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曾显赫一时，为什么后来不被当作作战武器了？
【千问解读】
战车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古代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就是马和马车，但是在战场上从一般的马车进化出了战车，起作用有时候就是为了冲散地方阵型，或者攻城的时候使用。不过战车也需要穿戴厚重的盔甲，那战车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看影视剧里战车出现的次数也并不是很多，可能大家还是骑马比较靠谱，而且好控制。
战车在之后的真正中也消失了，估计是发现了实战中存在的问题吧。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国殇》 与其他诗篇的浪漫主义情怀不同，《九歌·国殇》描写了一场当时激烈战斗的场面。
当敌人欲时，楚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
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
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
这是先秦时期典型的一幕战斗场景。
当时的华夏诸国基本以战车(又称兵车、甲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马拉战车驰骋在先秦时代的战场上长达千余年之久，车战也一度成为中原战争的主要形式。
贵族的战斗 殷商以降，战车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对阵双方一般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战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每部战车后面跟着徒兵，配合作战。
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戟。
春秋时的戟，是矛和戈的结合。
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钩杀的器械，合成一样兵器，可刺可钩，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河南安阳，遗址车马坑，到了殷商时期，可以确认战车已经登上中国的战争舞台，在后期的殷墟里，仅车马坑一项，就已发掘出了30座以上，出土的殷代车辆，已多达数十辆 早在周时，太公望()指挥的周军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诸反商诸侯兵会于牧野者，更有战车四千乘之多。
在的牧野之战中，周军大破商军17万(一说70万)，战车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这可以从《·大雅·大明》对战车的颂美之辞中得到证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至于《诗经》中其他一些描绘西周时代战争的诗篇，说的也几乎都是车战。
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当时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
最大的一次是王南征，曾出动战车三千乘。
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此前使用战车最多的是，据说他们在公元前1372年与埃及的战争中曾动用战车2500辆，以此观之，中国在西周时代对战车的使用规模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到了春秋时代，《左传》隐公元年说：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这是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车战。
从此，五霸迭兴，战祸不已，车战的规模愈演愈烈，公元前666年，楚伐郑，出动战车共计600乘。
在公元前634年的中，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正面对决。
一次投入兵车700乘，就以压倒优势的车阵击败了楚军。
就连中小诸侯国的军事行动也不例外，前607年，郑、宋间的大棘之战中，一次就俘虏了的战车“四百六十乘”。
到了春秋晚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以700乘兵车伐陈，已与晋城濮之战时的兵车数量相当。
而在春秋末期，与齐伐晋时，也曾派出兵车500乘。
山东临淄后李车马坑1990年被发现，1号坑内共有10辆车，32匹马，出土时车的铜饰和马具都未取下，由于这座车马坑保持了最完整的原始状态，对研究春秋时代车的驾挽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图为山东临淄后李1 号车马坑殉车综合复原图 毋庸置疑，战车上的甲士，是战车的战斗力所在。
战车上的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
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这是因为古人也与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右手用力。
因此，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执戈、矛、戟等长兵器击刺、勾杀，用力也很顺。
“车左”和“车右”各司其职，使用不同的武器，效能大为提高。
至于居中驾驭战车的则是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专门负责操作战车的行动。
当战斗开始以后，双方的战车一进入彼此弓箭的射程，两名甲首就开始对射，目标自然首指战马，次及御手和战士，因为战车是军队战斗冲锋的核心，战马又是战车的动力来源，因此削弱敌方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击战马。
对射如不能阻止对方的前进，车右就要在两车交叉驶过的短时间内(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就会，所以是从右边错毂交错而过)，同时挥戟奋击，与对面的敌手进行交锋，这时的战车车舆设计就是针对这种交锋情况，战斗的车辆没有车篷，车舆比较低矮，适合甲士挥舞戈、戟，有的车舆上还设有金属护板，保护车内甲士的下半身。
挥舞的长柄戈、戟，不仅可以触及车右或主帅，还可以触及中间的驭手。
这时两位车右除攻击对方，首要的任务是保护驭手，因为驭手没有兵器，且不能分散注意力进行自卫。
如果一次交锋未决胜负，双方即回车重新开始，事实上在大规模车战的混战中，能冲过一辆又一辆敌车而不被击毁，有能力回车再战的，无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方。
可想而知，无论是负责交战的车左、车右还是驾驶战车的驭手，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协同的严格训练。
这也就使得战车甲士成为贵族(王、公、卿、大夫和士)们的专利，《诗·周南》中就称这些“赳赳武夫”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
实际上，当时每个贵族男性成员，都要受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训练。
其中的射(射箭)和御(驾车技术)就是车战甲士必具的技能，甚至乐中的“武舞”，也是操练一整套方阵队列的军事训练。
在六艺之中，射箭技术是古代“士”最重要的练习项目。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个美女，引起了贵族子晳和子南的同时追求。
两人同意公平竞争，让女孩子自己挑。
子晳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子南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结果当然是美女爱英雄，女孩子最后嫁给了子南。
战车时代的消逝 就在春秋后期战车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自战国以降，车兵就不再是战场的主角，战车也不再起到战争的核心作用了。
这是因为战场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
相对于步兵，战车虽然在冲击力和速度上都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对地形的适应性很差。
毕竟战车无论驾四匹或两匹马，都是一个庞然大物。
虽然车体不算太笨重，但由于占地面积大(9平方米)，所以只可在开阔地上纵横驰骋;水网、丘陵、林莽、沙漠地带均不利于车战。
所以《六韬》就说，“车，贵知地形”，书里更总结了车战的十种“死地”，诸如地形险阻、道路崩塌、侧邻河川、地面卑湿，地有积水，坡度太大、土质黏滞、野草丛生等等，皆不宜展开车战。
丘陵山林或水乡泽国，更是战车之绝地。
甚至连种植庄稼的田陇走向对战车行进都有影响。
比如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败求和，提出“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就是要求将境内所有田地道路改为东西走向，以方便晋国战车从河北东向进攻。
然而，随着中华文明疆域的不断扩展，战争突破了中原地区的狭小范围，从丰草长林的塞北、到江河纵横的江南，山川险隘无不成为两军厮杀的战场。
在战争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这些不利地形中时，战车昔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它的作用不但越来越微弱，有时甚至会阻碍战斗的进程。
因此，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的战车部队与狄人的步兵在山西山区作战时，为了克服地形障碍就不得不“毁车以为行”，放弃车战，改行步战了。
而地处江南的晚至前584年晋国巫臣出使吴国，才算学会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
