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带来了哪些影响?唐德宗因此作出了哪些调整?

泾原兵变是时期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以此事为分水岭,兵变之前的唐德宗锐意削藩,颇有中兴明主
【千问解读】
泾原兵变是时期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以此事为分水岭,兵变之前的唐德宗锐意削藩,颇有中兴明主的风范,兵变之后他改变了激进的政策,对采取了姑息之策。
对于泾原兵变,以往多是分析其负面影响,但是其实这次兵变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唐德宗此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做了积极的调整,为之后的“”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唐德宗继位后显示出中兴的朝气 平定“”后,对安史余部采取姑息政策,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辛酉,代宗崩。
癸亥,(唐德宗)即位于太极殿。
丙子,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
丙戌,诏禁天下不得贡珍 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
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
唐德宗继位后的这些措施颇有中兴气息,他决定改变朝廷之前对藩镇姑息之策,并为此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财政上,唐德宗任命杨炎为宰相,对财政进行阔斧的改革,实行两税法,增加中央财赋。
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唐德宗注意改善与的关系,吐蕃在和宗时,趁唐朝调走西北驻军平定“安史之乱”,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陇右、剑南西山诸地,成为唐朝严重的边患。
大历十四年,唐德宗继位不久后就派出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并且主动遣返被唐代宗扣压的吐蕃使者和俘虏。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唐朝与吐蕃在清水会盟,唐朝达到与吐蕃和好的目的,唐朝的边境压力减小,唐德宗可以从西北调集部分兵力削藩。
二、都是削藩惹的祸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亲之位,被锐意削藩的唐德宗拒绝。
李惟岳于是勾结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山南节度使,以武力抗拒朝廷。
唐德宗调集兵力,坚决镇压这次叛乱。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
战争初期,朝廷的讨伐进展顺利,到建中三年(782年)二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兵败自杀,成德的李惟岳被手下大将王俊武杀死,并向朝廷请降。
魏博的田悦被压制于魏州,淄青的李纳被围困于濮州,只有这两人还在做困兽斗,此时的削藩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急躁的唐德宗走了一步臭棋,在削藩还未完全取得成功时,他就急于重新分配河北地盘,他将成德一分为三,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翼二州都团练观察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
这个分配方案让王武俊和幽州节度使朱滔非常不满,王武俊认为自己杀死了罪魁祸首李惟岳,功劳比张孝忠大,得到的封赏却不如张孝忠。
此时的深州被朱滔拿下,唐德宗却要他将到手的肥肉吐出来,因此他也心怀愤恨。
王武俊和朱滔的不满被老奸巨猾的田悦洞察,他派人联络这两人和李纳,四人决定结盟共同抵抗朝廷。
王武俊和朱滔联兵南下救援魏州,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十二月,淮宁节度使自称天下都元帅,加入叛乱。
三、泾原兵变 唐德宗急忙调兵遣将平定叛乱。
李希烈的叛乱阻断了漕运,使朝廷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唐德宗任命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带兵与各道军共同攻打李希烈,哥舒曜最初取得小胜,后来被李希烈派兵围困在襄城。
为了援救哥舒曜,唐德宗征召诸道兵马前往襄城,在长安西部防御吐蕃的泾原兵也被征调。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领五千士兵抵达长安。
士兵们希望得到朝廷的赏赐,谁知朝廷一毛不拔,没有任何赏赐,将士们。
十月三日,泾原军前进到了浐水。
唐德宗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翃犒赏军队,京兆尹王翔只准备了粗茶淡饭招待士兵们。
士兵们,将饭菜踢翻,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
” 德宗得知消息后,急忙命令赏赐泾原士兵们布帛二十车,并让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前往安抚,但是为时已晚,乱兵们攻入京城,掠夺府库的财物,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
泾原叛兵拥立被唐德宗扣压在京城的太尉朱泚为首领,朱泚为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兄长,朱滔称王反叛朝廷后,曾经写密信给朱泚,却被截获上报给唐德宗。
唐德宗虽然没有杀朱泚,但是解除了他的职务,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
此时朱泚得到泾原士兵的拥立,于是决定向唐德宗展开报复,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称帝,他亲自带兵围攻奉天,幸亏奉天城内的大将浑瑊守城有方,一直坚守到李怀光带领的朔方军赶来援助,朱泚看到已经没有攻克奉天的希望,被迫撤军回师长安,历时一个月的“”才结束。
泾原兵变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奉天避难时,唐德宗接受宰相陆贽的建议,写下了《罪己诏》。
《罪己诏》体现了唐德宗的削藩政策变得更为务实《罪己诏》写到“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罪实在予,永言愧悼”。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以忠劳,任膺将相,有以勋旧继守藩维。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
朱滔虽与贼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
