又当了几年皇帝，可是依然没有什么作为。
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后，设立，宠信，朝局好像更糟。
后来弘治皇帝即位，有过短暂的“中兴”，但也免不了的命运。
更不用说，玩世不恭，游戏人间，“望之不似人君”。
稍后即位的，整天修道，渴望长生。
其子隆庆帝更是只当过短暂的六年皇帝。
稍后的皇帝，早年还有过改革，但张居正一死，就开始放纵，沉溺于“酒色财气”。
之后即位的，不足一月而亡。
后来即位，但他沉溺于木匠，宠信，政局更为黑暗。
最后的亡国皇帝，一心想要扭转大明江河日落的局面，但气数已尽，非他一力能为。
只能在最后，不得不吊死在煤山，留下无限的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天干咎，然皆诸臣误朕。
” 图5 (1357—1402年7月25日) 思想家李塨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在明代，整个知识分子的集体沦陷，没有了责任担当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个局面是由开的，首先在于篡改《》，将之请出孔庙，其次兴起“”，使得文人噤若寒蝉。
后来，又杀方孝孺，并诛十族，对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极大恐慌。
到了明英宗时，杀了于谦，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更加剧了的畏祸心理。
这就可以解释，到了崇祯时期，外有边患，内有起义，这些朝廷官员还在贪污，中饱私囊。
带头捐献，苦苦哀求，众臣还是紧紧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究其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没有了责任担当意识。
而这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只能说“灭秦者秦也”，在于谦被杀的时候，就已经昭示了这一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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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殉夫为什么在晚明蔚然成风？明朝的烈女如何那么多
我们能够理解商人妇的精明，也可以欣赏闺秀的才华，但是很难弄懂节烈妇们普遍的执拗和迷信。
她们的言语匪夷所思，她们的行为更是骇人听闻。
这主要是因为：烈女节妇是被严重塑造的一个类型。
一是历史的塑造：作为旧秩序里的极品，烈女节妇是男权社会精心锻造出的妇德典型。
面对传统权威对女性群体的伦理构想，这些烈女节妇没有躬身自省，而是笃诚地践行贞节理想，甘为牺牲。
她们、一本正经。
二是文本的塑造。
很多节烈事迹本身就己经有捕风捉影之嫌，再经过尚激好奇者反复转述、渲染，更加使人不明就里。
《·列女传》中有一类“死而不瞑”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烈女节妇们是怎样在文本的塑造中变得的，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居然被收入正史，成为凿凿史料。
1、 人殉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什么怪事。
帝制之前的王朝时代，用活人去殉那些高贵的统治者，就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
现在每当我们要控诉所谓奴隶制的罪行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我们在文字周围附上某个出土墓室里的殉葬者图片，那些累累白骨帮助读者获得对过往野蛮政治最真切的体验。
但那时的人殉，若论起来起码也还是遭人唾弃和厌恶的，绝不会说有殉葬的人积极踊跃，而看客们激动兴奋的场面。
秦国人有黄鸟之哀，的也是憎恨始作俑者的。
然而，到了，人殉风气死灰复燃，这一次来势汹涌的殉葬风潮却以文明而看似和谐的面貌出现。
没有绳索，没有坑穴，也没有野蛮驱赶。
殉葬者不是低贱未开化的奴仆，而恰恰是一群地位不低并且深沐教化的女性。
这群女性把死节殉夫看作义之当然，看作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
她们怀揣着对经典烈女事迹的由衷叹慕和对女性贞节的无限信仰，凛然殉夫，蹈死而不顾——这正是烈女之最可怕的殉夫动机：从教育或伦理熏陶中发展而来的对贞节的自觉追求和宗教情绪。
杨升容是一位出嫁不到一年就以死殉夫的烈女。
她的父亲杨叔安为布政史。
王九思说杨升容在早年就从父兄那里听得古烈女事，这培养了她对贞节的信仰：“其父及诸兄为讲古烈女，至闻死节事，未尝不叹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
”果然，在她的丈夫康生病死之后，她马上想到了从古人遗则，尽管她的父母公婆都表示反对，但她还是地殉了夫。
烈妇出身于两浙望族。
