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官场解密：官员整修自己的衙门为什么这么难？
【千问解读】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
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
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
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
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
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
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
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之宽阔。
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
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
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
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
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
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
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
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
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
”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
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
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
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
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
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
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
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
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
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的办法。
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
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
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
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命葺之，卒无变异”。
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
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
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
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
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
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
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
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
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
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则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
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
过七年取旨”。
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时汇编的《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各显神通了。
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
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
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
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
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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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古时候都是一夫多妻的，但是平民纳妾要这些条件！
曾经有个外国记者质问以遗老自居的辜鸿铭，以为中国的妻妾制度乃是文明之渊薮，辜鸿铭悠然地指着面前的茶盘中的茶壶和茶杯，笑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你听说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么?”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人们以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辜鸿铭留过洋，娶过妾，研究的是中国的经典，不过他的这个讲法其实大谬不然，只能骗骗洋鬼子。
事实上，一夫多妻制从西周以来就没有市场，他把中国的妻妾制度当成是一夫多妻制，简直是。
性学专家潘光旦就曾说：“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
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
……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
” 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先看看讲的笑话，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口吃，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求神明保佑，许下心愿：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
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抱怨道：这也太少了吧。
妻子说道：如果更多一点，你就会去买妾了。
故事里头描写的显然是一对平民夫妻，可是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妾的价格不高，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是个乞丐，但他也有妾。
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西汉的《盐铁论》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
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
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
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 也就是说，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除了王公贵族，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不过，到了西汉，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
现在则被提升到“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
事实上，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而且还有所限制，这点倒是可以从《明会典·律例四》中得到旁证：“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纳妾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四十岁以上;二是没有孩子。
由此可知，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
准确地说，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佣，一种福利，所以《白虎通义·嫁娶》更明确地指出：“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
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
……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 不过既然“富者盈室”，老百姓当然不服气，末年的黄巾之乱，应该说，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信，看看其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知道了，上面就特意提到“一男二女法”： 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
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
阳数奇，阴数偶也。
乃太和之气到也。
……故使一男二女也。
一男两女，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而是一夫多妻制，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
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以应九州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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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女子出嫁有哪些嫁妆？这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记载，古代的皇家甚至还对聘娶皇后的礼金，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如果，按照现在黄金的最低价格来算的话，这些聘礼最少也有一千多万人民，而且，有时候实际的支出会比规定的超出许多。
相应的，如果一个女子要当皇后，她也要准备好一套嫁妆，不过，这些嫁妆的费用都是由皇家出钱的。
比如：皇帝迎娶的侄女的时候，她的嫁妆就由宫里置办了几百担，嫁妆的数量十分之多，仅仅抬进宫中，就用了七天的时间。
并且，在古代社会，女子结婚的时候，嫁妆的多少将直接决定她日后在婆家的地位。
嫁妆丰厚的，婆家就非常喜欢，自然也会对新娘子更好。
如果，嫁妆太少，那么，这个新娘子就会被婆家人看不起，将来还会受尽委屈。
所以，古人在嫁女儿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好让自己的女儿在婆家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如果养了女儿，就要早早地为她准备好嫁妆，这样在她出嫁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
”在古代，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家人没有及早地为女儿准备好嫁妆，结婚的时候就把家里的财物拿去抵押，就为给女儿置办嫁妆。
比如：，就曾为外甥女借了两百贯当嫁妆。
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嫁妆一般都是一对枕头套或者两床被褥;再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变成了“四十八条腿”和“三转一响”;而到了物质丰富的现代，嫁妆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有房、有车、有家电等等。
各地、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所准备的嫁妆也会不同。
那么，嫁妆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中国古代，成亲的时候都有哪些嫁妆呢? 所谓的嫁妆，就是人们在嫁女儿的时候，送出去的财物，又称“妆奁”、“奁具”和“嫁资”。
根据史料记载，嫁妆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大夫辕颇负责管理国家的土地资源，他对自己管理区域内的土地大加征税，用来作为鲁哀公女儿出嫁时的嫁妆。
在民间也有这样的习俗，就是在嫁女儿的时候，娘家都要准备嫁妆。
比如：的民间女子，出嫁时会“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也就是让夫家派人来运走嫁妆的意思。
到了战国时期，嫁女儿要配送嫁妆在社会中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
根据对战国一座楚墓的研究，专家发现：当时，女子出嫁的嫁妆中，不仅有几辆车，还有许多家畜，比如：大雁、狗和猪等。
在那个时代，猪和狗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用它们来作为女儿的陪嫁，也算是重要的物品之一。
然而，大雁则是新郎到新娘家迎亲的时候，必须要带的物品之一，这就意味着“执雁为礼”，也叫作“奠雁”。
到了西汉之后，女子出嫁的时候，陪送钱财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在古代，女子的嫁妆除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外，一般还会有房子，土地或毛巾什么的。
根据记载，古代嫁妆内容和现代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古代有几样特殊的嫁妆，是现代没有的。
第一种就是陪嫁丫鬟。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在嫁女儿的时候，一般都会将她们的侍婢一起陪嫁过去，或者让她们的妹妹跟新娘一起过门到新郎家中。
这种风俗在古代很是流行，比如：东晋年间，孔珪的儿媳妇家里就比较有钱，仅仅是陪嫁丫鬟就有七、八个。
第二种是一些不祥之物。
在以前，浙江一带的嫁妆，一定要包含凶服和棺材板等物品。
所谓的“凶服”，就是在公公婆婆去世以后，儿媳妇要穿的蓑衣麻服。
而“棺材板”则是为新郎和新娘将来老了以后准备的。
如果，有的地方不方便陪送棺材板，人们就会考虑把棺材板替换成同等价值的小金棺。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一点是：新郎家里不仅不会觉得新娘嫁妆里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妥，还会为自己有一个想得如此周到且细致的亲家而感到高兴。
第三种则是“压箱底”，这是一种关于夫妻性生活的模型。
因为，这种东西不仅很隐私，而且，还具有辟邪的作用，所以，才叫“压箱底”。
实际是古代性文化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嫁妆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则是让古代的新婚夫妻们知道怎么过夫妻生活。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就是，虽然，这个嫁妆是女方准备的，但是，一旦女方嫁到男方家里后，嫁妆就成了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女方是不可自行处置的。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予。
”因为，在古代已婚妇女没有私财，没有私自处理财务的权利的。
在《广异记·费子玉》中有记载：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
”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
也就是说：丈夫可以使用妻子的嫁妆财产，丈夫使用妻子的钱财，并不需要归还。
并且，在《宋刑统·户婚》引用开元年间《户令》中：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不得追理。
综上所述，古代人结一次婚真的很不容易，不仅要遵守如此多的繁文缛节，还要准备如此多的礼金、嫁妆，这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不易之事，所以，既然选择结婚，就不要轻易离婚，不然，再结一次婚的成本就真的是太大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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