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代官员的收入:除了固定年薪还有“规费”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21 点击数:

【千问解读】

闲时翻阅清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县志》,发现县官和县吏工资收入差距特别大,县吏工资收入十分微薄。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

知县年俸45 两,加养廉银600 两, 计645 两; 巡检年俸31.52 两,加养廉银90 两,计121.52 两;典史年俸31.52 两,加养廉银80 两,计111.52 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 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 名。

除8 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 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 两外,其余63 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 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 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年薪六两银过什么样的生活 两三千年来,中国内部市场向来有“一米压百价”之说,政府控制以外的物价都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

清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苏州府织造(相当于中央直属纺织局长)奏报皇上说:“至于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

这是在“鱼米之乡”,川北地区江油县应在每石1.5 两左右。

县吏们一年的6 两银工资当买4 石大米。

清至时期,大米每石300 斤,4 石为1200 斤。

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 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江油县吏年工资相当于今2400 元,平均每月仅200 元。

近几年,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 元,由此可见,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竟比现在的“低保户”还差一截,自己都难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

县太爷的折中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也绝不会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的。

据清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

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

” 原来,县吏们除6 两银子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

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

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补贴吧。

“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费条规”规定:“寻常词讼一案,差役传唤,无论原、被告人数多寡,原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二两),被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三千文”,“刑房送案开单,每案原告共给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被告共给钱一千文”,“寻常案件,刑仵下乡斟验,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告各给夫马钱四百文,各给饭食钱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数加增,最远者以三千文为止”,“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原、被告给夫马饭食钱,均如刑房之数……”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 两银子。

江油县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 件计收费可达3400 两,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之多。

这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 两作为77 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是可能的。

按当时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银10 两计,一名县吏一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6 两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五六十两,供养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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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经常跳槽的战国谋士如何显示其忠诚度?

战国时期,经常出现人才流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也被描述成“”,其中的陈轸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他经常在秦国和楚国之间跳槽,在楚国干一两年,然后去秦国混,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这固然是当时的人才流动制度宽松使然,也跟陈轸本人的智慧相关。

有一年,陈轸又离开楚国前往秦国就职,著名的谋士看不下去了,就跟秦王说:陈轸这小子的忠诚度实在不怎么样,经常将我们秦国的情报出卖给楚国,跟这种人共事简直是我的耻辱,我不想他成为我的同事,“仪不能与从事”。

请大王待会问他,下回还想去哪个国家工作,如果是想去楚国的,干脆就把他杀了。

张仪先设好一个局,等陈轸来钻。

陈轸见到秦王,秦王就给他下套,问他想去哪个国家,只要你说,咱秦国就给你准备车马,提供交通便利。

结果陈轸也不避讳,地说:“臣愿之楚。

”秦王说:张仪果然没有猜错,也不出我所料,你还是惦记着楚国。

言下之意就是说张仪怀疑你忠诚度有问题是没错的。

陈轸完全不慌张,他首先交代了自己频繁跳槽的真实原因,那是和张仪两人一前一后在诸侯国之间执行连横政策,“以顺王与(张)仪之策”,其实也是提醒秦王,我这样跳来跳去是受了指令的,大王你别忘记了。

这也算是强调初心吧,上司指挥下属卧底,因为下属的行动自由度太大,弄久了,连上司都对卧底者的忠诚度没把握了,卧底者这时候强调一下当初的任务是必须的。

接着,陈轸打了个比方,说:楚国有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调戏其大老婆,遭到严词斥责,此人又调戏小老婆,小老婆却欣然不拒。

等这个楚国人死后,当年那位调戏楚国人妻子的人却愿意娶拒绝过他的大老婆,原因很简单,因为靠得住,忠诚度高。

陈轸将这个故事挪到他与楚国的关系上,他说,当今楚王贤能,是能识是非的,如果我经常把秦国的情报透露给楚国,“而常以国情输楚”,楚国的国君也会瞧不起我,其大臣们也会怀疑我,他们会不相我的忠诚度,我用情报讨好楚国,反而适得其反,就如同那位迎合调戏者的楚国人的小妾一样,必将遭到楚国君臣的唾弃,我还能在楚国立足吗?“楚王必不留臣”。

秦王一听,明白了陈轸的用意,就不再怀疑他了,张仪也恢复了对陈轸的信任。

忠诚,有时不只是用行动表现出来,还可以用言语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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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风气为什么变坏:明太祖朱元璋鼓励官员包二奶

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笑贫不笑娼,在明代表现特别明显。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来便拥有随便玩女人特权的,自然色心大动,“与民同乐”。

当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当然指有条件的)对生活质量都很讲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卫,特爱赶时髦,男士则热衷性开放……如苏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当时的风流男人,他们行为一点不检点,吃喝嫖赌样样通。

见到便会下手,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很香艳。

记录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明代的服饰很有特点,在当时颇成风尚,在当时众多爱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赶时髦”的观念。

刚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希望从服饰上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社会状态。

但这种做法把服饰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士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这也就是现代女孩子常说的“赶时髦”。

在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从朝鲜传入的,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也很前卫。

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买而服之”。

一般人认为选美比赛是外国人的发明,实际不是。

明代男人发明了“评花榜”,这就是选美。

比现代选美更刺激的是,从性工作者中间选拔,入榜的美女全部来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价大涨,嫖资翻倍。

“红灯区”治国想法祸害后代 女士赶时髦,男人爱风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开放。

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说,中国早在明代就出现了。

这种说法的事实佐证之一就是当时名妓辈出,、马湘兰、、、等等,个个貌美无比,处处留情遗恨。

当时,南京夫子庙旁边的秦淮河边,就是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尽是胭脂气。

而有名妓,自然有风雅之人去消费,即所谓的嫖客,可见当时“红灯区”的非凡热闹。

民间性交易的繁荣是宫内性生活活跃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是上层对下层影响的直接结果。

换一种说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领导荒淫的副产品,啊。

反过来,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也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

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明代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

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经”对后代的负面影响,是立国初期的不良诱导和中后期人们生活态度放纵,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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