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唐德宗的这篇《罪己诏》非常有名,作用也很大,它出自宰相陆贽之手,尽管如此,诏书也体现了唐德宗执政风格的转变。
首先是承认自己的过错,认为目前的危局是由自己造成的。
其次是改变了以往,到处树敌的错误策略,赦免了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和朱滔的罪过,将打击目标锁定为称帝的朱泚。
这个转变收效明显,田悦、王武俊、李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重新归顺朝廷。
李希烈和朱滔则顽抗到底,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帝,国号“大楚”,不久被朝廷击败,贞元二年(786)四月初二日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死。
兴元元年朱滔被王武俊和李抱真打败,被迫向朝廷请罪,唐德宗赦免了他。
兴元元年五月,名将李晟收复长安,朱泚仓皇出逃,逃跑途中被手下杀死。
至此“四王两帝”之乱被平定。
最后是罢除为了筹集军费而增加的增商税、税间架、除陌钱等的政策。
唐德宗由于削藩的开支大,于是决定向长安的百姓征收苛捐杂税,丧失了民心。
泾原乱兵洗劫长安时,他们打出这样的口号:“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由此得到部分百姓的拥戴。
唐德宗痛定思痛,终于决定废除这些不得民心的苛捐杂税。
因此《罪己诏》使“四方心大悦,士卒皆感泣”。
对河北藩镇起到一定打击,分化河北叛军的阵营在讨伐成德李惟岳的战争中,幽州节度使朱滔趁机扩大了地盘,成为河北实力最强的藩镇。
泾原兵变后由于唐德宗的分化,魏博的田悦和成德的新继承者王承宗倒向朝廷,在朝廷和这两大藩镇的打击下,朱滔的元气大伤,被迫投降。
由于朱滔被魏博和成德牵制,使他南下和朱泚会师的愿望破产,避免了局势进一步恶化。
唐德宗的削藩,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果,李惟岳、梁崇义被杀,魏博的田悦、淄青的李纳、幽州的朱滔受到沉重打击,称帝的朱泚和李希烈被杀死,对各藩镇起到一定的震慑力,中央的权威得到一定的重振。
采用怀柔手段削弱藩镇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对藩镇减少动用武力,他通过更怀柔的策略,削弱他们的权力。
第一是采取众分节度使的方法,减少藩镇的地盘。
浙江东西道是重要的财赋之地。
贞元四年,浙江东西观察使韩滉病逝,唐德宗将浙江东西道一分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
幽州节度使朱滔和刘怦相继病逝后,唐德宗趁机将幽州的棣州和淄青的德州划分出来,由横海节度使管辖。
第二是由朝廷任命节度使,收回藩镇的权力。
贞元十六年,义成节度使卢群病死,唐德宗派尚书左丞李元素接任。
贞元十七年,河东节度使郑儋死后,唐德宗派员外郎严绶接任节度使。
大力发展泾原兵变使唐德宗深刻领会到“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因此他加强对中央军——神策军的建设。
为了扩编神策军,唐德宗采用了三种方式。
第一是收编其他藩镇的军队。
比如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死后,他的军队被编入神策军。
第二是朝廷派神策将镇京畿和西北诸镇,将这些藩镇神策军行营。
比如唐德宗曾经以右神策军都将李晟镇凤翔,之后凤翔成为神策行营的一部分,并入神策军。
第三是不定期招募新兵。
经过不断发展,到贞元十四年(798年)时,神策军的兵力达到了十五万。
神策军的壮大,不但可以抗击吐蕃的入侵,也负责拱卫京师的安全,更给后来的唐宪宗留下一支数量庞大的精锐之师,神策军在唐宪宗时为平定各藩镇立下。
调整民族政策“奉天之难”前,唐朝和吐蕃基本保持了比较和睦的关系。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请求吐蕃出兵帮助讨伐朱泚,并承诺收复京师后割让安西、北庭两镇给吐蕃。
吐蕃发兵帮助平定朱泚叛乱后,他们向唐德宗讨要安西、北庭两镇。
由于大臣们强烈反对,唐德宗拒绝了吐蕃的要求。
两国因此交恶,之后吐蕃重新成为大唐的边患。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大相尚结赞假意要和唐朝结盟,双方在平凉会盟。
狡猾的尚结赞在平凉埋伏了三万人马,唐朝参加会盟的将士“士死者五百,生获者千余人”。
后,吐蕃频频入侵唐朝边境,成为唐朝最严重的外患。
为了解决边患,唐德宗起用了李泌为宰相,李泌提出“西联大食、北和回纥、东结,以困吐蕃”的伟大战略。
北和回纥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唐德宗放下与回纥的恩怨,主动示好,贞元四年,唐德宗将嫁给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
贞元五年,吐蕃攻陷唐朝的北庭,北庭是回纥进入西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对回纥非常重要。
因此回纥集结重兵,于贞元六年与吐蕃在北庭展开血战,经过一年多的激烈争夺,回纥从吐蕃手中夺回北庭,并且重创吐蕃。
东结南诏南诏被称为“吐蕃之右臂”,在时背叛唐朝与吐蕃结盟。
为了斩断吐蕃右臂,唐德宗派韦皋出任西川节度使。
韦皋到任后,加强对吐蕃和南诏的防御,同时对南诏展开招抚。
韦皋在西川多次击败吐蕃,收复了被吐蕃占据的领土,也对南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
吐蕃在西川被唐军击败后,将原先和南诏的兄弟关系改为臣属关系,对南诏横征暴敛,使南诏国主异牟产生了背蕃归唐的想法。
贞元十年(794年)正月初五,唐朝的使臣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确立了南诏臣属于大唐。
李泌提出的断吐蕃右臂的愿望终于实现。
唐德宗通过与回纥和亲、招抚南诏的民族政策,扼制住吐蕃的态势,到贞元末年,基本解决了吐蕃为患的问题,为元和中兴创造了稳定的边疆局势。
结语 泾原兵变对于唐朝政府来说,既是灾难,也是机遇。
它使唐德宗的削藩大计夭折,大唐差点因此灭亡。
但是,这次兵变使唐德宗改变了急躁的削藩政策,在经济上,他取消了因为削藩而临时增加的苛捐杂税,在政治上,他改变了急躁的削藩政策,改为更怀柔的方式;军事上,他大力发展神策军,使朝廷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中央军;外交上,他采纳李泌压制吐蕃的策略,基本解除吐蕃对唐朝的威胁。
唐德宗做的这些调整,为日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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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是如何回事是怎么回事?该事件给四川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中,从清十年(1671年) 大规模开始到四十一年(1776 年) 为止的移民运动堪称规模最大,历时105年之久。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浪潮究竟是这么回事?由于其时间之长,为四川又带来哪些影响? 哪些人移民到四川? “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地。