据说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品行出众的至孝之人，许氏曾经割股肉为母亲也就是查氏的外婆治病。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查氏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妇德教育，她十三岁“诵孝经列女传，曲节从教，言动有法。
”后来在她的丈夫冯让伯病死之后，那些托言古人的贞节素材激励了她。
她一心求死。
墓志说就连房屋起了火查氏也毫无逃命的意思，她反而企求这大火能把自己赶快烧尽：“火至寝所，挥手谢救者：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今得死所矣。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播。
靡灭岂不痛，根董幸相连。
我思古人，适获我心。
”在查氏看来，自己为丈夫而死是真的死得其所。
所以当她的儿子把她从火中背出来的时候，她非常不高兴。
后来，等到安排完让伯的丧事，她到底绝食而死。
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些出身于诗礼之家的女性，由于长期受到贞节观念的熏染，往往容易产生出对殉夫的崇高感和认同倾向，从而成为礼教之下自觉自愿的牺牲。
除了这种对贞节抽象的献身动机，烈女殉夫实际上还包含很多其他方面的促成原因：比如说逼婚、丧子、报夫恩等等。
宣节妇察觉到父母要把自己改嫁出去，登楼自尽。
周镒妻王烈妇，夫死不久，两个儿子又相继得麻疹夭折，烈妇于是自缢。
王汝贤妻不食殉夫，当初亲人出来制止她，她说：“往吾病疡几殆，夫子抚我曰：‘若死，我必不再娶。
’今者忍夫子独身地下乎?”任氏殉夫主要是出于情感基础上的报恩心理，而不只因为纯粹的贞节动机。
还有一类童养媳或初嫁妇殉夫的情况：幼年丧父母，依婆家以为生，十七岁时未婚而夫先病死，于是自经殉夫。
祁门程赛玉十六嫁汪良鹏，嫁一年而良鹏死，赛玉无子，于是绝食二十余日而殉夫。
李烈妇，四岁孤，七岁而母再嫁，寄食外舅氏家。
十七岁嫁李从规，嫁六十日而从规卒，韩氏于是在当晚自杀殉夫。
尽管墓志不可能再给出更多提示，但显然这些女性之所以殉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奈的客观现实，而非简单的贞节动机。
丈夫的早逝常使新妇陷入一种无依靠无未来的境地，面对巨大的生存和伦理压力她们只好选择用死来解决问题。
而所谓贞烈大义，那不过是执迷的世人加在烈女身后的道德光环。
2、 除了殉夫的烈女，更多的人活下来，熬成了节妇。
关于节妇的寡居生活状况，墓碑文的描述很多，主旨无外乎“苦节”二字。
“苦节”的重点自然在“节”，所以墓碑文不乏大量的道德铺陈。
有的篇章为了凸显节妇的坚贞，甚至不惜把她们写成是不以为苦反而似乎还的。
事实上，丧夫的痛楚、逼婚的威胁、经济的困窘、立孤的艰难，是大多数节妇普遍要面临的人生难题。
比如，来自于母家或婆家的逼婚威胁很大。
为了表示守志不二的决心，节妇们常常断发剺面、毁容自残。
有的据说是把丈夫的棺柩放到寝室内晨夕供奉，而有的干脆在墓旁结庐而居。
这些在如今看来略显夸张的行为方式，却确实反映了节妇们那时的弱势。
节妇，作为正统观念里的道德模范，却并不意味者她们就会在浮世人情中获得同等尊重与保护。
而她们能拿来抵抗再嫁命运的武器不过自我栽害和毁灭而己。
拒嫁之外，节妇还要保儿抚孤，这将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这也往往就是节妇的人生主题，她们活着的全部寄托无非在于延续那一丝微弱的香火。
《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节妇徐氏十九岁嫁钱顺理，嫁不足一年而顺理卒。
顺理无子，徐氏于是矢志守节，欲为亡夫立嗣。
十四年后，其夫兄生中子世显，过继给徐氏。
十几年后，世显又夭，“复抱其子谦贞”。
谦贞终得成立。
徐氏守节五十年而卒，五十年间为夫立嗣，子而复孙，辛苦遭逢。
大部分的节妇正如徐氏一般，她们用一生的悲苦换来了弱孤长成，宗祀永延。
再者，一般所称“苦节”主要指向的含义是绝欲少欢，即节妇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弃绝人世的一切欲念和欢乐，严守礼仪，笃意贞节。
这被看成是节妇最理想的孀居状态，受到热烈称颂。
“毁容孀居，趾不踰序，声不彻帷，终其身不茹荤，不服玑翠，而萧然如比丘尼”;王节妇夫死而“净洗铅华，长斋佛前”;吴节妇“非冬夏更衣则不解带，凡五十余年”。
除了这种以生为死的，还有视死如归的。
据墓志的描述，很多节妇即使生了病也不治疗，在她们看来，能够尽快死去见到久违的丈夫，那将是最大的幸事。
宋节妇病重，“家人延诸医诊脉、进药，皆不受”;张节妇病危，“二子忧惧，请延医视之，孺人曰：‘吾恨不及为汝父荐棺，视若曹以至于今，亡亦晚矣。
岂其手尚可使人脉乎?’二子又请命工像之，孺人曰：‘吾幽居五十年，虽至亲不面，奈何面画工，且遗其像面后人乎?” 至于朝廷的旌表行为，对于节妇本身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丝毫的欢愉，反而重新唤起满腹心酸。
正所谓：荣耀归族，心酸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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