饶是如此，日后的吴、越争霸，仍旧是以步兵为主，并不倚赖战车。
吴王伐楚之所以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一支轻甲利兵的先锋队，它由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善奔走的能士组成，长途奔袭，将楚军追赶得没有喘息的空隙。
步兵的战斗力同样很强，在笠泽之役中，越军与吴军夹河对峙，越军以两翼步兵佯攻，掩护越王率主力偷渡，一举大败吴军。
这次战斗中越王的中军就是6000“私卒”组成的步兵。
到了战国时期之后，诸侯兼并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必须征召大量人员补充军队。
各国军队数量以十倍十几倍地增长，“”各自的军队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如对兵力的估计就是“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斯徒十万”。
这些战士都来自农民，平时没有经过车战必需的长期系统训练，各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将如此庞大的军队训练装备成战车甲士，因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然是步兵。
此外，随着城邑战略地位的提高，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敌对双方对要塞的争夺日益频繁，这就更加需要大量轻装捷足的步兵而非对攻坚战几乎毫无用处的笨重战车了。
殷商以降，战车已经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
战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可刺可钩的戟，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与此同时，的出现，更打破了战车在野战中的垄断优势地位。
古代中原战场无骑兵大抵有3个原因：乘骑之马不如驾车之马比较容易调教;马具简陋,尚无鞍、镫，难以驾驭马匹;上衣下裳不便骑马。
公元前307年灵王大胆改革，“”，使中原历史上有了第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战国中期，几乎称霸北方，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服骑射”的结果。
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则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缩影。
战国早期的《兵法》就对刚刚出现的骑兵优越性亟口称赞：“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
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
”骑兵不但兼有战车疾、猛的战术特点，而且还具备恰是战车之短的长处：其轻便灵活，较少受地形限制;其个体较小，减少了中矢的目标，其装备简单，一马便可以武装一名骑兵，而战车四马一车才能武装三名车兵。
骑兵耗费少而战斗力强，又能适合多种战术需要，使得古老的战车相形见绌。
正是骑兵在时期最后将战车赶出了中国的战争舞台。
武帝发动的几场对匈奴的战争，俱是以骑兵取胜。
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汉军出动十万骑兵，“私负从马”14万匹。
在中原军事史上，一次出动这么多骑兵还是亘古未有的。
以此为标志，战争的历史不再是甲士们的丰碑，而成为新兴的步兵、骑兵的伟业了。
显赫一时的战车不再成为作战武器，而降为运输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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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拿出三条铁证，拒绝韩国要求，不修改韩国曾是中国的附属国
而一向爱篡改 历史 的日本文部省这次却强烈拒绝，并且提出三条铁证。
韩国历史教科书 第一：国号来自中国皇帝赐名 在古代，中国十分强大，而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是很多小国觉得十分荣幸的一件事情，这些小国都热衷于向中国皇帝祈求赐予国号、国名等。
可以说，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国名都沿袭曾经中国皇帝赐予给他们国家的国号，甚至包括日本! 而朝鲜国号的来由，同样与中国皇帝有关。
公元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
当时朝鲜已是中国的附属国，李成桂为了得到的认可支持，派使者请赐予国号。
朱元璋认为其“朝日鲜明”，裁定其国号为朝鲜。
这一历史无论是在朝鲜还是中国都有很多的记载。
时期，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几乎亡国，全赖明朝的全力支持才得以周全。
明太祖朱元璋 第二：朝鲜向中国进贡 日本专家指出，自开始，朝鲜就开始向中国进贡大量的特产和美女。
而中国人很熟悉朝鲜盛产人参，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就将大量的人参作为特产献给中国。
而自开始，朝鲜开始进贡美女，一时间，元朝和明朝朝廷形成一种攀比之风，谁家来自朝鲜的女奴少，谁就会被耻笑。
第三：朝鲜国王跪地迎接清朝使者 明朝灭亡后，朝鲜以为摆脱的机会到了，拒不承认清朝和进贡，还时常作乱。
清朝建立者对朝鲜发动战争，没几天便征服了朝鲜，俘虏朝鲜王族几百人作为人质另外俘虏了近50万的朝鲜人，朝鲜国王这才臣服于清朝。
每次清朝派来使者，朝鲜的国王都要去汉城的迎恩门跪拜迎接使者，在慕华馆接待使者。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是一段屈辱，因此韩国至今对此只字不提。
如今，韩国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实在是可笑，我想除了日本提出的三条铁证，应该还有千千万万条可以证实“朝鲜在历史上曾是中国附属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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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左宗棠多次闹别扭：一失和竟成千古遗憾
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
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
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
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
”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
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
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
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就算是起胡文忠()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
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
，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
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
”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
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
”曾国藩闻言大笑。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
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
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
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
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
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
已致赙四百金。
”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
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
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
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
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
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
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
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
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
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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