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
明清两朝虽已分省,但因相沿成习,所以仍称湖北、湖南两省为“ 湖广” 。
现代的四川人中有很多祖籍在湖广。
时期的《巴县志》中记载,自从晚明“屠蜀”以后,四川当地人为之一空,外来移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湖广人。
《资州志·杂编》记载:“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
” 看来,除了四川本地人,外地人以湖广居多,其他还有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移民。
而湖广人在四川各县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
“湖广填四川”移民来源 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湖广人广泛分布于四川各地。
早在康熙末年,从川东夔巫一带大山区到肥沃的川西平原;从成都、重庆到一些偏僻的乡村市镇;从川南的地区到川西和川西北的、地区,无处不有湖广人的足迹。
在一些州县地区,甚至整乡整村的人都是湖广原籍。
陶澍在《蜀輶日记》中说:“ 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元末明初的湖广人入蜀 湖广人移民四川的活动,历史上一直存在。
但在元末明初,曾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小的移民活动,主要分三种情况: 一是躲避战乱。
元至正十一年( 公元1351年),中国爆发反元农民起义。
红巾军刘福通起于颖州( 今安徽阜阳) ,起于高邮,在湖广的徐寿辉和明玉珍也相继发动了起义。
元朝统治者为镇压起义,进行了血腥屠杀。
居于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百继逃入四川,这就是元末所谓的“避地入蜀” “避乱入蜀” “避兵入蜀” 。
二是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的湖广人。
1357年,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
1360年,徐寿辉被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
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便在四川建立了“大夏国”。
“大夏” 国虽为时不长,但他带来了大量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而且多是湖广东北部之随州、麻城一带人。
明玉珍失败后,这些人仍留在四川定居。
三是明初入川“实蜀” 的湖广人。
在打败明玉珍、攻占四川后,为了补充四川人口不足,迅速恢复生产,曾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
修《宜宾县志》就说:“大抵来自元明者多吴楚”人。
元朝湖广行省与四川行省。
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然,元末明初的这场湖广人入蜀的活动,与发生在明末清初的那场移民潮相比,好似一场宏大交响的引子。
张献忠入蜀移民 自张献忠率农民军造反开始,到康熙时期的政策性移民,再到乾嘉时期流民自发迁移并最终形成大规模浪潮,这段漫长的“湖广填四川”堪称一部移民史诗。
“湖广填四川”移民线路图(水路) 从祟祯六年( 1633) 起到十七年( 1644),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一直转战于湖广各地。
由于常年战争,张献忠部队伤亡很大。
为了补充新战士,张献忠在湖广一带招募了许多士兵。
崇祯十一年( 1638) ,张献忠曾在湖广西北部的谷城假降于明总理熊文灿,并在驻军谷城期间,农民起义军由起初的两万人发展到十万人。
祟祯十六年(1643) 四月、五月、八月和十二月,张献忠曾在湖广的麻城、武昌、长沙和荆州等地区数次扩大部队。
张献忠攻克蕲州之后,很多“宦仆”参加农民军,被张献忠编为“新营” ,相传这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在攻克武昌时还立了大功。
之后,从武昌到长沙,再到荆州,张献忠的队伍不断扩大,甚至还在湖广地区扩大了水师,建立了“孩儿军” “食婆子营” 等。
到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放眼全国,中原地区屡经战乱,除了四川和江南,几乎没有完好区域。
为了日后能与平分天下,张献忠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
临走时,除了大批金银财宝外,数十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也被张献忠带走了。
这几十万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除一部分在作战中牺牲外,大多数人都在四川居住下来。
清军入关后,二年,清政府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
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川射杀张献忠,之后进军到成都、重庆。
从这时开始,因战争而进行的移民告一段落。
紧接着迎来的,是清政府的政策性移民。
清初政策性移民 常年战乱令整个四川残破不堪,清军只能退守保宁,招抚流民垦荒。
为了利用四川“千里沃野” 的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垦荒、鼓励湖广人入川开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但是初期并没有什么成效,许多百姓仍然持观望态度。
康熙三年(1664),四川巡抚张德地恳请朝廷下令让各省的督抚敦促流离在其它各省的四川绅民回川,仍然收效甚微。
康熙六年(1667),朝廷开始下达更加严厉的行政令,敦促川民回川。
康熙也从整治区域划分上减少移民四川的障碍。
历史上但凡四川动荡,川民就会沿河而下隐匿到湖广地区,因此康熙在行政上先是撤掉湖广总督,再设川湖总督,并且在经济、政治上给予移民便利,此外还有“招民授职”都在设法吸引移民。
四川人的移入人口终于逐渐增多,并且稳健发展。
康熙十年(1671) ,清政府并明令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政府又作了关于“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的规定。
同年,还作了凡他省人民“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分的规定。
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说,清初四川“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
湖广人大量地迁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
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
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
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
艾芜原,据《族谱》所载,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而非麻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艾芜的祖先就是在康熙中叶“湖广填四川”的背景下,来到西蜀的。
朱德同志的祖先同样也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从广东韶关移民到四川的。
朱德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母亲的回忆》,开篇就有:“我家是佃农。
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 在清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湖广等人民入川的安置工作是十分鼓励的。
城迁徙入川路 随着四川人口的充实以及生产的恢复,约从康熙五十年起,朝廷就不再鼓励移民入川。
然而统治者没有想到,这场大规模的移民仍然没有停止,甚至到了乾隆时期还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康熙时期移入大约155万人,时期限制流入,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一味放任,连带着嘉庆时期,一共流入400多万人口,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过剩。
前期四川的移民迁入与分布(1776年) 不断增加的移民中,无业流民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为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
为了遏制移民人口,清政府又开始出台整顿流民政策、实行保甲制度等,甚至查封了由湖广人修建的湖广会馆。
这些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入川移民数量,但也使得由流民组成的民间组织变得更为隐蔽。
他们散居于四川各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行踪遍及整个川东北和川西北地区。
他们甚至会自制武器,攻入县城,捣毁官役衙门,组织抗捐、抗税、闹赈、抢米、抗官、抗击清兵等活动。
乾隆末年,他们还与白莲教汇合,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
曾经为恢复生产而一手主导的移民活动,就这样成为了清代的一大社会症结,这是清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
湖广人为何自发入川? 为什么这场移民会一发不可收?除了政策原因,湖广人自身也有着不同的苦衷和打算。
初年,湖广地区数十州县经常性的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和疽疫,造成大量灾民不得不逃亡外地。
康熙二年,湖北武昌等十八个州县发生大水灾,康熙六至八年,湖南衡阳连续三年大旱,康熙十年,石首、武昌、均州、枣阳等二十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而湖南邵阳一带则发生了旱灾和螟灾。
时人有诗云:“去年火云飞,乃在五六月。
螟贼复乘之,百里同焚戮。
斗米十数钱,向售何由速,即令价不高,民穷日以整。
” 一般来说,逃荒总要选择比较容易谋生而且路程较近的地方。
四川,上有优惠政策,下有近距离地利,简直是最优选择。
雍正、乾隆年间,湖广人因灾荒逃往四川的情况一直在发生。
他们一般都较顺利地获得了土地,或者耕种,或者以小贩营生,生活相对安定。
说起来,回锅肉这道菜就与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有关系。
背井离乡的百姓,生活艰苦,逢年过节祭祖时才舍得煮大块的肉。
死人祭过了,东西不能浪费,煮肉汤里下点萝卜白菜,肉块切片回锅快炒,成就了回锅肉这道让人垂涎欲滴的家常菜。
除了逃难,也有一批手工业者和商人是主动选择来到四川。
清朝初年,随着四川经济逐渐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
四川与湖广地区有长江相连,交通十分方便,所以不少湖广人相继入川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商业贸易,并且在四川定居下来。
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年间,那些曾经入川做小买卖的湖广人,已逐渐办起矿场作坊。
据《遵义府志》记载,清初在四川的泸州、合江、叙永一带就已有“闽、广、楚、蜀之人烧窑种靛,贸易其间” 。
在四川的璧山、荣县、汉州( 今广汉县)、德阳、什郁、丹棱等许多州县,有不少乡村集镇上都建有湖广会馆和禹王宫、三楚宫等庙宇建筑。
这些会馆都是湖广商人投资修建。
清人吴好山的《竹枝词》就体现了会馆中的移民文化: 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
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
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新鲜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
“秦人”是陕西移民,他们用“秦腔”大大地丰富了川剧。
另有嘉庆年间定晋岩樵叟的《竹枝词》: 苏州馆卖号馄饨,各样点心供晚餐。
烧鸭烧鸡烧鸽子,“兴龙庵”左如云屯。
经年辛苦和安顿,各方移民一洗背井离乡的愁云惨雾,过上了劳逸结合的生活,从此扎根在了秀丽的巴山蜀水。
四川的湖广会馆 “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意义 清初以来的“湖广填四川”,显然会对四川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繁荣产生着深远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 汉唐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经常呈现由北到南的格局,而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移民运动,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 大移民的先例。
不仅如此,清初的这场“湖广填四川”活动,不再是战乱、政权更迭所导致的被动性移民,而是在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下的自发性经济移民,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十分充分。
“湖广填四川”令四川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都发生巨大变化,更是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文化进行了一次重塑。
随着移民而去的“下游与南方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四川形成了十分具有特色的巴蜀文化。
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 “ 川酒” “ 川戏” 等,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打下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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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当作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怎么回事?在当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在当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就和小编去了解一下吧! 1872年6月,李鸿章上奏《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可用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
不论是从增强国力,还是从以商养战的角度看,李鸿章所代表的洋务派,终于艰难地创办了现代工业与实业。
民用轮船公司就是李鸿章的一项重要致富项目,“养船练兵”兼得。
12月23日,他再次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不久即被批准。
当时“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
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
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及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业务。
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的沙船业濒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以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
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由于中国素来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创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
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
因此他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
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盯上了买办阶层。
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
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清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近代新式企业,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权利的困境,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具体经营,就是戴红帽子商人。
李鸿章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
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
……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
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当时垄断长江航运业的外国公司,实际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
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政策,正好适应了市场的需要。
刚开始,李鸿章任命官员经办此事,下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
可是招股一年多无人过问。
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带头认股五万两。
朱其昂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李鸿章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恰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重订局规和章程。
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
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既有洋商的竞争,也有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
招商局原价一百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二百四十两。
招商局的成功,激发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
当时的媒体刊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
华商因为看到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
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
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的关键。
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双方大打价格战,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
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
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两,这期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十三万六千两以上。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
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油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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